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区选址问题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

和一般旅游区一样,乡村旅游区具有满足旅游者不同需求的功能要素,由多个乡村旅游园区组成。在对昆明市周边乡村旅游区调查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区的选址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依托城市的时空距离、乡村旅游地的整体经济水平、农村特色和自驾车旅游是乡村旅游发展的4个背景条件。乡村旅游区选址受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因子的影响:依托城市的出游能力、乡村旅游区的交通区位、旅游区位是3个宏观因素,乡村旅游区的聚集与屏蔽、乡村园区的周边环境状况是两个微观因素。最后从政策因素和旅游者品位变化的角度提出了影响乡村旅游区选址问题的两点补充意见。     

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及空间差异分析

乡村旅游产业是实现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产业升级、效益增长、环境改善和区域协调的重要载体和有效渠道.基于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相关统计数据,构建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并选择江苏省为案例,借助因子分析法、ESDA法,纵向维度探讨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演化状况,横向维度动态比较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空间差异,结果表明:2003-2015年江苏省13个辖市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均存在变化,其中,先升后降的有苏州、常州等六市,先降后升的有南京、无锡等五市,持续下降的有宿迁和泰州;依据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状况,将13个辖市乡村旅游划分为领先发展、增长潜力、优势提升和滞后发展4种类型;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存在区域间变化相对稳定、区域内部差异明显小于区域间差异且沿主轴方向集聚、沿辅轴方向分散的特征;同时乡村旅游产业发展重心呈现先东北后西南的演化趋势.基于分析提出江苏省乡村旅游产业今后发展建议.     

山东省乡村旅游竞争力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

以山东省17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旅游竞争力主要指标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比较排序,并进行障碍度分析,发现：山东省17地市乡村旅游发展不平衡,烟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最高,东营、菏泽、德州、聊城的竞争力较低;各地市竞争力水平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半岛沿海地区乡村旅游竞争力较高,鲁西及鲁北地区竞争力较低;乡村旅游接待与服务能力是制约大部分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提升的第一障碍因素,资源禀赋、自然环境、经济基础及客源市场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各地市乡村旅游竞争力的提高。各地市应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乡村旅游发展的障碍因素,推动乡村旅游合理有序发展。     

基于旅游者视角下的鄂西圈旅游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旅游者的微观视角为研究的切入点,对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鄂西圈)旅游竞争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直接对该区域旅游竞争力起作用的是市场需求状况和区位条件,而区域旅游资源、旅游支持因素、区域旅游管理都通过市场对该区域的旅游竞争力起间接作用;同时通过路径分析得到了相关因素之间以及相关因素对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其中市场需求的影响系数最大。最后提出了提升鄂西圈旅游竞争力的一些建议。     

基于核心力量导向差异的乡村旅游制度比较研究——对贵州“天龙屯堡”、“郎德苗寨”与“西江苗寨”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贵州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平坝县天龙屯堡、雷山县郎德苗寨和西江苗寨旅游业的发展进行观察和研究,认为乡村旅游制度主要包括与旅游资源相联系以经营权为核心的产权制度、乡村旅游主要经营组织的运行体制、政府的政策倾斜及具体管理制度3个方面内容。以此为依据,对3个乡村旅游地从制度安排视角进行了横向比较:以社区居民、企业、政府为核心力量导向的乡村旅游地在制度安排上呈现巨大差异,实质上反映出各相关利益主体的不同利益诉求和利益博弈。不同的制度安排建立在乡村景区具体现实的资源条件和经济社会条件之上,乡村旅游制度一旦被建构,又对乡村旅游发展走向产生深层次影响。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时空耦合研究

构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评价指标体系,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对2008-2018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② 山东省属于乡村振兴主导型耦合协调,两大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区域发展不均衡态势;③ 就时序性来说,山东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阶段性和波动性,逐渐由低度耦合协调向中度耦合协调过渡,但尚未演化至良好耦合协调水平;④ 就空间异质性而论,山东省各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呈现差异性和区域性,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经济水平、历史基础、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等存在空间的对应性。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

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需分类有序推进。本研究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度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划分了乡村地域类型,明确了分区发展途径。结果表明,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制约因子各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是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状况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的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锁定效应的乡村旅游产业振兴路径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破题窗口,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是践行“两山”理论、实现乡村富裕的有效实践。锁定效应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为确保乡村旅游产业因地制宜、可持续发展,分析影响乡村旅游产业发展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机理,并尝试构建内部要素、外部环境综合作用的多重锁定机理框架。传统小农思想影响下,乡村的资源禀赋、运营管理、人才技术、村民参与、村集体战斗力、制度政策、市场需求等动力因素形成正反馈机制,使乡村旅游产业地域锁定效应不断强化。结合浙江磐安管头村旅游产业的认知锁定、市场锁定、旅游产品锁定、经营模式锁定特征,提出锁定市场专业化、反锁经营老龄化的服务质量提升路径,锁定产品差异化、反锁同质低质化的文化价值盘活路径,以及锁定模式统一化、反锁封闭个体化的共建共享共赢路径3条特色化路径,助力乡村旅游产业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     

旅游产业嵌入的乡村生计空间基因图谱构建与格局分析——以山东省马套村为例

空间资源是农户赖以存续与发展以及参与产业利益分配的基础,在面向乡村旅游空间资本化过程中,重新界定乡村生计空间的内涵与范畴是确立农户权力与价值的资本依据。该文以旅游产业嵌入乡村生计空间为背景,以空间“基因图谱”的研究范式对乡村生计空间进行解析与整合,建立了包含地理物质空间、经济价值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3个维度的乡村生计空间基因系统。以山东省马套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对生计空间基因系统进行具象与实践,建立乡村生计空间基因库,并将各类基因元投影于乡村地理空间,归纳3类生计空间基因元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出马套村生计空间呈现出经济价值空间与社会文化空间相对独立、村域空间级差地租效应加剧、文化空间社会属性缺失、居民空间权能较弱等空间失配问题,提出在旅游产业驱动下村域生计空间优化的策略和建议。     

滁州市旅游产业竞争力提升策略研究

区域旅游竞争力是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综合表现。通过文献分析和德尔菲法,构建区域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滁州市为例利用模糊综合评价、IPA象限以及最优尺度方法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滁州市旅游产业竞争力去模糊值为3.764,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各制约层竞争力去模糊后的值排序如下：自然生态环境(R6)>交通设施条件(R3)>社会政治环境(R2)>旅游资源基础(R1)>产业服务质量(R4)>市场营销能力(R5);27项具体指标层中优势保持项有6项,潜在资源项有7项,后续改进项有8项,急需改进项有6项;年龄和职业特征与急需改进项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为进一步提升滁州市旅游产业竞争力,从旅游资源、服务质量以及市场营销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重庆市乡村旅游空间发展思路探索

作为一个新兴的直辖市,重庆市城乡二元结构突出,但是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市场广阔。论文探讨乡村与旅游的关系,指出重庆乡村的出路,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村发展。概述了国内外乡村旅游的基本发展情况;结合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指出乡村旅游资源的特色并对其进行分类;根据重庆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分析重庆市乡村旅游产品的开发问题;最后总结重庆乡村旅游的空间发展思路,即主城都市圈、渝西都市环、渝东北翼、渝东南翼的“一圈一环两翼”构想。     

对我国旅游研究的检视与反思——以《旅游学刊》为例

对《旅游学刊》1986-2006年发表的2111篇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归纳出我国旅游研究的现状及特点:研究领域集中在旅游管理、旅游经济、旅游资源与旅游开发,研究热点集中在饭店与餐饮、旅游业发展、旅游产品设计、旅游开发与规划方面,研究成果过于功利,研究方法单一。对我国旅游研究进行检视与反思,提出改善旅游研究的对策:确立学科地位,构建学科体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拓展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应趋于立体化、多样化。     

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ABS分析

在厘清中国旅游业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并识别出不同发展阶段下主要驱动因子的基础上,以基于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Simulation, ABS)为建模工具,构建不同旅游业发展阶段下旅游者行为的模拟模型。对旅游资源因子驱动下、市场因子驱动下和文化因子驱动下的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进行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旅游资源是影响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基础因子;随着旅游经济发展,旅游资源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市场逐渐成为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由于旅游业发展受到旅游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持续影响,文化因子对其引导作用则可能叠加在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惯性”作用之上,进一步强化中国旅游业的空间分异格局。     

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乡村旅游已成为乡村振兴战略中耀眼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因此构建兼顾标准性和灵活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中观尺度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使用“属性解析-系统整合”逻辑框架构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首先,将乡村旅游地解析出社区、遗产和旅游3个基本属性,分别对应社区发展、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子系统。依据旅游系统模型,采用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和专家判断矩阵,重点构建旅游发展子系统指标体系,涵盖目的地、客源市场、旅游通道和旅游支持系统4个一级指标和具有较强操作性、聚焦乡村尺度的31个二级指标。进而,将子系统整合并引入耦合协调发展模型,使用综合评价指数和协调发展度进行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最后,通过测评广东10个乡村旅游地,验证该体系具有较好效度和区分度。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

归纳案例地为摆脱贫困适应时代需要的具体实践过程,从“三个转向”（产业转向、管理转向、空间转向）解析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总结旅游业驱动乡村振兴的一般机制及路径,为理解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的作用提供新视角。研究发现：① 发展旅游业是旅游资源富足的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实现乡村振兴的主渠道和中坚力量;② 武陵源区主导产业由林业转向旅游业这一过程,为实现乡村振兴实践提供动力基础;景区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离,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景区游,城区住”的格局加速了武陵源区乡村振兴的步伐;③ 武陵源区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形成了“旅游产业发展→旅游小镇发育壮大→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之实践模式;④ 加快推进旅游业态创新,不断增加农民收入,加强乡风建设,以政府为主导,加速基础设施建设是资源富足贫困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共生与融合：乡村遗产地“人—地—业”协同发展研究——以听松文化社区为例

经过5000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除早已生成各自独特稳定的人居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和运行机制外,更蕴藏了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特殊的地方性知识和丰富的地方遗产资源。作为复杂多元的地域综合系统,乡村遗产的现代化过程不仅包括土地、建筑等空间要素的嬗变,更反映了伴随“人”的生计方式与日常生活的地方实践所产生的乡土社会全系统变迁。实现乡村遗产传统与现代的共生、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需要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搭建城乡内循环的桥梁,促进以“人、地、业”为核心的资源要素的流动、交互和均衡配置是乡村遗产地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共生理论是研究乡村各系统内部关系的重要理论,利用该理论可解析乡村遗产地“人—地—业”3个子系统协同发展路径。论文以河北易县听松文化社区为例,基于共生视角阐释了返乡精英带动下人口、土地和产业3个子系统协同动态演化的过程,并提出乡村遗产地共生发展的价值逻辑：① 构建乡村社区共生体;② 促进地域循环共生圈;③ 培育横向产业共生链。以期实现乡村遗产地的人、地、业要素融合与科学重构,为保护和传承乡愁遗产地的文化资源、推动乡村振兴和建设美好乡村提供可能的理论启示与经验借鉴。     

区域合作视野下的海峡西岸旅游区乡村旅游标准差异研究

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乡村旅游等级质量标准的制定与推广, 为乡村旅游产业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在区域合作框架下, 通过比较台湾海峡西岸旅游区四省(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的乡村旅游的地方标准评判项目, 发现各地乡村旅游等级标准与评定存在差异, 制约了区域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提出应从利益相关者的功能分工协作机制、检查项目指标可比评价体系、评估产品的核心价值体系三位一体构建评价标准框架系统, 进一步规范与改善乡村旅游质量评判标准, 推动海西乡村旅游星级标准区域一体化建设, 研究案例具有典型性, 可为规范乡村旅游发展提供指导。     

坝上草地旅游业的效益及对脆弱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大滩地区为例

坝上具有发展草地旅游业的景观资源、气候、区位等优势。开发草地旅游可对地方农村经济起到多方面的带动作用，但如布局不当和管理不严，会对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性影响，产生新的环境问题。因而应对坝上草地旅游开发进行统一的科学规划、监测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