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型目的地入境旅游市场演化差异研究——基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市内部结构与外部规模分时段辨析

借鉴区域交通网络建构中的O-D（Origin-Destination）模型提出一个能够从3个维度揭示入境旅游目的地内外部市场变化过程的旅游O-D对接模型,以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市为案例,分析了两地入境旅游市场结构与规模的变化。通过内外部多指标对比研究,辨析入境旅游市场集中化与多样性的利弊,比较小型城市型入境旅游目的地的内外部市场结构变化差异。利用2005~2016年相关统计数据,构建了市场重要度-市场偏好和市场偏好-市场占有率2个组合矩阵,取2005和2006年的平均值与2015和2016年的平均值,对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市的入境市场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从旅游目的地内部客源结构来看,10 a间香港入境旅游市场集中度高并呈现进一步集中化趋势,而新加坡入境旅游市场多样性高且相对稳定,这与香港2003年开放内地“自由行”而内地入港旅游持续增长有关;从目的地外部市场规模来看,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出境游市场,出境游规模远超过印度尼西亚,导致香港旅游市场吨位指数也远大于新加坡。最后,结合已有研究进行文献对话讨论了市场集中化与多样化策略选择对不同规模入境旅游目的地的利弊,分析认为多样性的入境旅游市场策略有利于大型入境旅游目的地实现其全球政经战略需求等的目的。而对于小型城市入境目的地而言,集中性的入境旅游市场策略更有利于节约营销成本、获得稳定客源和实现入境旅游收入的长期稳定增长。     

基于三层级股权关系的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研究

如何更为精准地刻画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节点地位,是城市网络研究的关注重点之一。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县级空间单元为研究区域,采用全行业500强上市公司的“母-子-孙”三层级股权关系数据,构建有向加权网络来刻画长三角地区城市间投资联系水平;通过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对节点城市的网络地位进行分类;最后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的影响因素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呈现出“等级+网络”的特征。城市在网络中依旧呈等级分布;然而部分中小城市在网络中地位具有了上升通道,往往可利用资源禀赋使得其获得更高的网络地位,网络结构具有扁平化特征。② 长三角城市网络节点地位特征并没有完全遵循转变中心性与转变控制力的“高-高”“中-中”和“低-低”的匹配关系,而存在“高-中（低）”“中-高（低）”或“低-高（中）”的非匹配关系。③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城市经营环境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情况等会对城市网络地位产生显著的影响。     

非线性视角下的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过程及动力学特征

随着旅游地发展复杂性的增加,非线性研究方法成为旅游地演化研究的有效选择。以上海为案例地,运用水平可视图算法,将旅游需求作为旅游地复杂系统动态行为表征,探讨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过程及动力学特征。研究发现：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具有小世界和近似无标度网络特性,混沌动态行为特征,表现为混沌确定非线性动力系统;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处于“无序中的有序”混沌或混沌边缘,原有秩序已瓦解,系统新的属性和结构逐渐涌现,有待新的高级有序态生成;旅游地复杂系统遵循“有序—混沌（边缘）—涌现—新有序”,从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跃升的过程;外部环境和主体系统主导下的重要事件是旅游地复杂系统由低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的“关键要素”,政府学习创新能力的提升对系统阶段性演进起到“推进器”作用,旅游企业开始显现主导地位,成为未来推动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演替发展的主导力量。上海国际入境旅游客源国（日、韩、新、德、英、法、加、澳）和国内旅游外地游客市场处于不稳定的混沌区域,是影响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混沌行为的重要因素,应进行混沌控制,加强管理和引导,促进上海旅游地复杂系统新演化阶段有序态的生成。     

江苏省入境旅游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分析

以1978-2010年江苏省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基础数据,通过增长速度和特征年份区域差异变化分析等,对江苏省入境旅游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外汇收入都经历了快速增长（1978-1988）、波动增长（1989-1999）和平稳增长（2000-2010）三个发展阶段。计算1996-2010年13个地市入境旅游人数和入境旅游收入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结合比率和 ArcGIS空间分析,分析1996、1999和2010年3个特征年份入境旅游空间格局演变,得出入境旅游的绝对差异扩大、但相对差异逐渐缩小,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滇中城市群不透水表面时空变化与反常气候现象研究

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学科前沿也是热点和难点,其中城市不透水表面（IS）的热岛、雨岛等气候现象是研究重点,但有关其他气候要素的研究尚有待开展。本文以全球30 m IS数据集(GAIA)和中国区0.1°地面气象要素数据集为数据源,通过Mann-Kendall（M-K）突变检验法和贝叶斯模型等方法,对滇中高原湖滨城市群在1985—2018年间IS的时空变化特征、气象要素变化与IS的关系,以及反常气候现象进行了刻画。结果表明,相较1985年滇中城市群的IS面积增加了227.56%,2007—2018年增长速度达到最快（89.85 km²/a）,主要在S、NE、SE、W 4个方向扩张;34 a滇中城市群气候整体经历冷湿（1985—1995年）、暖湿（1996—2006年）、暖干（2007—2018年）3个快速转化阶段;IS具有显著的“热岛现象（气温+0.63 ℃,长波+4.49 W m²）”“雨岛现象（降水+38.27 mm）”“湿岛现象（比湿+0.51 g/kg）”“风速低岛现象（风速-0.025 m/s）”和“气压高岛现象（气压+602.64 Pa）”;滇中城市群的长波辐射主要分布在313~329 W m²、比湿8.9~9.9 g/kg、气压76235~79946 Pa、短波186~194 W m²、降水840~876 mm和876~998 mm、风速2.08~2.38 m/s、气温13.85~15.85 ℃区间内,且显著受IS分布影响。IS对气压和湿度的影响具有“气压反温度现象”和“湿度反常现象”,这可能与副热带高压带控制、海拔和大型湖泊（湖陆风）影响有关。     

贵州省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气候环境对人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在全球变暖和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加剧的背景下,避暑旅游已经成为全球旅游者夏季出行的重要选择。贵州省作为中国国内主要的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针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开展。本研究通过对贵州省避暑旅游现象长期的跟踪调查,获取2015—2019年间有效避暑旅游流线路数据2177条,运用复杂网络、GIS空间分析、QAP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避暑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避暑旅游流网络规模大、密度低,集聚特征明显,网络发育不完善,具有显著的“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城市和景区分别呈“板块”和“点轴”状分布,旅游流线路具有“基营”和“环线”式结构特征。② 交通中心城市和核心景区是避暑旅游流的集散中心,贵阳在整体网络中具有突出优势和无法替代的地位,避暑旅游城市和景区在空间上相互交织,形成“贵（阳）安（顺）-荔波-凯（里）镇（远）”的“▽”空间结构。③ 避暑旅游流空间分布受气候舒适度、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禀赋、接待服务能力和交通便捷程度等因素共同影响。最后,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旅游统计数据改革、网络空间结构优化等方面,对贵州省避暑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对策建议。     

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对区域旅游创新发展的启示

建设“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是长江经济带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导向。“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提出意味着“旅游长江”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于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而言,其价值为：①从空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从“区域旅游”向“流域旅游”的空间拓展;结合城市群崛起,联动未来以跨区域完整的地域自然山水和文化生态单元,将形成中国区域旅游发展空间的主干骨架。②从时间维度看,首次实现了旅游业发展从区域“支柱产业”向“全局战略性产业”提升,使得区域旅游业发展向同时兼具“产业”和“事业”特征的旅游业本源属性回归。③从对外开发合作看,首次实现了“国内区域旅游发展”和“对外国际开发开放”的联动对接。以国内开发促进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统筹联动式开发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流域性区域旅游发展模式,也催生出一系列区域性的的研究命题,结合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国家区域重点发展战略,这些命题主要包括“旅游业发展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融合发展”、“城市群旅游与生态功能区旅游对接协调”、“城市群旅游业一体化整合提升”、“生态功能区旅游主业化改革推进”、“沿海、沿边旅游业国际化开放对接”、“流域性旅游业综合治理”等。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

基于1997—2017年中国60个城市入境旅游经济发展数据,辅以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时空格局,并借助二次指派程序方法对合作网络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 中国60个入境旅游城市合作网络强度逐渐增强,国家层面合作网络结构逐渐显现,合作强度前5名的分别为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北京—天津、上海—苏州和上海—深圳。② 整体网络特征上,网络密度逐渐增加,整体网络通达度在提升,城市“领导者”地位在下降,网络整体均衡性在提升,且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区间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城市合作最紧密,西部地区城市次之,中部地区城市紧密度最小。③ 个体网络特征上,将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分为外向型、内聚型、均衡发展型和孤立型4类,且权力角色上呈核心领导者、次核心领导者、一般合作者和边缘合作者的“核心—边缘”分布格局。④ 地理空间邻近性、旅游资源差异、旅游接待能力差异、城市规模等级和旅游交通情况的相近性对网络提升具有显著影响,对外经济贸易差异对中、西部地区城市旅游合作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对整体网络和东部网络的影响是负向的。     

不同时间尺度周期的旅游客流量波动特征研究——以西藏林芝市为例

采用季节指数、滤波分析和集中指数、饱和曲线与峰值指数等方法,对林芝地区旅游客流波动特征从年际、月份和日变化三个尺度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0年-2014年,林芝地区旅游接待总人数呈现大幅度增长,绝大比例来自国内旅游;旅游发展经历了探索期（1990-2000年）、参与期（2001-2006年）和发展期（2007年至今）三个阶段;旅游季节性波动特征明显,且季节强度指数呈现出明显的“倒V”型,其中每年5月-10月为旅游旺季;相对于季节波动地区日变化更为突出,在五一、端午、十一等小长假期间出现高峰且节假日客流分布集中。分析认为,国家和地方的政策制度、交通可达性、突发事件对林芝地区旅游的发展影响很大,造成入林客流量不同程度的波动变化。     

战略耦合演化视角下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

在全球政治经济变局和多尺度危机冲击语境下,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当下经济地理学探究区域发展动态的核心议题。区域经济韧性不仅有关本地经济属性和适应力,更受到外部联系动态的影响,在范式上需融入多尺度网络动态观。本文将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中的战略耦合概念纳入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区域经济韧性思想中,对两部分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梳理对比。在此基础上,以战略耦合不同模式（即耦合、去耦合、再耦合）为切入点,构建了一套基于“战略耦合演化”的区域经济韧性分析框架。研究结论：① 任何一种战略耦合模式,均是一种“战略性求变”和“语境应对”的能动行为过程,是理解区域经济韧性尺度性与能力来源的核心。② 两者在“连接度”“语境敏感性”“路径发展”概念上有较高的思想共性,相互融合可提升区域经济韧性的理论内涵。③ 战略耦合的能动主体、目的、嵌入性程度及方式是理解区域经济韧性特征和机制的关键,有助于从“地方-全球连接互动”的视角来综合分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初始属性（区域优势）、过程（恢复、更新和转型）、能力（恢复力、转型力和更新力）和结果（多元路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战略耦合演化视角有利于破除以往“区域主义”韧性思想,能更科学地剖析区域经济韧性的多尺度语境依赖、多主体能动过程和多要素互动机制。此外,有利于推动关系与演化经济地理范式的融合创新,对“双循环”战略下中国企业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现实意义。     

引入调节变量的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影响分析——基于1999~2014年香港季度数据的实证研究

引入调节变量,采用香港1999~2014年的季度统计数据建立一个新实证模型,利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非平稳数据分析方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系统分析了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 入境旅游、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之间存在相关性和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的带动性高于经济增长。② 入境旅游与消费物价、经济增长和消费物价、入境旅游和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入境旅游发展必然带动经济增长并影响消费物价。③ 入境旅游对消费物价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是入境游客规模扩大和结构单一;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影响当地底层民众生活品质、损害当地旅游形象和主客感情;对策主要为拓展入境旅游类型并使旅游发展红利惠及底层民众。     

泰国旅华市场时空结构与拓展策略研究

泰国旅华客源市场在我国入境旅游市场中一直占有重要比重。基于大量统计数据,运用时间变化强度指数、季节性强度指数和地理集中指数等定量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泰国旅华市场的时空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进行系统性研究。结果表明：时间上,泰国旅华市场从1985-2012年经历了初始发展、曲折发展、恢复发展和波动回温四个历史发展时期,旅华客流年际变化呈现明显波动——强力波动——趋于和缓的变化特征,年内月季分布集中性较强,主要集中于一年中的3-5月和9-11月;空间上,泰国旅华游客在我国地域分布较为集中且相对稳定,旅游客流主要流向云南、广东、浙江、江苏、四川等省区和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成都等热点旅游城市。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拓展泰国旅华客源市场的相关策略。     

中国入境游客旅游消费总体趋势与区域差异:1996~2005年

采用1996~2005年入境游客旅游消费的截面数据,通过构建评价表征指数,对中国入境游客消费变动以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过去10年,入境旅游人均消费水平显著增加,但仍属于滞后性消费。旅游消费结构"九五"期间有较大变动,"十五"后趋于稳定合理。从入境旅游消费区域差异看,相对于区域旅游外汇收入,入境游客区域差异变动和消费结构呈现稳定状态;但是相对于旅游外汇收入水平,接待境外游客较多的地区恰恰也是人均消费水平相对偏低的地区,这些地区近10年来入境旅游外汇收入增长的主要助推因素仍主要来自接待入境游客规模的整体扩张,游客消费水平并没有质的提高。因此,塑造和完善旅游消费体系和保障体系,营造宽松的旅游消费环境,通过旅游产品供给结构优化调整来促进旅游消费质量的提档升级,将是实现入境旅游发展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战略转型的关键所在。     

25年来秦俑馆旅游生命周期与结构变化研究

将旅游地的成长看成是有生命的自组织过程,以1980-2005年统计数据,着眼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客源结构、人均消费及旅游收入的变化过程分析,从新角度探讨了旅游地的成长与结构变化的关系,丰富了对旅游地生命周期的认识。结果发现,秦俑馆入境旅游呈“扇贝型”增长,国内旅游为“主循环-再循环型”周期波动,入境游客在总游客中所占比例逐渐提高,人均旅游消费额不断提升,致使旅游经济收入摆脱了客流量生命周期的影响而得益延长,为我国国际名牌旅游产品从外延性客流量增长走向内涵型旅游收入增长提供了某些借鉴。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地理格局

运用基尼系数、首位度分析、热点分析和Pearson相关分析,从全国和地区两种尺度对1978年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旅游业发展格局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① 旅游业发展格局的整体特征是东高西低,南高北低;入境旅游长期呈现极化分布的特征,广东是入境旅游的“极核”,京—沪处于第二梯队,甘—新—青—藏—宁发展滞后;国内旅游经历了极化分布到均衡分布的过程。② 旅游业发展格局阶段性特征：现代旅游起始阶段——入境旅游极化严重,广东地位举足轻重;国内旅游培育阶段——入境旅游空间结构未变（广东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国内旅游总体极化分布;旅游大发展阶段——北京入境旅游地位逐渐被上海取代,国内旅游总体均衡分布;旅游新常态阶段——入境旅游空间结构改善,国内旅游第一层级省份明显增加,出境旅游稳步快速增长,北京、上海引领出境旅游人均消费。③ 影响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因素比较多元：政策、管理制度、旅游需求、旅游吸引物、经济水平、消费水平、产业发展、投资状况、交通条件、食宿服务、中介服务和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研究

南非拥有独特的旅游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体制的转变为南非入境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本文运用地理集中指数、旅游产业绝对集中指标、季节性强度指数等定量方法,在南非入境旅游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南非入境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和南非入境游客旅游心理行为,从而为优化南非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未来发展提供依据。     

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点旅游城市为例

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性进行探析,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为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实践提供理论依据。选取入境游客人天数作为入境旅游发展水平的衡量指标,采用均值比率对中国重点旅游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差异现状进行分析,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旅游产品、知名度、区位条件和对外经济等因素对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的影响和作用。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城市入境旅游发展差异很大,区域集中性非常突出,入境旅游发展较好的城市大多位于东部地区;对外经济因素对城市入境旅游的发展影响最大,知名度次之,旅游产品和区位距离的作用较小。     

近30年来中国航空客运与入境旅游的关联效应及空间差异划分

利用1978―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及2009―2010年中国31个省区截面数据,采用协整分析和相关分析法,分析了入境客流量与民航客运的关联关系及空间差异,结果发现：1）从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看,入境客流量与国际航空客运量和国际航线里程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国际航线里程与入境客流量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两者相互促进发展;入境客流量与国际航空客运量间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入境客流量增加能有效促进国际航空客运量的增长。2）从31个省区的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入境客流量与民航客运量呈明显的线性正相关。以入境客流量市场占有率和航空客运量市场占有率为指标,将中国31个省区划分为高客运-高入境、中客运-中入境和低客运-低入境3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