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部门企业地理集聚与城市结构

基于产业空间聚集分布情况探寻城市结构特征,是当前大都市区实证研究中的聚焦点所在,但由于方法论的限制而无法真正揭示产业地理集聚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基于已有研究基础,试图通过完善潜力模型、设置距离参数、结合主成分分析法实现对产业地理集聚测度方法论的完善与发展,并选取极具代表性大都市区核心城市——沈阳市为样本单元,以2008年的经济普查部门企业数据开展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沈阳市部门企业之间除了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中心产业属于地方化经济外,其余的均为企业关联;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产业依附于制造业呈临街抑或隔街集聚,而与公共管理和组织产业之间同街道集聚;支配主角之间,存在中心CBD主宰制造业的布局,而制造业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中心的布局;企业地理集聚形成的城市结构依然是一个明显的“单中心圈层”结构,没有表现出“去中心化”抑或多极化或分散化演变趋势。研究成果与现实情况基本吻合,侧面说明该模式对揭示城市产业地理集聚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结构特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我国港口城市的功能模式研究

基于港口城市功能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反映港口城市功能特征的4个主成分因子;运用分层聚类法对我国21个港口城市的主成分得分进行聚类分析;结合港口功能、城市功能、港口与城市关系等指标对我国港口城市功能模式进行总结,并分析不同功能模式港口城市的发展特征和存在问题;基于港口城市功能模式差异性分析,提出我国港口城市发展的几点建议。     

基于主成分和两维图论聚类分析的农村居民点整合时序研究——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

从经济、社会、农户后顾生计来源3个层次选取11个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初拟璧山县农村居民点整合时序,提取各乡、镇政府驻地经纬度坐标并结合主成分因子得分,采用两维图论聚类分析从空间角度确定璧山县农村居民点整合核心点并依据核心点辐射作用划分圈层,依据圈层核心点在主成分分析结果中排序并结合现实情境确定璧山县农村居民点整合时序。结果表明,璧山县开展农村居民点整合可以七塘镇、河边镇、青杠街道、健龙乡为核心点划分4个圈层,A圈层={七塘镇、八塘镇、大路镇},B圈层={河边镇、福禄镇、大兴镇},C圈层={青杠街道、璧城街道、正兴镇、丁家镇},D圈层={健龙乡、广普镇、三合镇};整合时序为:圈层C圈层B圈层D圈层A,以圈层C核心点青杠街道为中心分别向其西北、西南、东北方向辐射圈层B、圈层D、圈层A核心点。研究结果可为农村居民点整合工作开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决策依据。     

城市昼夜人口空间分布的估算及其特征——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昼夜差异是配置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和制订城市公共安全应急保障方案的重要依据,也是城市地理研究领域的前沿方向之一。但由于国内目前没有区分昼夜的人口统计数据,城市昼夜人口空间分布的相关研究难以开展,极为薄弱。本文以土地利用类型为媒介,构建基于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时空行为特征的城市“人口-昼夜-土地利用”关系模型和基于差异化面积权重的城市人口空间化模型,旨在以格网为单元来估算城市昼夜人口并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开展实证研究,估算了海淀区的昼夜人口规模,分析了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 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白天人口相对于夜晚人口具有更广泛的分布范围,并具有更显著的集聚特征。② 城市昼夜人口表现为多种空间耦合关系,包括“三明治”模式、“镶嵌”模式、“辐合”模式、“单体”模式等。③ 城市路网的昼夜利用与人口的昼夜分布有较高的相关性,白天人口分布对路网扩张有显著影响。城市昼夜人口的空间分布折射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诸多因素,例如“旧住宅区”的分布、产业新区的建设、城乡发展差异等,以期对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     

北京城市功能空间演进的结构模式与聚合规律

北京经历了增量时代转向存量优化并正处于空间更新提质的新阶段,而城市功能空间演进是发展转型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空间载体。依据长时间序列的北京城市功能变化数据集,对空间演进的结构模式与聚合规律进行研判。研究发现：(1)北京城市功能演化主中心位于核心区并向东迁移;功能延展形成演化次中心与远郊中心,演化态势呈先聚集极化后趋于平稳。(2)功能空间格局的类型分异特征显著。(3)功能空间演进呈服务功能中心极化、产业功能梯序外溢和居住功能圈层分异的结构模式。(4)功能演进聚合规律包括职住分离是首都服务型单中心结构的空间响应、公共服务均等是城市居住空间品质升级的重要支撑和产业集聚与跃迁是城市产业空间迭代的关键路径。本文研究结果以期为城市功能空间的科学重构与精细化治理提供决策支撑与判据。     

城市居住人口空间分布的模拟研究——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

为解决以行政区为单位的人口数据空间表示法无法准确反映人口实际分布的问题,文章以广州市天河区为例,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采用面向对象法对建筑进行提取和分类,并结合广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对分类结果进行验证和修订.在此基础上,利用土地利用密度法估算研究区各街道居住建筑的人口密度,并采用格网法进一步构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模型模拟城市居住人口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广州市天河区的人口主要集中在广园快速公路以南的带状区域内,中心商业区和工业密集区的人口密度最大,主干道附近区域的人口密度显著大于其他区域;距离城市中心较远的新塘、凤凰、长兴、龙洞等街道的人口密度整体偏低,模拟结果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相符.文章采用的数据可获得性强,操作方法简单,估算精确度高;研究提高了建筑解译和分类的效率,真实地反映了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特征,建模方法和研究思路具有一定推广意义.     

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GIS的西昌市空间形态变化特征研究

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研究涉及到自然条件、资源分布、人类活动、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复杂因素构成的整体问题进行层次分解和重新构造,建立多目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以西昌市为例,将影响城市化发展和空间形态发展变化的特征因子概括分解为自然因子和人类活动因子两大类,并基于DEM数据分别提取出坡度、相对高程、坡向、地面粗糙度数据,利用两个不同时期的遥感数据求取出土地变化率数据,从而作为分析西昌市空间形态变化特征的驱动力因子。结合层次分析法计算出来的5个因子权重值,在ArcGIS 9.3中利用栅格计算器进行叠置分析,求取出西昌市空间形态变化模式趋势图和空间发展模式分类图。     

基于地铁客流的广州地铁站点类型识别

使用地铁刷卡数据对地铁客流进行研究时,面临数据量大、数据维度高、信息冗余度高等问题。传统方法主要通过专家经验建立指标进行分析,不能有效地利用原始数据,也容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文章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PCA)对广州地铁站点客流数据进行特征提取,用以提高特征选取过程的科学性,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降低数据维度、消除冗余信息的过程中能够尽量保留原始数据的信息。研究表明:PCA提取出6个主成分,保留了原始数据91.41%的信息,前2个主成分代表了工作日地铁客流最重要的居住型站点客流特征和就业型站点客流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K-均值聚类算法对广州地铁站点进行类型识别,识别出居住导向型、就业导向型、职住错位型等7类站点。通过分析不同站点的空间分布,发现广州地铁站点呈圈层式分布特征,站点类型随着到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少,反映了广州市城市功能的空间分布,城市中心区域站点类型多样,说明这一区域城市发展成熟、功能齐全;城市中心区域周围主要分布着职住错位型站点,城市发展较为成熟;而城市外围主要分布着居住导向型站点,承担城市的居住职能。     

新疆天山北坡干旱区GDP时空模拟

针对资源环境研究领域对空间型社会经济数据的需求,本文以新疆天山北坡为试验区,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分县控制、分产业建模的思路,建立基于土地利用的1 km栅格GDP空间化模型对统计型经济数据进行空间分布仿真模拟。对第一产业产值采用面积权重的方法进行拟合;对第二产业建立基于道路的反距离加权模型;第三产业则以城镇规模为基础,通过引入城市边缘距离概念建立多中心的距离衰减加幂指数模型。结果表明,天山北坡GDP空间分布模拟在分产业和分县水平上具有较高精度,模拟值与真实值间的相对误差均在1%以内。从研究区GDP的空间分布来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米泉至沙湾一线,以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以及克拉玛依市为核心向周围地区辐射;城市内部GDP密度由城市中心向外围递减,建成区GDP密度明显高于城郊及农村地区。1995、2000和2007年三期GDP模拟结果的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对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动态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

基于重庆市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利用核密度分析、多距离空间聚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2002—2017年的空间格局演化特征,并借助Tobit模型探讨其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从现状分布看,距离城市中心4~12 km的城市中间圈层是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分布的主要空间,并呈“双峰”圈层分布特征,空间分布表现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特征显著。2）2002—2017年,企业分布出现郊区化现象的同时大量向距离城市中心6~8 km范围集中,圈层分布由“双峰”结构向“单峰”结构转变,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分布演变为“一主两次”多中心格局,集聚强度与规模持续提高。3）产业集聚因素对重庆市主城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相关区位条件和市内交通因素的影响,对外交通和空间政策因素在企业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集聚、产业网络及其相互作用

基于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综合指数的1 109家样本企业及其投资关联企业数据,以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从表征本地化生产的空间集聚和表征流动空间特征的产业网络2个角度刻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产业网络的异质性以及产业集群规模与产业网络中心性的相互作用。结果表明：1）东部地区核心企业和支撑性企业相对均衡,产业集群较为完善,中部和近西部地区核心企业相对不足,而西北和东北地区企业较少,缺乏集群基础;2）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为顶点的菱形网络格局,并围绕这些区域的核心城市形成多个垂直联系型产业网络;3）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以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和生产制造网络为主,并形成北京、深圳、上海三大国家级枢纽中心,其中北京为研发和信息服务网络的核心节点,而深圳和上海则是生产制造网络的核心节点;4）当产业集群规模较小时,城市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以大型核心企业为支撑,当发展到较大规模后,中小型企业是城市的枢纽地位的重要支撑。     

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的演变特征及影响机制

以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8年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问卷调查为基础数据,以街道为单元,运用数理统计分析和GIS空间技术揭示深圳农民工集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深圳农民工以青年为主体,具有受教育水平高、职业转型模式多样、留城意愿较低和社会空间分异度较高等特征。② 农民工规模呈现西北部最高、中部其次、沿海最低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农民工高密度地区主要分布在工业集中区和城市中心区;热点区（高聚集区）集中在西部和北部的宝安区和龙华新区,冷点区（低聚集区）则分布在南部的中心城区,与传统制造业布局相一致。③ 农民工空间演化格局相对稳定,全市农民工分布重心逐步向西北偏移;全市农民工集中度略有上升,热点区基本稳定,冷点区有所扩大;农民工人口密度高值由“1个高中心+1个外围中心”逐步演变为“1个高中心+2个外围中心”;农民工空间变化差异较大,增长演变类型呈多样化。④ 深圳农民工分布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常住人口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⑤ 农民工集聚空间的分布演变受住房因素、就业机会、交通条件、社会网络、城市规划共同影响。     

深圳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深圳市2007—2017年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数据,通过全局墨兰指数、核密度分析与热点分析研究深圳市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特征,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高新电子信息企业全局集聚强度进一步升高,其分布经历了“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过程;企业空间集聚由“双核共振”转变为“三足鼎立”格局,并形成“高新园区型”、“老工业区型”和“龙头企业型”三种集聚模式;园区政策、产业集聚一直是深圳电子信息技企业分布的关键影响因子,交通和区位等基础因素影响相对偏弱;影响因素的变化显示出产业集聚、对外交通因子的影响显著提升,知识技术因子的影响开始显现。     

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异质性研究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要支撑,对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具有重大影响。以南京市街道（镇）区划尺度,采用文化企业工商注册数据,运用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分析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格局演化过程及其企业区位选择机制。研究发现：①南京市文化企业在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集聚特征;②南京市文化企业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高的负向空间整合性,不同街道单元类型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中部的近郊区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结构,东南、西北部的远郊区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更大的波动性;③产业历史集聚基础、路网密度、高等院校等因素对文化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较为突出,表明南京市文化企业选址会考虑到区域的产业集聚程度、企业技术、人才的输入源以及交通通达性。     

广州市乡村发展类型及演化模式

采用广州市域范围内行政村2005,2013年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等现状摸查数据,运用GIS,SPSS等分析手段,对比研究乡村发展类型、空间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规律,归纳其演变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影响乡村分类的主因子具有可持续性,但其影响程度总体减弱,而非持续性因子则具有时代特征,影响乡村发展的因子多元化;(2)乡村类型演变呈现由低等级分异向着高等级分异的演变趋势;(3)广州市乡村发展的空间分布整体呈现"圈层状"的分布状态,随着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人口、产业、基础设施出现了大幅扩散,乡村发展逐步走向多中心协同发展的局面;(4)广州市乡村发展演化的模式主要有渐变模式、突变模式和惰性模式。     

南昌城市社会区研究--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中国城市社会区分异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的研究成果基本都是讨论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初期的城市社会区分异现象。本文以南昌市为例,利用分街道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学的方法,对改革开放20年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用下的城市社会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住房状况、文化与职业状况、家庭状况和外来人口状况是南昌城市社会区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其中家庭状况因子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同心圆模式和扇形模式的复合特征,其他因子的空间分布则具有扇形模式的特征。根据主因子的分布情况,南昌城市社会区可以划分为七类,社会区的空间分布形成一种同心圆和扇形的复合结构。     

成渝经济区门户城市产业空间梯度转移研究

在借助系统聚类法(HCA)重建成渝经济区门户城市空间等级体系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空间引力模型和区位熵理论分别分析了成渝双核大都市区对经济区8大门户城市的空间辐射效应和各城市的优势主导产业分布态势。研究发现:新时期成渝经济区门户城市可划分为以成都重庆双核大都市区为带动,以绵阳自贡次级经济中心、5个区域性中心城市和一个转型城市攀枝花为支撑的四级空间等级体系,产业空间布局已经具备成渝为雁首,绵阳、自贡为"雁身"其余城市为雁尾的雁阵形态,以传统政策区为支撑的产业转移机制应逐步为经济区和城市群所取代;经济区产业承接次序应由城市空间等级体系和空间引力辐射程度共同决定,电子信息、汽车与机械设备制造、建材冶金、食品饮料、能源化工和农副食品加工六大制造业已各自形成成渝首位城市带动下的产业空间梯度转移位序。     

山地城市格局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影响的空间异质性

城市格局对产业布局有深刻影响,山地城市尤甚。餐饮业是城市商业的重要“引流业态”,其布局与城市居住、交通、公共服务等空间功能密切相关,山地城市格局对餐饮业布局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尤为明显和特殊。以典型山地城市重庆主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多源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地理加权回归等空间分析工具,探究山地城市格局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 重庆主城区餐饮业空间布局形态呈凝聚多中心特征,形成“一主两副四次级”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是重庆主城区“多中心,组团式”城市格局的缩影。② 餐饮业发育成熟度与山地城市扩展时序密切相关,且空间分布方向与城市扩展方向一致。③ 同一类城市空间因子对不同城市组团的餐饮业分布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力,相较圈层式单中心城市空间因子作用模式的空间异质性更为显著,其本质原因在于山水自然分割和城市扩展的特殊性导致的中心组团和外围组团资源要素配置不均。④ 不同城市空间因子对餐饮业布局的作用力也具有空间异质性,城市居住、商业、交通、公共服务、休闲空间等5类因子在不同区域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均有不同程度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城市商业空间因子对餐饮业区位选择影响最大。     

深圳产业演进规律及空间分布格局

根据1979—2012年深圳企业数据,以ADF方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企业时序变量为1阶单整序列,继而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检验,结合VAR和VEC模型计量结果,探讨了深圳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在演进过程中的长期均衡关系、短期因果关系和动态冲击影响,并基于企业区位熵法对产业演进结果的空间表现形态进行了分析,发现深圳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协整关系,第三产业企业增长是第二产业企业出现的Granger原因,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两者相互的动态影响,产业协同演进结果空间分布上存在着分异现象。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促进城市产业合理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