姚江-宁波平原中全新世海侵事件及古人类活动的快速响应

姚江-宁波平原是新石器河姆渡文化核心分布区,大量考古与古环境研究成果为深入探讨本地区7000年来的人地关系,尤其是新石器遗址文化间歇事件的原因创造了有利条件。本文通过对鱼山遗址地层记录的详细研究以及与区域多个遗址地层的空间对比,并对照该区自河姆渡文化一期以来古人类遗址的时空迁移过程,总结新石器文化演进中的海侵事件,并分析其与文化间歇的内在联系,初步认识如下:1)鱼山遗址从山麓到平原,地层记录存在明显差别,因此需要在不同的古地理位置获取剖面进行对比,才能重建更完整的古环境演变过程。2)鱼山遗址记录了2次海水入侵事件,分别发生于6300~6000cal.aB.P.和4500~3400cal.aB.P.,这两次事件与区内其他遗址文化层堆积中普遍叠压的自然淤积层或文化层缺失现象具有良好对应关系;研究区另有部分遗址在5400~5300cal.aB.P.也存在海水入侵迹象。3)新石器遗址时空分布呈现阶段性变化,河姆渡文化一、二期,遗址数量少,增幅小,主要分布于山麓缓坡地带,反映海水入侵造成研究区土地资源的局限性。河姆渡文化三、四期的遗址数量显著增加,且向开阔平原地带扩散,表明较稳定的海平面使研究区平原成陆面积增大,古人类对海岸带的利用快速扩张。良渚末期,遗址大幅度减少,直至商周才重新增多,反映持续的海水入侵制约古人类活动强度。上述遗址时空迁移特征反映海岸带古人类活动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响应。     

杭州北郊两个文化遗址的孢粉分析与先人生活环境研究

杭州北郊良渚和梅园里两个文化遗址的孢粉分析表明,马家滨文化期为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良渚文化早期为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良渚文化晚期为北亚热带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宋代文化层的情况与良渚文化晚期类似。孢粉—气候对应分析揭示良渚文化早期及以前为温暖潮湿气候,良渚文化晚期及以后为温和略干气候,并定时地估算了不同时期的气温和降水值。研究表明,当时的自然景观主要为湖河平原,人类生活于林草茂盛的湖滨坡岗之地。     

洞庭湖历史时期环境研究

洞庭湖在晚冰期以来经历了多次变化过程.晚更新世末至早全新世呈现深切河谷与零星洼地湖泊共存的河湖切割平原景观. 进入全新世暖期, 人类活动开始在洞庭湖平原地区频繁出现, 新石器时代皂市文化分布表明人类活动主要在洞庭湖周边地区; 大溪文化时期人类已在平原湖区中部开始渔猎活动; 屈家岭文化时期气候转暖, 洪水开始泛滥, 人类活动从洞庭湖平原中部退出; 至龙山文化时期, 气候干燥偏凉, 降水减少, 人类文化活动遗址向湖中推进, 湖泊三角洲有所发展, 湖面缩小.在以后的几千年里, 洞庭湖也同样经历了扩张与萎缩的变化.      

浙江下王渡遗址中晚全新世古环境演变及人类活动初步研究

通过对浙江宁奉平原下王渡遗址剖面样品的孢粉以及地化元素分析,结合5个AMS14C年代数据及考古学文化分层,揭示了河姆渡晚期文化时期及良渚时期该遗址所在区域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响应。研究表明：该遗址区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为河姆渡先民的定居创造了条件,植被面貌以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为主。孢粉及地化元素等证据表明中全新世的海侵使得该遗址区发生了一次文化中断,海洋的影响从河姆渡文化第四期开始逐渐消退。从这一时期开始,草本植物花粉占比很大程度地超过乔灌木植物花粉,特别是粒径不小于37 μm禾本科花粉含量的增加,推测为栽培作物类型。花粉信号揭示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开始逐渐加强,在下王渡遗址区附近可能出现有一定规模的水稻种植区。     

江苏溧阳软玉与良渚文化庄桥坟遗址出土软玉的特征对比研究

采用常规宝玉石鉴定方法、偏光显微镜和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对江苏省溧阳县小梅岭玉矿的软玉样品进行了测试研究,并与良渚文化庄桥坟遗址出土的软玉类玉器样品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溧阳软玉样品和庄桥坟遗址出土软玉类玉器样品的主要矿物组成为透闪石,但后者的w（FeOT）明显高于前者的。庄桥坟遗址出土玉器样品的δEu普遍高于溧阳软玉样品的,大部分为负异常,为轻稀土亏损型,微量元素种类多;溧阳软玉样品的δEu为负异常,为轻稀土富集型,微量元素种类少,说明两种样品应不属于同一产地或同一成因性质。良渚文化庄桥坟遗址出土玉器样品的化学成分与溧阳软玉样品的不同,这与当今考古界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玉器来源于溧阳软玉的观点有所不同。     

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古人类活动的环境背景分析——植硅体、硅藻等化石证据

长江中下游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研究该地区新石器时期气候环境变化、古人类活动和文化演化等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浙江余姚田螺山遗址是河姆渡早期文化保存比较完整的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章通过对田螺山遗址剖面植硅体、硅藻和炭屑等的分析,探讨了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期的原始农业和古人类活动的文化环境背景。7000～6600cal.aB.P.期间,植硅体和炭屑含量较低,淡水-半咸水硅藻丰富,推测为淡水或泻湖沉积环境,受海水影响较小;  从6600cal.aB.P.开始,水稻植硅体和炭屑含量增加说明田螺山先人已经开始大量种植水稻;  晚期（约6000cal.aB.P.后）海绵骨针和硅藻海水种含量的增长说明该时期田螺山地区明显受到海水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河姆渡文化早期,田螺山地区就已经开始水稻栽培,原始农业形态基本是以稻作农业为主;  田螺山遗址河姆渡文化之前和之后都可能存在相对海面较高或受海水影响的时期,其与河姆渡文化在田螺山地区兴起与消失有着一定的关系。     

商末气候变化对于稻作农业的影响——基于济南大辛庄、刘家庄遗址商代植物遗存观察

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文章通过对比济南大辛庄遗址中、晚商时期的植物遗存和济南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的植物遗存,发现两个遗址主要农作物均包括粟(Setaria italica (L.)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大豆(Glycine max(L.)Merr.)和小麦(Ttiticum aestivum L.),大辛庄遗址水稻(Oryza sativa L.)绝对数量较多,但刘家庄遗址未发现水稻。综合本地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到商末周初水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邻近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多处商周时期遗址水稻种植也普遍出现萎缩。多项地质记录表明,商末(3000 a B.P.前后)东亚夏季风快速减弱,降水量显著下降。山东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这一时期降水量减少,难以保证稻作农业所需的持续充足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水稻产量和种植规模。因此,商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水稻缺失以及山东地区商末周初水稻数量骤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     

江苏宜兴骆驼墩遗址地层全新世沉积环境研究

主要通过对骆驼墩遗址地层样品的粒度和重砂矿物的鉴定、样品中锆石形态的对比研究,铷锶值的测定与分析,了解该区域全新世以来的沉积环境及其气候变化,探索气候变化与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关系。对骆驼墩遗址文化层下的自然淤积层的粒度分析和锆石形态研究发现该区域在人类出现之前可能经历过浅水泻湖环境;  结合重矿物及铷锶研究发现,该区域在全新世早期降水量较大,气候较为湿热,之后气候逐渐变得温暖湿润,为人类文明的出现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优越的气候条件;  通过对地层中文化层样品的重矿物鉴定及百分含量分析、ZTR稳定系数及Rb/Sr分析发现,全新世的气候是不断变化的。尤其在马家浜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和广富林文化时期气候经历过温湿与干凉的交替变化过程。同时良渚文化时期的中晚期稳定系数出现了该地层的最高值,说明当时气候较为湿热,降水量偏多,这与良渚文化的消失与洪水有关的结论相一致。     

距今7000年来河南郑州西山遗址古代人类生存环境

对河南郑州西山遗址同期山麓洪积成因的自然沉积剖面样品的有机碳、炭屑含量、碳氮比值和孢粉进行了分析,根据其实验结果,结合平原地貌与物质组成特点,分析了该地区 7000aBP古代人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特征,得到如下结论：1）7300 aBP以来气候变化大约以2900aBP为界,在此之前以暖湿为主,当时当地的气候大体与今日的江淮地区的气候相当,台地上宜旱作,有机碳反映出暖湿期内至少存在5个干旱时段。到2900 aBP以近,气候旱化趋势明显,与当地现今气候接近。2）当地的地貌条件是洪积成因的向东向南倾斜的宽阔平原,虽有枯河穿过,因其具有冲沟性质而无泛滥之苦,又平原的组成物质下部是更新世洪积黄土层,顶部为全新世黄土层,很适合古代人类居住和进行旱作农业耕作活动3）以土地氮量供应不足为标准进行判断,至少在7 300 a BP前后这里已开始了旱作农业活动,这种判断与本地区以草本花粉为主的孢粉分析结果是吻合的。在炭屑浓度上,表现为早期D（炭屑长轴直径）＜50μ的具有n×102 片/ 厘米3,D＞50μ的只在近5000 aBP才断续出现,这种变化与耕作施肥技术的进步不无关系。     

早期农业聚落的野生食物资源域研究——以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为例

遗址资源域分析(Site Catchment Analysis)已被广泛应用于对史前经济和人类行为模式的研究中,有别于西方普遍采用的“遗址外”(off-site)研究模式,本文提倡一种以“遗址内”(on-site)为核心的研究方法。主要通过遗址所见大植物遗存,结合古环境研究成果,模拟复原当时的植被分布,进而讨论遗址资源域及其反映的生业经济特点。第一个案例是长江下游的田螺山遗址,属于河姆渡文化（6900～6500cal.aB.P.）,分析表明: 早期的水稻栽培活动是长期伴生于采集经济模式中的;  当时的采集经济具有广域性、专门性、季节性和强调储存性等特点;  这一时期聚落的选址会优先考虑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在步行一天的活动半径便可获得大部分植物资源,但也有一些资源分布于12小时半径之外,必须短期露营（可能与狩猎同时进行）方可获取。第二个案例是中原地区的颍河上游,分析以袁桥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聚落（6000cal.aB.P.）: 尽管 2～3 小时的步行范围内就有条件获取各类野生植物资源,仰韶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已经集中在更小空间范围内的作物栽培上。遗址资源域缩小、对小范围景观进行改造、聚落间产生土地分配和资源共享等社会关系问题——这些构成了农业聚落资源域的一般特点。比较两个案例,农业聚落的产生可以看作是一种景观环境上发生的变化。遗址资源域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早期农业社会的产生、发展及不同生业社会与周边景观的互动关系。     

潮湿环境下古代土遗址的原位保护加固研究

古遗址的保护是文物保护工作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而土质文物是文物保护中最难保护的文物,所以古代土遗址的保护已在国际上被列为专门的保护项目,而处于潮湿环境下的古代土遗址保护的课题在文化遗产实物和遗迹就地保存和展示领域就更为迫切。浙江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最重要的史前文化, 塘山遗址位于良渚文化遗址的西北部,选择了PS（硅酸钾）、WD－10（十二烷基三甲氧基硅烷）、WD－S（低聚甲氧基硅烷）、RTV（聚有机硅氧烷+硅酸乙酯）4种保护材料对塘山遗址进行了保护加固实验研究。室内实验和现场实验（2个月,6个月,9个月）的结果都表明,RTV和WD-10防水性优于WD-S,WD-10和WD-S材料仅能作为防水材料,PS材料仅能作为加固材料使用,而RTV则具有较好的加固和防水效果,且加样量越大,强度提高越多。     

长江三角洲南部平原古河谷充填沉积物特征及古地理意义

利用典型钻孔P5孔沉积物的岩性、测年、孢粉和有孔虫的分析结果，探讨了末次冰消期以来长江三角洲东南部古河谷区记录的气候波动和海平面阶段性上升过程及其控制下的古河谷沉积模式。研究发现本区古河谷末次冰消期（15～10 ka BP）以淡水湖沼相沉积为主，4 m厚的泥炭可能是新仙女木事件的反映。10～9 ka BP 发育滨海相粉细砂、粉砂沉积，反映此时海平面较为稳定。9～8 ka BP发育溺谷相泥质粉砂、粉砂质泥沉积，厚达11 m，反映海平面快速上升作用下的高速率充填。至全新世大暖期，古河谷区沉积顶界已和长江三角洲平原的第一硬土层埋深大致相同，反映古河谷已基本被填平。     

湖北辽瓦店遗址地层记录的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关系研究

用XRF和ICP-AES方法分别测试了湖北辽瓦店遗址地层样品的氧化物含量和地球化学元素含量,恢复了遗址地层中夏代文化层、东周文化层和明清文化层记录的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特征。结果表明:1)夏代文化层时期,气候温暖湿润,生态环境良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度高,有原始的手工业活动记录。2)东周时期气候开始进入干旱期,干旱程度在上东周文化层中部逐渐加深(LOI=6.98%),到了上东周文化层顶部气候进入暖湿期。该层Cu含量的异常高值(0.31mg/g)和出土的青铜器表明本文化层反映了青铜社会的繁荣期,而P含量的高值(22.73mg/g)和动物骨屑则反映了该期人们驯养、捕猎动物的普遍性。3)明清时期的气候趋于干凉,明代文化层中部有短暂暖湿期,后又进入冷干期。清代文化层中下部有暖湿特征,之后重新进入干冷期。该层Ca(均值101.5mg/g),Mg(均值60.27mg/g),Zn和Pb的高含量表明遗址曾有过制陶(瓷)业的历史。另外,Mg和Ca含量的高值与耕作区、墙壁灰浆、生活垃圾堆积等人类活动相关。Ca和Mg含量在近现代层逐步升高揭示了人类活动逐渐增强的事实。地层的平均粒径自上东周文化层(<142cm)开始出现振荡,暗示汉江洪水和季节性山洪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表明恶劣环境条件虽然促进了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但原始生态系统却遭到破坏,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正反馈效应日益凸显。     

贾湖史前人类迁移行为的初步研究——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中的运用

位于河南省舞阳县的贾湖遗址是一处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7800～9000年。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人和动物的骨骼与牙齿,这为研究史前时期中国中部地区人类的迁移情况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在本次研究中,共分析了26个人和动物样品,包括12个人体骨密质样品、9个人牙釉质样品和5个猪牙釉质样品。测定了每个样品的锶同位素浓度和87Sr/86Sr比值,结果表明猪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浓度（平均值为196±51ppm,n=5,1σ）高于人牙釉质的浓度（平均值为110±61ppm,n=9,1σ）,人骨骼的锶同位素浓度（平均值为444±173ppm,n=12,1σ）明显地高于人牙釉质的浓度。根据5个猪牙釉质样品87Sr/86Sr平均值±2倍的标准偏差确定的当地锶同位素比值范围（0.712205～0.712420）,发现14个人类个体中有5个是外来迁入的,并且从第1期到第3期人口的迁移率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在国内首次利用锶位素分析方法对古人类的迁移现象进行研究,同时也表明此方法可以很好地判断古人类迁移行为。     

湖北屈家岭遗址孢粉、炭屑记录与古文明发展*

湖北屈家岭遗址附近的河湖相沉积剖面及文化层的孢粉和炭屑分析表明,距今5400—4200年间,遗址周边地区分布有常绿阔叶和落叶阔叶林,大量的禾本科(Gramineae)和松属(Pinus)花粉及炭屑表明这一时期有强烈的人类活动,暖湿的气候条件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距今4200—2200年间,莎草科（Cyperaceae）花粉和水蕨(Ceratopteris)孢子的减少反映生境干旱化,遗址周边发育由蒿属（Artemisia）、藜科(Chenopodiaceae)、唐松草（Thalictrum）和蕨类植物组成的坡草丛;这种生境干旱化是由气候变干和强烈人类活动所致。伴随着生境日趋干旱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走向衰亡。距今2200年前,莎草科花粉和水蕨孢子含量增加表明这一时期遗址周围生境比较湿润,与此同时,大量的禾本科花粉及高浓度的炭屑指示着又一人类活动高潮期的到来。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羊毛开发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文章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的3个代表性遗址——陶寺遗址、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羊骨进行了分析,以探讨当时家羊的次级产品开发状况。研究结果表明,陶寺遗址在陶寺文化晚期、新砦遗址在新砦遗址二期与三期以及二里头遗址在二里头文化四期出土的羊,死亡年龄结构符合产羊毛的屠宰模式,说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到青铜时代早期不仅存在以开发羊毛为主要目的的养羊经济,而且当时羊毛开发经济有一定的普遍性。3个遗址中,羊在动物群中数量的增加体现了养羊经济的发展,这可能与羊毛开发经济的刺激有一定的关系。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还显示在遗址不同时期羊的开发方式存在差异,暗示当时的都城遗址与一般遗址居民或不同社会阶层与人群开发利用羊的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安徽省第四纪岩石地层序列

依据《国际地层指南》（1979）和《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2001,修订版）,总结多年的研究成果,按照多重地层划分原则,厘定安徽省第四纪地层序列,并结合年代地层和气候地层研究,试与最新的国际地层表（2004）和中国区域年代地层（地质年代）表（2002）对比。安徽省第四纪地层主要发育于淮北平原、江淮波状平原和沿江丘陵平原。平原与山麓、河谷与波状平原、河谷与垅状平原,分别平行地发育两套地层,其沉积环境不同,在剖面上相互交错;而且绝大部分岩石地层单位是穿时的     

青海湖盆地史前狩猎采集人群的石料利用策略研究

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和适应高海拔缺氧环境的机制是多学科关注的热点科学问题.青海湖盆地是青藏高原旧石器-中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最为丰富的区域,对这些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原料的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青藏高原史前狩猎采集人群的石料开发策略、人群迁徙和交流联系.青海湖盆地151遗址出土的928件石制品的石料研究分析显示,处于末次冰消期的下文化层的石制品以近源的石英和石英岩为主要原料,而处于全新世早中期的上文化层在同类型近源石料仍占主体地位的情况下,开始出现较高比例和多样化的优质硅质石料,并且主要用于生产细石器.野外调查和查阅地质资料均未发现青海湖盆地内有151遗址中出现的同类型优质硅质石料产出,推测其来自远距离搬运.青海湖盆地内其他8个末次冰消期至全新世中期遗址的3269件石制品石料分析结果显示,与151遗址同类型的远源优质硅质石料在全新世早期开始在盆地内的遗址中出现.这一结果表明青海湖盆地末次冰消期古人类活动强度和范围有限,全新世早中期古人类受到全新世大暖期气候变好和周边地区农业人群兴起挤压活动空间的双重影响,在高原上的活动范围和强度大大增加,伴随着开始有意识地开发优质石料,较频繁地进行远距离迁移和人群交流.远源优质硅质石料的产地可能位于北祁连山区和青藏高原上的陆相火山岩区,需要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揭示.该研究为深入理解青藏高原古人类的高海拔环境适应策略和移动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为理解史前人类向高原扩散的机制提供了重要信息.     

湖北松滋关洲遗址沉积环境演化及长江河道变迁

关洲古文化遗址位于长江松滋段江心洲地表之下,是江汉平原地区迄今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也是同时期规模最大的遗址,是长江中游史前文明化进程的重要佐证.江心洲何以引来古人类栖居,尚未得到很好的解释.为了探讨该古文化遗址与长江关洲段河道变迁历史及其沉积环境演化过程之间的关系,对关洲遗址典型剖面的沉积物样品进行了14C测年和粒度分析.结果表明:剖面沉积年代为约12 783 cal.a B.P.至近现代;剖面下部（11.65~6.70 m）沉积物粒度偏细,粒度曲线反映出水动力较弱、低能的河流漫滩沉积环境;中部（6.70~2.10 m）沉积物粒度粗细互层交替出现,粒度曲线反映水动力较强的边滩-漫滩交替沉积环境,属于河床堆积;上部（2.10~0 m）沉积物粒度偏细,粒度曲线反映水动力较弱、低能的河流漫滩沉积环境.基于以上分析,关洲遗址沉积演化及长江关洲段河道变迁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11.65~6.70 m）,约12 783 cal.a B.P.至明清,关洲与陆地相连,且城背溪文化期至明清之间古人类倚河而居,该阶段关洲位于长江主河道南侧的高河漫滩环境;第二阶段（6.70~2.10 m）,明清后期,为动荡的河道沉积环境,关洲处于河流凹岸,侵蚀作用加剧,长江主河道逐渐往南迁移,河道河床沉积出现,关洲逐渐演化成心滩;第三阶段（2.10~0 m）,近现代期间,关洲正式演变成江心洲,长江主河道迁移至关洲岛南侧.      

中国北方冰缘与分期

在描述和分析中国北方残存古冰缘遗迹的基础上,把第四纪晚期不同期冰缘在同一剖面内叠置的结构划分为两种类型:山地剖面冰缘结构型和平原（或高原）剖面冰缘结构型。两种类型的剖面都具有冰缘分期意义,但以平原（或高原）剖面冰缘结构型的分期结果最完整。根据平原剖面冰缘结构型的对比研究和¹⁴C定年数据的综合分析,从45000年以来在中国北方存在七个冰缘期。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为:45000 aB.P.、37000—35000 aB.P.、25000—13000 aB.P.、9500—9000 aB.P.、5500aB.P.前后、2395—1970 aB.P.和1350—1495 A.D.。因此,冰缘现象证明45000年以来在中国北方有七次明显变冷过程,即有七个旋回的冷暖交替。冰缘期与沙地中沙丘的流动期有较好的对应关系,部分地与黄土堆积的加速期相一致,并且与内陆湖泊湖面下降阶段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