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构成及运行机制研究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典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论文以系统论为指导,遵循系统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从学理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内涵及要素构成进行辨析,并围绕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划分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主要由基础要素(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核心要素(多元经营主体和乡村文化)、驱动要素(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和管理要素(制度和政策)4种要素构成;依据乡村生产关系变革、经济体制变迁、城乡关系转变等规律,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4个时期,不同时期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不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特征表现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支撑与约束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以及调控与反馈机制推动自身运行发展。从要素功能、结构关系、协同等视角去审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状态、诊断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或障碍因素等,将成为未来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的重点。     

基于遥感分析的无锡市城乡过渡地域嬗变研究

对无锡市30年遥感影像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无锡市城乡过渡地域用地形态主要以郊区农业形态存在,从1998年以后,郊区农业形态消失.城乡过渡地域从行政区划概念下的郊区嬗变为具有新型城乡关系的城乡耦合地域,但行政区划的调整滞后于空间用地形态及社会属性的嬗变;通过建立嬗变模型,分析影响无锡市城乡过渡地域的嬗变因素,外部控制因素主导着城乡过渡地域嬗变,同时引导内部控制因素变化,并且城乡过渡地域嬗变具有不可逆转性,城乡统筹规划中应强化乡村外部条件促进乡村发展.     

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测度方法与时空特征

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有利于优化城乡关系,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界定了城乡要素内涵及其流动类型,提出了城乡要素流动的测度方法,定量分析了中国省域城乡要素流动的空间格局与演进特征。结果表明：(1)城乡要素流动是指影响城市与乡村发展的要素变化,可划分为内流动、互流动、区际流动3种类型;(2)中国省域城乡人口、土地、资本、公共资源、农产品及非农消费品要素互流动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逐渐增加;(3)中国省域城乡人口、资本、技术、农产品要素的区际流动呈现明显的空间差异,流动强度增加趋势不明显;(4)自然资源禀赋和人为干预调控通过调节社会再生产的规模和结构,综合影响城乡要素流动的强度和结构。应充分考虑区域要素禀赋差异,针对不同尺度的要素流动特征,选择合理的人为干预手段,优化配置社会再生产过程各环节要素,实现城乡要素的自由双向流动。     

论乡村重构

快速城镇化进程驱动中国乡村地域发生巨大变化。乡村重构,即为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和外部调控的变化,通过优化配置和有效管理影响乡村发展的物质和非物质要素,重构乡村社会经济形态和优化地域空间格局,以实现乡村地域系统内部结构优化、功能提升以及城乡地域系统之间结构协调、功能互补的过程。本文在界定乡村重构的概念内涵,构建基于“要素—结构—功能”演变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从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视角探讨了乡村重构的实现路径,并着眼于服务当前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乡村地域系统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了未来中国乡村重构研究需重点关注的内容。最后,就现有旨在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引导性战略和政府干预性政策及其在实践操作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批判性分析和讨论。     

乡村优先发展背景下城乡要素流动与优化配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乡村进入优先发展的关键阶段。科学认知乡村优先发展导向下的城乡要素配置规律与保障途径,对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立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及“要素-结构-功能”的发展逻辑,解析乡村优先发展导向下城乡关系与要素优先保障的科学内涵,梳理中国城乡关系与要素流动的演变特征,进而从要素整合、空间融合和机制协同3个层面构建乡村要素优先保障的调控框架。结果表明：乡村优先发展是立足乡村要素、优化乡村结构、实现乡村功能的演变过程;中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市优先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到城乡融合发展阶段,乡村要素配置总体上呈现可流动要素类型少、要素流出难、要素流入难、要素留下更难的“一少三难”状态;在当前阶段,亟需通过扩大乡村可流动要素类型、增强要素流动权能、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以及疏解乡村流入城市的要素存量、扩大要素流入乡村的渠道和扩展城乡“灰色空间”等多种途径,以实现“乡村富余要素流得出、城市要素流得进、稀缺要素留得下”的乡村要素优先配置目标,确保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农户视角下乡村感知韧性的作用机制及提升路径——以山东省曲阜市为例

从感知韧性视角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乡村感知韧性概念内涵,从“压力—状态—感知—行为—响应”层面论述乡村感知韧性的运作逻辑,并基于山东省曲阜市3镇12村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状态—感知”“行为—响应”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在评估乡村感知韧性的同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乡村感知韧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乡村感知韧性是指乡村系统依靠其资源要素水平,促使农户主动利用乡村资源预测、吸收、适应乡村变化,推动乡村要素结构重组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能力;(2)社会网络多元化响应和生产建设状态已经成为乡村感知韧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计多样化和物质资本富裕化的响应路径未完全形成;(3)乡村系统响应压力的方式能否促进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取决于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和行为决策,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越好,其越偏向主动利用资源促进乡村要素结构重组,从根本上实现乡村转型发展;(4)应从空间治理优化、促进“状态—感知”到“行为—响应”的转化、精准调控乡村“压力”等方面出发,提高乡村感知韧性。     

城乡界面动态模型研究

城乡界面在地域上处于城市和乡村交界处,在功能上起到城乡要素交流的空间载体作用,其发展对城乡协调意义重大。基于系统动力学,从要素流的角度构建城乡界面的理论框架,通过构建数量模型来刻画城乡界面动态演化机制。模型求解结果显示：① 在不同发展阶段,城乡界面受到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不同程度的影响。② 随着城乡界面的发展,其效应由负效应向正效应过渡,效应大小取决于其循环积累能力大小。③ 平衡态受城乡要素交换率、自身内生动力和循环积累能力的共同影响;城乡界面的平衡态是恒定的,但具有空间尺度效应。④ 开关模型刻画了界门对城市系统和乡村系统的作用机制。据此,分别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对中国城乡系统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东北三省城乡结构演变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2003—2019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包括经济结构、要素结构、社会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的城乡结构协调度指标体系,运用全局熵值法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城乡结构演变格局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1) 2003年来,东北三省城乡结构协调水平整体提升且空间集聚特征显著,但中心城市的城乡结构协调水平相对较低,要素资源分布较为集中。(2)城乡结构各指标变化率呈现“点状+面状集聚”空间格局,其中经济结构和要素结构演变类型主要为增长型,公共服务结构演变类型主要为降低型,社会结构演变类型省际差异明显。(3)空间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协调度提高、要素结构和社会结构协调度降低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且城乡结构、经济结构和公共服务结构协调度提高具有正向溢出作用。(4)城乡结构演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特征。     

城乡要素交互作用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及机制研究——以河南舞阳县柴庄村为例

城乡要素高速交互流动已成为影响现代乡村文化发展的新时空现象。立足重新认知并诠释多要素交互作用下中国乡土文化的新时代价值,聚焦城郊融合型村庄的公共文化空间多元形式与载体功能,以河南省舞阳县柴庄村为例,结合遥感影像与调查访谈结果,深度剖析其公共文化空间演变过程及驱动机制。结果显示：(1)柴庄村的公共文化空间经历了“村民自组织→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结构演变过程和“传统时期的供不适需→转型时期的以供适需→新时期的供需契合”的模式演变过程。(2)柴庄村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类型偏好与占比、村民的公共文化活动时间分配在城乡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均发生了改变。(3)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演变是村民文化需求等内在需求力和政策、市场等外在供给力以及生活结构改变等潜在阻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宏观背景探讨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及其机制既能拓展乡村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也能更好地发挥地理学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需求。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与调控

首先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概念,通过分析1953-2005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过程与偏差,构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系数模型、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模型,探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及空间效应,并划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地域类型.研究表明:1953-2005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整体呈波动性变化,城市化与非农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偏差: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不断增大,表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响应强度在不断增大,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具有空间差异性;城市经济密度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以及区域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因素;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包括各类开发区、都市经济区、城市产业整合体、交通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和口岸型城市等,各类形态的发育对产业结构演变发挥了重要的空间效应:东北地区可以划分为大城市地域、资源-加工地域、传统农业地域、边境口岸地域、生态环境脆弱地域五种地域类型,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协调是各地域类型的主要调控模式.     

城乡融合背景下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探究乡村转型发展规律对于系统认识乡村发展阶段、研判乡村发展趋势、明确乡村可持续路径、促进乡村转型与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等演绎乡村转型发展阶段,然后结合典型乡村发展历程分析进行实证检验,进而探讨对于新时期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启示。研究结果：① 乡村转型发展在理论上可分为4个阶段,一是生产力均匀分布下以实现温饱需求为目标的土地整治促增产阶段,二是城乡联系增强下以改善生活水平为目标的农业结构调整促增收阶段,三是区域联系增强下以提升生活质量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致富阶段,四是城乡互动融合下以城乡等值为目标的公服设施建设促均等阶段。② 典型发达乡村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乡村转型发展阶段特征。③ 因资源基础、区位条件、市场规模、发展主动性等因素的差异,乡村实际发展过程可能存在阶段的跃迁或并行的现象。根据发展过程中不同主体发挥作用的变化,每个阶段又可细分为初始阶段、过渡阶段和成熟阶段。④ 基于乡村转型发展规律分析,城乡融合背景下不同类型地区乡村可持续发展路径可分为土地整治集聚路径、特色产业发展路径、产业平台集散路径和社区功能集约路径等4类。     

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空间创新研究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的"边缘化";城乡互动发展模式是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理性选择;通过空间结构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城乡互动发展。空间福利经济学研究空间消费形态与空间效用分配之间的关系;基于空间福利经济学的区域空间结构创新意在寻求区域空间结构的形态优化和层次提升,以实现空间公平与总体效率兼容发展。在中国城镇非密集地区城乡发展的空间创新过程中,政府的空间安排塑造区域空间结构的基本架构,企业的区位选择构成区域空间结构创新的基本推动力量。     

中国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的关联发展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构建了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度模型,进行区域尺度两者的二级指标关联度、标准关联度和动态关联系数的计算,实现了对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关联水平的定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年来,中国区域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联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东、中、西空间差异,并随着不同时期区域政策的变化而有所波动。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中、西梯度差异比较明显,90年代中期这种格局被打破,到2000年出现了更高层面上的东、中、西明显分异。最后,基于不同省区的基础设施与城乡一体化动态关联系数,将全国分为上升型、下降型、U型和小幅波动型四种演化类型,并进行了类型成因分析。     

城乡融合视角下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城乡融合视角,通过多种渠道搜集镇域农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分析黄河流域镇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具体而言,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基础指标,以国镇比（全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省镇比（省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市镇比（市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县镇比（县域城镇居民的平均收入与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为城乡融合下的镇域经济测度指标,分析黄河流域7 098个镇域单元组成的经济空间格局,进而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国镇比下的城乡融合水平看,大多数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表明流域整体的城乡融合水平普遍较低。从空间分布看,低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以南、河南以西的广大地区并形成连绵集聚片区,高融合水平区主要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西部、内蒙古局部。省镇比、市镇比、县镇比下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国镇比保持较高的一致性,不同的是随着参照指标的进一步缩小,各水平区集聚的程度有所弱化。（2）从空间关联格局看,国镇比、省镇比、县镇比下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效应明显,主要以显著高-高（HH）区、显著低-低（LL）区为关联类型。国镇比下的显著LL区分布在山东大部、河南中部及北部、内蒙古局部,而显著HH区集中出现在山西外围、甘肃、青海南部。（3）基于最小二乘法、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等定量分析发现,整体分异格局主要受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建镇区人口占比、人均工业产值、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的影响最为显著,工业生产总值、建镇区面积占比仅起基础性影响。     

资本循环视角下的中国城乡转型思考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资本循环周期缩短,城市空间的过度开发为资本积累再生产提供了场所,导致城市空间蔓延式增长的矛盾突出。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增量主义的城乡发展已不再适应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国城乡转型发展迫在眉睫。以新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城乡发展与资本的逻辑关系。首先探究资本循环理论在中国城乡转型背景下的适用性,运用该理论剖析中国城乡转型发展的作用机制;然后从当前面临的各类空间矛盾出发,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政府、规划师、公众三方主体的角色变化,力求引发相关主体对城乡规划转型中的规划思路、管理方式以及制度的思考;最后提出以空间正义为核心,使中国城乡转型发展逐步走向社会公平的价值体系,推动城乡社会空间的相对公正发展。     

动态外部性视角的企业再地方化效应及地区影响 ——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例

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提出再地方化效应的测度及对地区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方面分析企业再地方化效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其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特征与各城市的产业承接政策和转入的产业类型不同有关;② 空间上MAR外部性呈现出“总体均衡-向西增强-向南增强”的演化特征,Jacobs外部性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Porter外部性整体呈增强态势;③ MAR外部性对区域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的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Jacobs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区域创新的效应为“U”型;Porter外部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区域创新。     

基于土地精明利用的城乡统筹系统调控

为实现区域城乡统筹发展,在界定城乡统筹系统概念、界面和性质的基础上,分析影响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因素,应用突变理论对城乡统筹系统进行理论研究,并借鉴城市精明增长理论,提出土地精明利用调控城乡统筹系统要素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思想。城乡统筹系统的界面包括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界面、城乡统筹前后的界面和城乡系统间的界面;影响城乡统筹系统的主要因素有城乡现实、农户意愿、政府政策,其中城乡现实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基础,农户意愿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下而上的内在动力,政府政策是城乡统筹发展自上而下的外部引力;以土地为纽带,利用“农地整治、村镇改造、要素配置”3个土地精明工具,通过土地利用数量、结构与利用方式的调整与优化,消除城乡系统之间要素流动的障碍,促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达到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保障城市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目的,最终实现“生活殷实、生产繁荣、福利共享、生态优美”的城乡统筹发展目标。     

Evolving Spatial Form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China

Much of the development literature and the theory of urban transition have been based on an arbitrary division of production space into city and countryside. Despite growing recognition of the need f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urban-rural relations, controversi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 of the phenomenon remain unresolved. This case study of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analyzes with greater precision the geographic extent and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a zon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located outside and between major metropolitan centers. This zone has been the spatial focus of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most of its population remains officially classified as “agricultural.” The peri-urban zone was initially left behind by the central cities in terms of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regional economy. After a decade of postreform development, this zone has moved ahead of the central cities and become the region’s main destination for in-migrants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he growth of the zone of urban-rural interaction outside the central cities has absorbed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the increased urban population, but it has not brought about a reduc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inequality because of the persistence of a backward economy in the periphery. Theoretical questions are raised concerning the validity of several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underlying the conventional model of urban transition.     

边界效应的测定方法及其在长江三角洲的应用

采用Barro回归方程结合重力模型,构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对行政区边界效应的度量方法,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对20世纪90年代江苏与浙江、上海与江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邹检验发现,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结构性的差异,进一步的回归检验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间存在一体化的趋势,但存在着边界效应;从变动态势上看,上海与江苏的边界效应越来越小,上海与浙江的边界效应存在增加的趋势,同时,江苏与浙江的边界在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减少。最后,从自然条件、历史发展、行政区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安排等方面分析了边界效应及演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