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异及区位选择——以兰州市为例

城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综合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西北内陆中心城市——兰州市为案例区,基于微观物流企业数据并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了兰州市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及类型分异特征,进一步通过负二项回归模型探究了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兰州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特征显著,总体呈现出“中心为主、远郊和近郊为辅,且沿城市交通主干道呈寄生状分布”的分异格局,具体可归纳为“多中心极化”、“中心极化”、“多中心外扩”、“中心外扩”、“整体极化”与“局部外扩”并存5种空间组织形态。（2） 物流企业呈现出“两心两翼四组团”的空间集聚特征,就不同类型而言,运输型和综合型物流企业呈现出“地域均衡化,类型多元化”集聚特征,货代型、快递型及仓储型物流企业则呈现出“片区集聚化,类型集群化”集聚特征。（3） 物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与类型分异特征受交通条件、集聚因素、政府政策、土地价格和城乡差异等多元因素影响,其中交通条件、集聚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对行业整体在区位选择中的影响最为显著。（4） 从企业类型来看,货代型、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受集聚因素影响最为显著;快递型、运输型物流企业则较为关注交通条件;仓储型物流企业对政府政策更为敏感。研究结果在丰富城市物流企业区位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同时,对我国西北内陆中心城市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球—地方”视角下中国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与影响因素—— 一汽—大众案例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生产组织的“全球—地方”跨域关联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为探究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在“全球—地方”互动情景下跨域网络特征及地理空间表征,论文基于“全球—地方”生产关联与多尺度融合视角,利用整车制造一级供应链数据,分析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中国合资汽车生产网络的跨域关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全球—地方”多尺度融合为理解跨国公司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的产业转移足迹提供了良好视角。德国大众公司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嵌入中国汽车制造业体系,生产网络结构表现出典型的“全球—地方”关联特征。② 一汽—大众整车生产本土一级供应商数量的空间分布与中国国土开发的“T”字形战略高度吻合。供应商资本类型/技术掌控呈现出同类型空间集聚的地域组织模式,集聚程度呈现独资≈合资>内资的差异性特征。③ 一汽—大众通过整车厂生产转移和跨区域供应链采购,生产组织形成了以整车厂所在城市为核心、受地理边界制约的跨区域集群网络结构。④ 地理时空约束、区位优势与集聚效应、模块化生产为代表的技术革新、跨国集团的企业战略与外资俱乐部策略,共同影响了一汽—大众汽车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结构。论文通过典型案例研究,为理解“全球—地方”多尺度下中国关键性产业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实证分析了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① 2002—2016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由2002年的0.58上升至2016年的0.80;②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心整体呈“西南—东北—西北”的变化格局,移动距离和速度逐渐缩小。标准差椭圆主要位于中国中东部地区,转角呈“缩小—增大—再缩小”的趋势,由偏东北—偏西南方向向正北—正南方向不断偏移,在偏东北—偏西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分散,在偏东南—偏西北方向的空间分布趋于极化;③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空间相关关系逐渐减弱,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江苏、上海等华东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陕西、甘肃、四川等地区;④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征,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对外开放、产业集聚和交通基础设施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正向影响因素,信息化水平阻碍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上海市案例研究

大都市是区域发展的引擎,大都市产业布局是相关研究的重点领域。随着城市化发展,大都市区正在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更新,从而促使都市空间和产业格局不断优化。通过近二十年来上海市餐饮业空间数据分析,研究城市更新背景下大都市区餐饮业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分析影响因素,揭示影响关系。① 近二十年来,餐饮业总体分布格局由“一轴双核两片多点集中”的初始形态,逐步演化为“三核四轴四片多点集聚”的现状格局,餐饮业分布逐渐从“内环-中环-外环”向外扩散,呈现多方向多轴线、区轴连面的演化趋势。② 不同类型餐饮业分布与演化特征差异明显,地方菜以老城区布局为主,并向商业街区、金贸区、大学城等区域集聚演化明显;国际餐饮围绕历史租界街区布局,并向城市副中心、旅游吸引物区域集聚演化;休闲餐饮趋于城市公园、景区景点和科教中心周边集中分布。③ 餐饮业整体呈现“中度集聚-中高集聚-高高集聚”的集聚演化特征,休闲餐饮、国际餐饮的集聚演化更加显著;地理空间上餐饮业由市中心向城市东西向演化明显。④ 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条件以及旅游格局是影响餐饮业空间格局形成与演化的基础性因素;城市更新引发的公共服务与旅游空间变迁,是不同类型餐饮业格局演化的主导性因素。⑤ 城市更新改变了都市区发展肌理,促进了区域空间的结构性变化,推动了发展要素与环境变迁,不同类型餐饮业依据市场定位与选址偏好,在地理空间上随之快速响应,推动了大都市餐饮业分布格局演化与更替。鉴于餐饮业对城市旅游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研究可为大都市旅游空间格局优化以及城市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大都市区功能性多中心的产业集聚检验——以珠三角企业网络为例

大都市区产业集聚是共享市场资源、降低交易费用的地域分工结果。学术界和规划实践领域认为频密的功能联系有助于大都市区实现专业分工的多中心体系,即在多中心大都市区内部形成有机联系的专门化集聚,因而是一种理想的空间结构模式。基于理论辨析,以同城的多部门企业子母机构为参照组,试图检验企业空间组织总部-分支功能联系与产业部类专业分工的耦合性。在巨型城市功能性多中心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梳理了企业内部功能组织的多中心与不同产业部类间专业集聚的概念模型、计量方法,引入集聚规模变量以弥补区位熵、克鲁格曼比较优势等统计量的不足,并对珠三角大都市区的多中心网络格局演化开展实证。研究发现：① 2008—2017年间,企业内部子母机构空间组织的功能联系明显促进了珠三角的网络密度,提升了大都市区整体的功能性多中心,并同步大幅增加了跨城企业的集聚功能强度;② 珠三角都市区企业空间组织从产业部类分工走向功能性分工,但是企业总部并没有全然集中于广州、深圳主城区,广深走廊尤其是龙岗、宝安等深圳近圈层地区总部机构的集聚功能强度明显提升,企业分支机构尤其是商业消费门店式并不趋于都市区/都市圈的外围地域;③ 珠三角制造业为主导的专业镇模式日益式微,随着全球化波动下的产业变动,珠三角区域的“世界工厂”角色正处于转型阶段。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数字经济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驱动力,对于数字产业区位的研究则是长江经济带数字化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994—2019年1375971家数字产业企业为样本,综合利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平均最近邻指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规律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企业数量大幅增长,呈现“东（略偏北）-西（略偏南）”的集聚发展态势。② 数字产业空间分布差异凸显,总体保持着“上下游城市>中游城市”的分布状态,以“城市群-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多核心集聚分布特征愈发明显。③ 数字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制造型数字产业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区位分布主要聚集于下游的长三角一带;服务型数字产业则在全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不断向外围蔓延的态势。④ 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信息化发展潜能两个维度的多种因素影响,前者对于制造型数字产业影响较大,而后者对于服务型数字产业的影响更加明显。此外,驱动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亦更为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及驱动机制研究

“文—旅”产业融合发展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空间统筹优化和区域经济韧性提升赋能。在由“宏观—中观—微观”三维尺度复合而成的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理论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耦合协调模型和极化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空间效应,并探究该区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显示：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各子系统间具有较强的互动关系,但多数城市暂未达到良性发展状态;② 研究期内,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空间效应表现出“极化效应”显著、“回程效应”与“扩散效应”微弱的特征;③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在空间上呈现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的“核心—边缘”结构;④ 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是在资源禀赋基础力、居民消费需求力、基础设施保障力、规模效益催动力、人力资源潜在力、经济发展拉动力“六力”共同驱动下形成的。最后,根据长江中游城市群“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现状,提出强化区域联动、瞄准核心驱动力等针对性建议,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建设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联视角下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比较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从关联性视角对兰州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空间分布特征和模式进行分析,进而探讨其区位选择因素的异同。研究表明：①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空间布局均呈现出以主城区为主体、外围局部地区为补充的“中心-外围”空间格局,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主要集中在河谷地带的主城区,制造业集聚区则呈现出明显的郊区化趋势,二者在空间上存在关联的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可分性。② 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了以城市中心区和郊区国家级新区及卫星城镇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制造业则形成了以国家级新区和产业园区为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③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需在产业环境、要素禀赋以及政策导向方面进行权衡,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较为关注区域整体发展氛围,制造业企业则更注重自然因素、区位历史和产业政策的影响。④ 传统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区位选择受到地方化经济、区位资源禀赋的影响最为显著,现代型和高端型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则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导引从而形成空间集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主要依附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且交通便利的地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具有产业政策优势及土地成本优势的开发区和新区布局,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受成本要素的制约较小且更加注重集聚经济的外部效用。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结构与可达模式研究

文化娱乐业日益成为居民现代生活方式的空间载体和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论文以西安市主城7区63个街道作为研究单元,采用核密度分析、Ripley's L(d)函数等方法探测西安市文化娱乐空间的形态特征、集聚水平和等级结构,并利用高德地图API路径规划功能,基于步行、小汽车、公共交通3种出行方式构建不同等级文化娱乐业可达“时空圈”,从而揭示基于可达性的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空间模式图谱。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西安市文化娱乐业在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块状集聚—轴向延伸—等级圈层”的空间分布格局。主城区业态空间的密度热点主要位于钟楼中心区、曲江—小寨区2大集聚组团。咖啡厅茶馆、电影院剧院、歌舞厅酒吧的核心区域位于中心城区的传统商圈;网吧、公园游乐园和健身中心则于城市二至三环之间呈跳跃式镶嵌。② 西安市文化娱乐业的等级结构形成了以一级核心为主的多核心发育结构,各等级核心邻近交通网络的布局特征显著。③ 文化娱乐核心的交通可达圈在不同出行方式的约束下沿交通走廊向外延伸,呈现不同方向的“点—轴”扩展趋势,产生了不同层次的规模效应和圈层结构。④ 各文化娱乐业态类型的空间可达模式主要表现为“轴向对称”型、“轮毂对称”型和“叠合依附”型。与此同时,城东北和城西南地区的文化娱乐配置已经严重滞后于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郊区化进程。     

企业网络视角下上海五大新城地位辨析

上海市提出“五大新城”发展战略,新城建设迈入了面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新阶段。基于2001、2010和2018年全行业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论文构建了上海大都市圈内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城市网络整体特征及五大新城网络地位的格局演变,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关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呈现从以上海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单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的趋势,强联系仍然主要发生在各级市域内部,市际行政边界对网络联系具有较强的阻碍;② 五大新城仍未呈现“节点城市”的中心性特征但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距离成为“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仍有一段距离;③ 创新能力对新城入度和中介中心性的影响显著增强,新城在提升中心性的过程中也更加注重环境质量的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五大新城的中心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城市人口规模、政策优惠与公共服务完善程度也对新城中心性有着相对持续稳定的正向影响。论文从企业网络这一视角切入,为将五大新城建设为上海大都市圈内“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提供政策建议。     

产业地理集中研究进展

相关企业的地理集中有利于降低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有利于推动创新和市场竞争,也能够共享劳动力市场和基础设施,产业地理集中与产业和城市竞争力密切相关。90年代以来产业地理集中成为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热点课题。文章综述了产业区位论、贸易理论以及集聚理论对产业地理集中的解释,并对国内外关于产业地理集中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集中讨论了资源投入、市场需求、企业规模、外部经济、产业联系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揭示了产业地理集中的微观机制。     

基于距离的北京制造业空间集聚

运用改进的基于距离的产业地理集中度测度方法M'函数,利用2001北京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资料和2002北京市130部门投入产出表,研究了北京市25个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结构,以及14组投入产出关系较为密切行业间的空间临近分布状态。发现25个制造业行业在不同的距离范围内呈不同程度的集中分布,随着距离的增加,集中度基本呈下降的趋势。各行业的空间集中程度差别较大,原料指向和劳动力指向型行业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高,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相对较低。定量分析表明,比较优势和产业联系是影响北京制造业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促进北京制造业行业地理集中;产品市场竞争、外商投资和技术外溢推动产业布局趋向分散。行业间空间临近分布的集中度低,多数行业间表现为分散分布。相对而言,劳动密集型或原料型制造业行业间空间临近分布的集中度较高;资金或技术密集型行业与其他行业间空间临近分布多为分散状态。进一步研究表明,投入产出对行业间空间临近分布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基于高速公路流的东北大都市区边界识别与结构特征研究

利用高速公路收费站数据分析东北大都市区的空间边界与中心-外围结构特征。研究发现,① 中心城市高速公路流随距离的分布符合距离衰减规律,随规模位序的累积分布符合“二八定律”,但在具体的指标阈值上却表现出显著差异。② 四大都市区在空间上相连,以较小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区域主要的社会经济活动。沈阳都市区和大连都市区在城镇关联体系中已实现融合;沈阳都市区、长春都市区、哈尔滨都市区间的空间联系则相对松散。③ 高速公路流空间下,各大都市区中心-外围空间结构表现出空间圈层、功能廊道和边界切割的典型特征。     

沈阳都市圈的范围及城镇空间分布的分形研究

科学界定都市圈范围是研究都市圈的基础,采用2014年沈阳市及周边市县镇乡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断裂点和经济隶属度模型,界定沈阳都市圈范围。用经济隶属度指标划分城镇体系。用分形理论分析沈阳都市圈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为：集聚维数、容量维数、信息维数和关系维数分别为1.430 1、1.294 1、1.473 5和0.393 8,说明沈阳都市圈城镇空间向心性集聚分布较为显著,城镇空间分布的均衡性较好,城镇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形成了以沈阳市为中心呈凝聚态分布的都市圈城镇空间结构,城镇间联系较为紧密,相互作用较强。进而提出沈阳都市圈城镇空间分布优化的对策。     

Spatial and temporal trend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ourcing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outsourcing has grown dramatically, and has emerged as a strategic choice for firms searching for ways to control their costs and maintain a competitive edge. The mechanisms driving its growth are not fully understood though. In this research, we employ an approach that focuses on geographic, temporal, and industrial proximity in a mechanism that identifies the process underlying the diffusion of IT outsourcing across firms within the U.S from 2000 to 2010. We focus on the role that firm location plays in the diffusion process, and use space-time clustering techniques from the epidemiology literature to understand the diffusion process. We identify 38 space-time clusters based on IT outsourcing announcement data and the locations of firm headquarters among U.S.-based firms. When supplemented wit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such as type of services outsourced,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the headquarters, and related industry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offer insights into various types of diffusion processes that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the literature but have not been documented to date in the empirical manner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do.     

东北地区产业发展与工业SO2排放的时空耦合效应

以工业SO₂为对象,以东北地级市（ 本文“地级市”包括东北三省内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4个副省级城市。）为研究单元,运用脱钩指数分析了工业产值变化与SO₂排放规模变化的动态耦合关系及空间格局,并利用LMDI因素分解法对各地市工业SO₂排放变化从规模增长、结构转型和技术升级3方面进行解析。研究发现,在东北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工业产值规模的增长对工业SO₂排放增长呈现正向驱动;而工业技术的进步和节能减排措施的使用促进了工业SO₂排放的降低,而产业结构的作用因区域而异。在环渤海湾地区以及辽源、松原、鹤岗、伊春、七台河、绥化等以木材加工和煤电为核心产业发展的城市,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比重的上升促进了地区工业SO₂排放的增加。最后根据不同地市工业SO₂减排的主要驱动因素和限制因素,针对性的分类型、分区域提出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建议。     

MANUFACTURING LOCATION IN A POLYCENTRIC URBAN AREA: A STUDY IN THE COMPOSITION AND ATTRACTIVENESS OF EMPLOYMENT SUBCENTERS

Attention has shifted to the role of subsidiary urban centers as the new “spatial nod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a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has dispersed away from its traditional central city locat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s.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 and evolving functions of these new “centers” is crucial to predicting (or influencing) future metropolitan spatial patter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he principal employment centers within the Dallas-Fort Worth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tional choices by firms in three-digit SIC Manufacturing. First the centers are empirically identified via a methodology that “maps” employment land-use polygons onto a zip code-level geography. The industrial attributes of firms choosing such centers are then investigated using multinomial logit. The general attractiveness to firms in manufacturing of variou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enters are next studied through a discrete choice framework. Finally, a “mixed”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is specified and implemented to identify special affinities between a type of firm and a kind of location. Results of the exercise enable judgment on the utility of the employment center concept and on industrial location behavior in a modem urban context.     

北京市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子分析

制造业的空间扩散是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多极化、多中心地域系统的主要驱动力, 对制造业区位变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是认识城市空间重构机制的微观基础。本研究基于北京市1996、2001、2010 年制造业企业数据, 以邮政编码区为空间单元, 刻画了北京市制造业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特征。采用计量模型, 检验了导致北京制造业空间重构的主要区位因子, 对比了这些影响因子作用强度随时间的变化以及在制造业行业间的差异。结果表明, 北京市的制造业在中心城区的集聚度明显减弱, 呈显著的郊区化集聚;主要集聚区位于距市中心半径为15~35 km的空间范围内, 总体空间格局呈现出大都市区尺度上的扩散以及产业园区尺度的再集聚特征。计量模型计算结果显示, 区位通达度、集聚经济、科技园区规划与政策引导是北京制造业总体空间格局演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但不同区位因子的作用强度存在行业间差异。本研究揭示了北京市的制造业空间重组机制是政府规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认识到城市经济活动空间重组中市场与政府的交互作用机理, 有助于决策者对转型期大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集聚和扩散格局进行更加有效地引导, 以优化大都市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体系。     

THE INTRAMETROPOLITAN LOCATION OF SERVI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etropolitan areas, firms trade-off land and information costs. Firms that gain the most from access to the knowledge and know-how of other firms in the same sector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pay for expensive central city land. We found that legal services, advertising, and accounting and auditing services are the most centralized services in the 74 largest metropolitan areas of the United States. Maps of seven fast-growing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Phoenix, Arizona, show that central city servic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CBD. Using a logarithmic function, we found that service jobs are more decentralized in the larger metropolitan areas and in metropolitan areas outside the Northeast. Analysis of disaggregate service sectors shows significant intersectoral variation in this relationship.     

THE URBAN LABOR MARKET IN MEXICO: GLOBAL CHANGE,INFORMALITY, AND SOCIAL POLARIZATION

In this study I argue that Mexico'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has increased the dependent nature of it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nd has resulted in the weakening of organized labor and growth of the informal sector. Neoliberal policies in Mexico have accentuated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ectors and between highly paid skilled workers and those working in unskilled and poorly paid occupations. New forms of geographic dispers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contribute to the reproduction of differentiated labor markets in various regions and cities.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ose areas most affected by the global economy, such as the major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the country.

The main changes in the urban labor market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 Mexico during the 1980s are analyzed. The paper makes three main points: (1) the ability of the formal sector and especially industry to absorb labor has declined, and there is a clear trend toward a tertiarization of the economy; (2) the informal sector has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particularly in small firms and other less productive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3)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displays more marginal employment and signs of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proportions of jobs with the highest and lowest levels of 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