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两翼”地区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户生计出现分化。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家庭用能差异越来越明显,而已有文献对此研究较少。选取了重庆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生态脆弱性较强的"两翼"地区为案例,基于1015份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数量、结构及环境、经济成本的差异。基于山区生态环境的角度及农户家庭用能现状,使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薪柴(最主要的能源)消费比例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四类农户中,以非农为主的III-2(人力资产型农户)的人均薪柴消费量及其占总能的比例均最低。由于生计策略差异及年龄等条件限制,其他三类农户仍大量使用薪柴。2农户人均薪柴消费成本较高,尤其在环境成本方面,替代能源能有效降低农户人均能源消费的环境成本。III-2通过减少薪柴消费量,降低了人均家庭能源消费总成本,其他三类农户人均家庭能源消费总成本较高。3替代能源可获取性及人均牲畜量是影响四类农户薪柴消费比例的共同原因;此外,家庭健康状况对II(基本型农户)薪柴消费比例有促进作用,对III-2起抑制作用;在家人数比例对III-1(自然资产型农户)和III-2薪柴消费比例均有促进作用,其他收入不利于降低II薪柴消费比例。     

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前期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方案,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结论包括：（1）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不同类型区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明显差异。（2）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不高,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最高,中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次之,强限制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最低。（3）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各类型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4）前期政策满意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草地面积、羊只存栏量、户主年龄、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先期政策满意度、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具有正向作用,其他指标具有负向作用。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重庆市12 个典型村为例

近年来,耕地撂荒因与耕地流失及粮食安全紧密联系而备受关注。反映撂荒现状并揭示其影响因素,有利于政府制定科学的政策、规划和计划。现有的研究多将农户作为一个整体,较少考虑到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以重庆市12 个典型村为例,在农户类型划分的基础上,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撂荒户数比重、户均撂荒面积、撂荒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重随耕作半径的变化情况、撂荒地现状及不同时间段撂荒面积;② 野生动物影响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影响不同类型农户撂荒的共同原因。此外,影响基本型农户的因素包括户主外出经历、耕作半径和房屋离集镇距离;影响自然资产型农户的因素包括农业劳动力比重、户主外出经历、地块平均面积和耕地收益;影响人力资产型农户的因素包括家庭人口、非农收入、耕地转出面积和耕作半径。     

论中部农区农户打工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以河南省三个样本村为例

对农户打工区位的研究是认识农民工流动空间规律的基础。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三个不同类型样本村的实证研究,发现打工者不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对其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其中,个人特征中的性别对打工空间、年龄对打工距离及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家庭特征中的家庭类型对打工距离、家庭代数和家庭上学子女数量对打工距离和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社区特征中的村经济发展水平、村地形对打工空间具有显著影响,农户关系网络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关键作用。农户对打工地的选择是在能够预期取得一定收入的前提下,综合考虑个人、家庭和社区因素的结果,地理环境因素对打工地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     

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响应与影响因素——以甘肃定西大牛流域为例

以甘肃省退耕还林(草)重点实施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认识和态度。总体上农民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识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数量、退耕还林(草)面积是影响农户环保意识和对退耕还林(草)态度的主要因素,农业和非农业农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关于重点开发区域主体功能定位的思考——以河南省为例

论述了主体功能区划在国土空间布局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意义,认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向中部地区转移是一次全局性的战略抉择.着重阐明了重点开发区域的主体功能定位,即:通过推进城镇化、工业化,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协调聚集,培育促进全国经济长期持续又好又快发展的新的增长区域,提出了推进形成重点开发区域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及人口管理政策,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山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12个典型村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对粮食安全、生态环境和耕地保护有深刻影响。利用重庆市酉阳县、武隆县、巫山县3个县12个典型村972份有效农户调查样本,基于货币额衡量生产成本,对比分析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同时综合价值形态指标与实物形态指标对其内部结构进行分析比较,然后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不同类型农户内部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山区农业发展政策与措施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劳动集约度、资本集约度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基本呈现自然资产型人力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关系;2研究区正经历着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过程,农户生计多样化显著,但生计多样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耕地集约度的降低;3农业生产补贴和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对自然资产型农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故农业发展政策应集中在提高农业生产补贴和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方面,前提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农村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立农业发展的平台。     

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区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是揭示土地利用效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土空间开发状态的重要指标,对其变化进行监测与管治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构建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量化模型,以陕西省为例,计算2000—2015年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指数,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揭示其空间格局和演化特征,并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识别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格局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内部空间分异显著,高强度区集中在榆林、延安、西安、安康等地,低强度区集中在咸阳、宝鸡、铜川、商洛、渭南、汉中等地。(2)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热点区稳定分布在西安市辖区及周边区县,冷点区分布在延安南部、咸阳、铜川、渭南和汉中等部分区域;县域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逐步提升的同时,区域开发不平衡现象日益突显。(3)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消费水平、财政投入力度、耕地资源和地形条件是影响陕西省建设用地开发强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但在不同县域其影响程度大小具有显著差异,且个别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稳定性。     

综合功能区划的区域实践——以东北地区为例

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按照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对国土的开发和利用进行规划的 空间发展观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空间组织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本研究基于对东北地区空间发展 的总体情况的概观, 结合利用GIS 数据库分析所获的区域开发综合评价结果, 遵循一定的区划原 则, 获得了东北地区未来振兴的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初步方案, 对于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的编制, 尤 其是空间总体布局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 同时本研究所遵循的“全局判断———分区评 价———方案确定”的基本框架对于其他区域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具有借鉴意义。     

网络消费时空演变及区域联系特征研究——以京东商城为例

网络消费发展为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新的动力,对网络消费的时空演变和区域联系特征研究,有助于深入的理解网络消费市场的空间组织关系。采用京东商城网上购物评论的用户信息数据,来研究网络消费时空演变趋势及网络消费区域联系特征。选取网络消费数量、万人网络消费人数、变异系数、Theil指数等指标,分析网络消费的发展过程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网络消费增长早期较为缓慢,从2007年开始进入加速阶段,网络消费增长呈现东部高、中西部低的特征,并且东中西三大地带内发展差异显著。通过空间联系强度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网络消费空间联系强度低于东部地区,但区域空间联系网络由不均衡逐渐向均衡状态转变。同时,研究表明网上零售企业的物流配送等要素布局对网络消费的区域联系具有显著影响。     

Firewood consumption amongst poor inhabitants in a semiarid tropical forest: A case study from Piura,northern Peru

Semiarid forests are disappearing on a large scale and are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endangered ecosystems in the lowland tropics. The deforestation rate in Peru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oor people are often more dependent on forest resources than those who are well off.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poor people's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or the effect of logging in semiarid forests. The article deals with household energy use and the source of firewood (bought or collected, either locally or over some distance) in two semiarid forests in Piura, northern Peru. The most used tree species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species are also examin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deforestation. Peru has introduced regulations on the use of forest resources and the article focuses on how these regulations are locally understood. The methodology includes questionnaires, recording local household practices,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local informants and both governmental an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daily wood consumption rates per person were measured.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household economy is not the only factor affecting daily firewood consumption rate, but also climate, ecology, access to firewood, and traditions are contributing factors.     

农村居民旅游认知特征分析--以湖南省四县市为例

论文通过对湖南省四个县市1200个农村居民抽样调查,分析了农村居民对旅游的认知特征,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对旅游的态度普遍较好,但不同区域、不同年龄层的农民对旅游的认知差异较大,农民接受旅游信息的渠道还较单一。(2)农民出游动机出现多元化,但出游目的较为集中,旅游偏好受年龄和经济来源的影响较大。(3)农民的出游愿望很高,出游时间充裕而且较集中,但出游预算比实际花费明显偏高。(4)多数农民出游的主要限制因素还是可自由支配收入,而担心影响农业生产和不能照顾家庭也限制了中青年人外出旅游。     

渭河下游不同类型区农户生活用能排放差异研究

不同类型农村地区具有不同的能源消费取向,其造成的用能排放也呈明显的区域差异。研究农户生活用能排放分异,对深刻认识区域发展状况、制定合理的区域用能和环境管理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渭河下游临渭区为研究区,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方式获取基础数据,采用排放系数法测算平原地区、黄土台塬、秦岭山地的农户生活用能排放,利用灰色关联法识别用能排放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不同类型地区农户生活用能排放差异显著。沼气比例较大的黄土台塬用能排放最低(1850.43 kg),薪柴为主的秦岭山地用能排放最高(2556.68 kg),多元化用能的平原地区排放居中(1863.20 kg)。2生活用能主要污染物CO2的排放量由平原向台塬、山区依次升高;其余污染物排放量高低,三类地区并无固定顺序:TSP排放秦岭山地居高,固体废弃物排放平原地区居多,这与各类地区主导用能类型相关。3影响用能排放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区域能源供应能力,亦与区域环境影响下农户特征差异有关,依次为农户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水平和职业结构。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湖南省乡村转型发展评价

乡村转型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确立与主体功能定位相协调的乡村转型路径与政策,是促进区域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文以湖南省为例,围绕人口、土地、产业等乡村转型发展3类要素,构建乡村转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各县(市、区)2006-2011年和2011-2016年2个阶段的乡村转型度,并基于主体功能区划方案分析各类主体功能区乡村转型发展差异及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受自然条件、区位因素、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各主体功能区乡村转型特征存在差异;重点开发区乡村转型主要是城镇带动型,城镇辐射力、市场推动力以及农户决策力作用突出,乡村转型度高、乡村转型速度快;农产品主产区乡村转型主要是现代农业推动型,资源支撑力、政策推动力以及文化根植力起主导作用,乡村转型度较高、乡村转型速度较快;重点生态功能区乡村转型主要是政府推动型,受地形条件、经济基础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乡村转型度较低、转型速度较慢。各类主体功能区2011-2016年的乡村转型度相比于2006-2011年均有所提升。湖南省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村发展的差异性,但其主体功能区政策在乡村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旅游消费券效用影响因素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旅游消费券在扩大消费、刺激经济增长的同时,在发放地域、发放主体、发放渠道、发放对象、使用范围、面额设计和使用限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针对此,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了旅游消费券效用模型,探讨影响旅游消费券效用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1）经济价值、使用意愿、使用限制性、使用可靠性和领取便利性等5个要素是影响旅游消费券效用的关键因素。（2）在影响旅游消费券效用的5个变量中,经济价值对旅游消费券效用的影响最大,其次分别是使用意愿、使用可靠性、领取便利性和使用限制性。（3）经济价值、使用意愿、使用可靠性、领取便利性与旅游消费券效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是提升旅游消费券效用的积极因素。（4）使用限制性和旅游消费券效用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是旅游消费券效用发挥的阻碍因素。     

西南山区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以云南省昭通市为例

能源是贫困地区农户赖以生产和发展的基本生计资产,过度采伐薪柴的能源消费行为是加剧生态脆弱地区水土流失、土壤侵蚀、森林植被破坏的重要因素。西南山区既是我国贫困地区,又是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本文选取在西南山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态脆弱性都具有代表性的云南省昭通市为案例,基于946 份调查问卷,采用Tobit 模型对非商品性能源和商品性能源的消费比例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地形特征对西南山区农村能源消费结构影响显著,薪柴和秸秆等非商品性能源受资源禀赋影响显著,而煤炭等商品性能源更多的是受市场距离影响。② 随着家庭人均收入的增加,非商品性能源消费比例将下降,煤炭和电力等商品性能源消费比例将上升,但是西南贫困地区由于农户生计资产有限,收入增长缓慢,能源消费结构升级艰难。③ 家庭人均教育程度的提高、从事非农产业有助于西南山区农户增加商品性能源的消费比例,从而提升能源消费结构。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类型、格局及影响因素——以苏州金庭镇为例

乡村文化记忆及其空间载体的研究对于乡村文化的展示、恢复与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文化记忆理论框架,界定乡村文化记忆及其映射空间的概念和空间类型划分,以苏州市金庭镇（原西山镇）为例,结合地方志文献和GIS空间分析法进行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时空格局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类型可依据文化记忆的形式和记忆场的构成,划分为生活生产类、功能象征类、社会表征类、精神意识类等类型。② 在时间格局方面,生活生产类空间一直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态势,在明清时期达到高峰,其累计留存程度较好;功能象征类空间和社会表征类空间则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精神仪式类空间基本由始至终融会贯通保持了平稳的发展态势。③ 在空间格局方面,乡村文化记忆空间自明清时期开始呈现聚集分布的特征,主导分布方向呈西南—东北向且由南向北逐步拓展,分布密度呈现由南向北的变化趋势,密度核心区域多以生活生产类空间为主。④ 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人地关系的变化是前提条件,民间信仰、民俗文风的兴盛是重要条件,官方支持、氏族及名人名仕的传承是保障条件,这些都影响着乡村文化记忆空间的格局变化。     

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

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任务实现的背景下,提升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有利于西北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并加快融入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鉴于此,运用改进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18年甘肃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量化,并结合面板Tobit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大体上呈现河西地区>陇中地区>陇东南地区>南部民族地区的空间发展格局。(2)全省、河西地区、陇中地区及南部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效应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发展呈现西北强东南弱的空间分异特征,河西和陇中地区耦合协调水平明显高于陇东南及南部民族地区。(3)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同步发展类型的市州较少,乡村振兴滞后型的市州明显增加,并且集中分布于陇中地区及陇东南地区。(4)政府能力、工业化及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对二者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固定资产投资和城乡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因素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基于生计资产量化的农户分化研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白林村471户农户为例

农户生计资产的配置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决定着农户生计发展的资源优势和空间可能性,依据农户生计资产结构可以准确地识别其分化情景。研究采用＂PRA＋3S＂相结合的方法,以地理坐标为标识码,建立农户属性与地块空间数据相链接的＂农户-土地＂数据库,对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农户类型划分、农户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差异明显,113户农户自然资产产值高于平均值,趋于发展农业生产;108户农户各项资产处于平均水平,主要向兼业发展;250户农户自然资产小于0.1,趋于发展非农生产;（2）依据农户生计发展趋势将其划分为农业多样化发展型（16%）、农业专业化发展型（8%）、兼业化发展型（23%）、非农多样化发展型（31%）、非农专业化发展型（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