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局部空间统计的产业集群空间分析——以北京市制造业集群为例

将集群识别与空间分析相结合,通过全国集群模板识别产业集群,进而利用局部空间统计方法,探测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特征。利用2008年北京市和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从产业联系的角度识别了北京市制造业集群,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测度了北京市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分布现状与布局特征。研究发现,北京市制造业集群主要分布在近郊区并向远郊区延伸,资源条件、政策环境、交通区位、历史因素等多种区位因子均对集群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从总体分布来看,北京市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存在分布比较分散、功能重叠或与区县功能定位不符等问题。未来在政策制定时,应进一步强化北京市制造业集群的空间集聚,发挥区域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并不断依托产业园区优化集群发展环境,引导符合区县功能定位的制造业集群发展。     

企业海外集群与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和区位选择均是当前理论和政策的热门话题,着眼于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由于东道国国别经济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较为注重特定的国别状况,东道国经济规模、人均收入、贸易开放、资源条件等因素均构成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此外本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海外集群也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不可忽视因素。利用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构造二值选择模型,并使用浙江省在某东道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度量在该国的海外集群状况,研究发现:企业海外集群是东道国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区位优势,并且这种区位优势在资源越丰富和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发挥的作用也越大。为了消除回归的内生性问题,使用地理距离作为企业海外集群的工具变量,通过二阶段二值选择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且通过分样本实证研究发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企业海外集群吸引新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均保持不变。结果说明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海外集群具有自我延续性,也反映了信息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中的重要性。     

产业转型背景下创业区位选择和集群空间演化

以广州软件和信息技术产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产业范式转变背景下地方创业区位选择对产业集群空间演化的影响。结果显示：初始资源富集和政策环境导向使特定空间成为创业的优势区位,早期第一代创业企业在其中集聚发展形成集群雏形,并在关系网络和区域认同作用下形成产业集群空间核心区。第二代创业企业在产业转型契机下选择开拓缝隙市场,新的区位诉求由此产生并作用在集群的空间演化上。总的来说,产业转型期同时也是集群空间转变的关键时期,创业企业通过区位选择可以改变集群的空间形态和层次。     

产业地理集中、产业集聚与产业集群:测量与辨识

本文综述了产业地理集中、产业地理集聚以及产业集群的测量与辨识方法。传统的测量 产业地理集中方法包括集中系数、变差系数、赫芬代尔系数、赫希曼- 赫芬代尔系数、信息熵、锡尔 系数以及基尼系数等, 这些系数测量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 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 集中的影响。基于企业区位选择模型, 经济学家发展了测量产业地理集聚的指数, 控制产业内企 业规模分布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响。无论地理集中指数还是地理集聚系数都以行政单元为基础, 仅描述单一空间尺度上的产业区位模式。Ripley 的K 函数通过计算某个企业一定距离内的邻居 企业个数来测量产业的地理集聚程度, 可同时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相互联系的 一群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构成了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的辨识不仅要测量产业间联系, 也要考 虑产业地理临近性。区位商和标准化区位商法、空间相关与产业联系法、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 多元统计方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图谱分析方法等可以用来作为辨识区域产业集群手段。     

地方创业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本文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地方创业视角的产业集群转型机制研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采用个人—组织—外部环境交互反馈的分析框架,从产业集群促进地方创业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以及地方创业主体战略促进集群转型两个方面,梳理现有关于地方创业与集群发展的互动关系的成果。主要研究成果为：就地方创业的孵化而言,集群内成功创业家正面的示范效应是促进创业意愿产生的主要因素,而个人在集群内商业网络的社会根植程度能促进潜在创业家对原所在集群的区位偏好,从而促进创业活动的本地化发展。就地方创业的成长而言,应该关注集群内组织生态结构和创业生态系统环境,以及新创企业成立后与本地母体企业的动态组织联系。同时,地方创业主体也是产业集群的积极塑造者。以珠江三角洲为例的研究表明,在核心城市(广州)的成熟集群内,新一代创业企业通过自主区位选择可以改变集群的空间形态和层次;而在边缘城市(揭阳),本地企业的制度创业行为是集群升级的重要途径,本地创业家通过多地理尺度的认同反馈战略,吸引外部资源并构建跨地方的合作网络。最后对地方创业与产业集群互动关系的研究内容和方法进行展望。     

碳管控政策下制造业空间转移与碳排放：微观机理与空间效应

本文从碳管控政策下的制造业空间转移和碳排放相互作用机理分析出发,使用融入区位要素的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构建了基于碳管控政策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引力机制与离心机制,推演制造业空间转移对碳排放格局的“重塑机制”。从实证的角度,运用基于参数改进的空间临近影响模型与地理加权回归法验证了制造业空间转移、碳管控政策对碳排放格局影响的空间效应,为中国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建议和实践指导。研究发现：(1)碳管控政策对企业生产行为与区位选择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离心作用,限制性碳管控政策倾向于导致制造业企业区位转移。(2)无论何种碳管控政策,企业都倾向于以碳排放上限进行生产,地区碳排放是企业生产行为和区位选择、碳管控政策选择共同作用结果。(3)从“十二五”到“十三五”时期制造业空间转移呈现明显的跳跃式扩散和就近扩散的特征,产业转出地和转入地分布集聚。(4)区域碳排放格局是政府和市场通过引力机制和离心机制作用于企业的均衡结果。低碳和高碳制造业企业在转出地和转入地之间的转移使得碳排放格局呈现相对集聚-相对分散-绝对集聚的状态。(5)“十三五”与“十二五”时期相比,碳管控呈收紧态势,政策强度和力度...     

城市区位条件与企业区位动态研究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产业聚集对科技园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产业聚集对科技园FDI区位决策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产业聚集自身的优势对FDI所产生的吸引力,包括成本优势和累积优势;二是产业关联效应对FDI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也表明,外商投资中国更注重的是当地的产业关联和聚集效应.聚集因素对科技园区企业区位决策影响程度越来越重要.这一结论对于推动中西部地区科技园区产业聚集的形成和产业集群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中西部地区应加强科技园区等优势区位的建设,通过完善的产业配套和良好的产业关联效应等优势来吸引外资,逐步形成并大力发展能够体现和发挥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     

区位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从经济区位论的角度,研究了区位政策的目标和手段、以及它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提出以下观点：①各级政府或决策部门可通过一定的区位政策,如区位投资环境的改善、区位补助金和区位倾斜政策等来诱导或限制个人或企业的经济活动行为的空间选择,最终实现国土的有效、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②区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可以使利益空间的界限扩大或缩小,加速或缓减产业的空间集中或分散,刺激新产业区位生长点的形成,以及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等。     

环境管制影响下的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机制

环境管制已成为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动的一项因素.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多采用统计数据的模型分析方法,但对环境管制发挥作用的方式和程度却存在很多争论.本研究以广东佛山市陶瓷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半结构式访谈分析方法,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 迁出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以及在(产业) 迁入地对佛山陶瓷产业区位选择的拉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 环境管制是影响污染产业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并且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迁出地环境管制将通过企业行为影响迁入地环境管制.② 探讨环境管制对企业区位变化的影响机制从政府和企业行为互动的角度具有很好的解释,而非仅考虑治污成本的影响.③ 在中国式地方分权的背景下环境管制成为地方政府调控本地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但“污染避难所”假说是否成立仍然是一个难题.     

河西走廊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分析

基于扎根理论研究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研究发现,园区集群化发展需要园区企业有效利用其显性契约、强化关系契约,提升联合规划、联合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河西走廊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水平要运用组织生态学中的内外因视角发现问题,使外因为内因变化提供更好的环境;依照产业园区集群化发展模型,增强企业根植性、创新性和开放性,强化园区企业契约关系,推动集群向创新集群发展。     

地理邻近、关系邻近对农业产业集群创新影响——基于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实证研究

以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运用ArcGIS 10.0软件的空间邻近分析,Ucinet软件的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多维邻近性视角探究蔬菜集群企业的地理邻近、关系邻近特征及两者在集群企业创新中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蔬菜集群企业具有明显的地理集聚特征,企业的空间邻近有利于集群创新氛围的形成;② 集群企业及各创新主体间拥有紧密的关系邻近网络,关系网络中多核心节点,促使创新资源、隐性知识、新技术等的扩散与传播;③ 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关系邻近对蔬菜产业集群创新作用更显著,永久性地理邻近在寿光蔬菜产业集群创新中仍然起到正向作用,但作用要弱于关系邻近。说明多元关系邻近在集群创新过程中能够对消除过度的地理邻近、单一关系邻近造成的创新锁定起到作用,同时还为全球化背景下农业集群创新提供新的渠道。     

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异质性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以南京市街道（镇）区划尺度,采用文化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运用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演化过程及其企业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①南京市文化企业在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②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高的负向空间整合性,不同街道单元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中部的近郊区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东南、西北部的远郊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更大的波动性;③产业历史集聚基础、路网密度、高等院校等因素对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突出,表明南京市文化企业选址会考虑到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企业技术、人才的输入源以及交通通达性。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通道及溢出效应——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是多种关系集聚作用的过程,而现代农业集群发展离不开地方与全球背景下的前后联系,因此研究地方与全球联系下的农业集群创新及其溢出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论文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利用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集群创新联系的作用通道及溢出效应,研究表明：① 集群地方联系包含强关系的本地企业网络和弱关系的官产学研网络,其中本地企业网络集聚现象较突出,企业间联系紧密,两关系网络中核心企业对资源信息均具有较强控制作用;② 全球通道作为集群外部弱联系,网络联系密度较低,其网络整体显示出结构洞特征,且网络核心节点企业对海外异质性资源表现出较强控制性。在测度集群创新溢出效应方面,空间误差模型较其他模型更优,其中集群本地企业联系、企业间空间邻近、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均会起到一定促进作用。进一步机理分析表明,地方联系和全球关系通道在集群创新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其强弱关系互动是异质性创新资源扩散、吸收与利用的关键。     

农业产业集群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基于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当前农业产业集群研究的重要内容,掌握集群创新状况对指导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实地调研的数据,利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对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企业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寿光蔬菜产业集群规模已接近最优状态,综合创新效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仍未达到最优状态,主要原因是集群在科研技术投入、创新资源利用配置等方面不足造成的。进一步Tobit回归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企业知识技术吸收扩散能力、政府财政支持力度、企业家创新精神和企业发展的外向性与农业产业集群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企业规模对农业产业集群企业创新效率影响并不显著。最后,根据集群创新影响因素分析,提出发展建议。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企业作为产业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三省115852条有效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特征,并运用OLS模型和GWR模型解析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结果 表明:...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以“寿光模式”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在对农业产业集群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四阶段”模型及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并挖掘了“寿光模式”的“集群”本质。结论表明: ①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创新发展:首先是从农业产业集聚开始,并经由专业村到产业集群,再到乡村创新极演化; ② 促进农户的企业化演变是农业集群及其创新体系形成的第一步。创建产业网络是农业产业集聚和专业村向农业产业集群升级的必备步骤,农业创新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农业集群走向成熟; ③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也经历了这4个阶段。各类各层主体通过知识增长、知识流动和知识采纳提高自己的内生能力和外部契约关系,并通过知识和创新网络实现五大维度上的协同创新,一起促进企业（农户）、产业（网络）、技术、制度和空间“五位一体”的协同演化,是农业集群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     

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尺度效应与动态演进

基于2005年、2013年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综合运用最近邻指数、Ripley’s K函数、空间热点聚类等分析方法,探究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空间布局、集聚尺度及热点分布区域等空间点格局特征,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不同尺度下长三角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甄别,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不均衡,制造业企业总体和行业分样本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性,空间集聚态势随地理距离的变化先增强后减弱,具有尺度效应。制造业企业的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由南京、苏州、无锡、常州、上海、杭州、绍兴及宁波为连接节点的 “Z”字型发展轴线上。长三角制造业郊区化现象较为普遍,绝大部分地市的制造业企业主要集聚在远郊。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存在尺度差异,产业结构和融资环境的作用在不同尺度下均具备稳健性,其中产业结构为影响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主导因素,其作用强度远大于其他影响因子。区（县、市）样本中用工成本对制造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提升。     

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以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工业园为例

从分析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特征入手,基于区位、成本、政府作用、外部辐射及制度文化因素等多个角度,把促进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的发展动力概括为先天条件的原动力、地方政府的主导驱动力、发达地区的辐射作用力、制度与文化作用力、学习与创新作用力及园区的自增长力6个方面.并提出培育产业集群,促进园区内企业与当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加强外来企业的根植性,使外来企业真正实现本地化的根本手段.     

Chines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Southeast Asia: An examination of policy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n expected experimental way of promoting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by inventing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ocal host countries. Policy mobility, a classic theory with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addres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policies, has implications for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policies are not easily moved directly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nstead, policies are embedded due to the role of local actors in policy mobility. This article firs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seven China-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iden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analyzes their key participants. It then discusses policy mobility by looking into the roles of revenue, land, and talent in developing these industrial park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se park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mplicate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of host countries, huge pressure from enterprise investment capital, the lack of overseas service platforms, and underdevelope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re put forw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