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经济韧性与生态效率测度及其协同演化分析

统筹经济韧性与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采用组合权重模型、全局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国内省级区域适应性循环理论与驱动-压力-状态-响应（DPSR）模型分析框架下的经济韧性、投入产出理论下的生态效率,并通过改进的哈肯模型刻画经济韧性与生态效率间的协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经济韧性能力在样本观测期内显著上升,区域差异明显扩张,南北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一定的“东-中-东北-西”阶梯效应。（2）生态效率水平总体呈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历经“扩张-缩小-再扩张”变化,存在显著性阶梯失衡现象,空间呈“沿海-内陆”递减分布。（3）经济韧性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演化历经稳定、下降及稳定三阶段,区域间基本不存在阶梯性失衡现象,经济韧性作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区域可持续发展。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进

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等四位协同指标体系,基于200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进行系统测度。分析四位协同度的地区差距,对其动态演进过程进行科学预测。研究发现：① 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呈波动性上升态势,其中东部地区四位协同度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②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区域相对差距与绝对差距均呈扩大趋势,东部地区内差异与东-西部地区间差异均最大,其中超变密度差距是区域间差距主要来源。③ 现代产业体系四位协同度演进方式表现为邻近演进,低水平阶段向更高水平阶段跃升概率增大,整体向更高阶段发展。     

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研究

探索韧性和效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协同演化特征,对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科学参考价值。以2000—2019年中国沿海11个省份为研究区域,采用熵值-Topsis模型、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并通过哈肯模型刻画二者的协同演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作为协同演化的序参量,主导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向高质量转型,韧性作用愈加突显;② 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时空差异显著,两极分化格局依旧存在,区域间合作不足,协同演化呈现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单极化向多极化格局演化的趋势;③ 整体上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韧性与效率协同演化呈现正向效应,但政策选择、产业结构等因素使得天津、上海协同演化存在偏向效应,形成海洋渔业经济水平低但协同值高的错配发展;④ 研究期内协同演化呈现波动上升的特征,采用聚类分析将协同演化分为四类,高级协同阶段（0.824~0.964）为山东、福建,较高级协同阶段（0.784~0.823）为天津、上海、浙江及广西,中级协同阶段（0.502~0.771）为辽宁、江苏、广东和海南,初级协同阶段（0.411）为河北。韧性和效率的协同作用表明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需培育内生动力,在既有产业基础、技术水平下构建多元化产业体系,在维持经济高效运转的前提下,加强经济韧性,推动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变迁——基于1952-2010年省区经济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数字经济指数,运用插值模拟、Zipf位序-规模法则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比较。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明显,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城市尺度,城市群地区是数字经济发展高地。② 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的协同性与差异性特征并存,但差异性更为显著。③ 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影响因素相对多样;信息化基础与潜力方面因素对中部地区起主导作用,且各因素交互后作用力显著加强;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东北地区的影响因素则相对单一。     

中国西北地区东部短时强降水时空特征

基于中国西北地区东部136个气象站2001-2011年每6 h地面降水常规观测资料、1 674个自动站2009-2011年逐时降水资料,运用气候统计、线性趋势、归一化、分区域统计以及降水集中度（PCD）和集中期（PCP）分析等方法,研究了西北地区东部短时强降水的时空分布和气候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短时强降水日数年际变化不大,但区域性的短时强降水过程呈明显增加趋势;短时强降水主要发生在7月上旬至8月下旬,且具有明显的日变化特征;短时强降水总频次的空间分布与地势分布比较一致,高频高值区多位于夏半年环流盛行西南气流的迎风坡附近;在空间上PCD由东南向西北越来越集中,PCP自东向西逐步推迟。     

中国旅游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差距效果评价

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旅游经济在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中的作用效果,通过集对分析与旅游经济平衡指数对2001-2011年中国旅游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的效果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1)集对分析和旅游经济平衡指数是分别从地区人均旅游收入和地区总规模的不同角度分析旅游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差距效果的方法;2)从人均旅游收入的角度分析,2001-2011年中国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差距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各省旅游总收入及其比重角度分析,其作用是负面的;3)社会经济重大事件会对旅游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差距的效果产生影响;4)我国四大区域之间旅游经济平衡区域经济差距效果存在显著差异。     

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研究的新方法——位序累积规模模型

利用位序累积规模模型与位序-规模法则定量分析2000~2014年中国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省际差异及其变化特征。结论如下：使用位序-规模法则进行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对比与演变分析时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更能准确刻画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特征;中国各省区\begin{array}{c}\beta \end{array}值排名靠前的多属于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其变化大致表现出增幅东大西小、增长率南高北低的特征;位序累积规模模型能较准确地反映出自然与社会经济条件对区域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影响,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地理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影响不再显著。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旅游规模差异的演变及启示——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区域一体化对城市旅游规模差异产生深刻影响.运用区域规模差异的相关指标和位序规模理论,对南京都市圈建设10年(2001-2010)的城市旅游规模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都市圈城市旅游总体发展态势不均衡,旅游规模的绝对差异明显,但相对差异呈缩小态势;城市旅游规模首位度异常明显,城市旅游规模符合位序规模分布规律.都市圈城市旅游的总体格局未发生显著变化,区域旅游亟需深化合作,寻求协同发展.基于这一前提,从完善地区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借力行政区划调整、打造跨地区的特色旅游线路、建立健全区域旅游协作渠道、塑造区域一体化旅游形象等角度提出促进区域旅游协同发展的思路.     

长三角地区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分析

不同于企业绿地投资优选最佳区位,并购投资的关键在于买方和标的企业间的配选、交易与整合,其时空动态性需要从并购双方地理分布格局、投资联系网络结构等方面进行刻画。本文以长三角作为研究案例区,通过企业并购投资数据库建构与多元技术方法应用,重点分析区域尺度的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企业并购双方共同集聚特征明显,主要分布在上海以及沪宁、沪杭甬沿线地区,但并购双方空间集散趋势出现分化,标的企业向外围区扩散的态势更为明显,买方企业则进一步向上海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市区集聚。② 长三角基于企业跨区域并购投资联系的县市（区）网络不断加密、拓展,但上海中心城区、浦东新区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市区的核心节点地位日益强化,核心区与外围区、一市三省、大都市与其周边地区之间企业并购投资联系强度的空间“不对称性”也较为明显。③ 伴随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长三角企业并购网络时空动态性经历三个阶段,即单核心、弱网络联系阶段,单核心、多次级重要节点、网络联系加强阶段,多核心、多层级复杂网络结构基本形成阶段。企业本土并购网络的时空动态性探析有助于丰富经济地理学界的企业投资网络及区位模式研究,能够为全国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等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西部省区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的重心耦合及互动响应研究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旅游业是推动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此,文章综合运用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综合线性加权法、非参数Kernel核密度估计、重心模型、重心耦合模型以及VAR模型等方法分析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的重心耦合与互动响应。研究结果表明：（1）西部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前者经历了从“川-黔-渝”三核到“滇-黔”双核的演变,后者则始终以四川为唯一增长极;（2）旅游经济效率核密度曲线形状从相对平稳发展为陡峭,区域经济水平则相对稳定,前者两极化态势更为严峻;（3）旅游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水平重心迁移距离最大方向分别为“南偏西”和“南偏东”,均呈现“西北-东南”极化格局,极化方向分别以顺时针转动了3.41°和1.41°;（4）空间重叠性数值呈“U”型演化,重心耦合态势先“优化”后“劣化”;（5）脉冲响应多呈平滑型响应,响应多集中在前3~4期,区域经济水平对旅游经济效率的方差贡献度较低,旅游经济效率对区域经济水平的方差贡献度较高。     

中国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基于2003~2012年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及经济增长的统计数据,对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① 中国省域高校创新产出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逐步加剧,从2003年的“沿海-沿江”分布进一步演变至2012年明显集聚在长江三角洲及山东、湖北、重庆等少数省域;② 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高校创新产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③ 计量结果显示,高校通过基础研究及产学研合作获得的创新产出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     

中国东部沿海地带人地关系状态分析

作为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发动机,东部沿海地区人地关系的演进状态和趋势不仅决定着地区自身而且决定着整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取向。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人地关系对应公式进行东部沿海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状态的总体评价。评价的结果表明：第一,与中西部相比,东部沿海地区人地关系演进的实际紧张状态严峻的多,人地关系演进系数达到了2.13 (表观);第二,在地区人地关系的演进过程中,经济活动和人口集聚起着决定影响,其中尤以经济活动的作用最为关键,其贡献度达到75%;第三,未来人地关系状态的协调和改善主要取决于地区自身资源环境基础的扩展和改造能力。     

基于空间场能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评价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其基础是准确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的有效手段。基于空间场能的内涵及表征方法,从省际、市际、县际等尺度探讨了中国宏观经济、三大地带与南北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区域经济变化的空间作用机制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在扩大,但不同研究尺度反映的经济差异大小有所差别;②三大地带的内部经济差异呈显著的"反自然梯度"特征,南北差异由"南北平分秋色"向"南强北弱"演变,南方与北方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均呈扩大趋势;③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经济增长局部聚集模式呈现分异性与规律性;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可划分为5大类型区23个亚单元,不同类型区未来应实施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中国高耗能产品生产与区域PM2.5浓度的动态关联效应——基于省级尺度的分析

面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传统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效应备受学界关注。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结合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及动态系统GMM模型,探究中国火电、水泥、钢铁、焦炭等典型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规模与区域PM_2.5污染的动态关联效应。结果表明：① 短期内,省域PM_2.5浓度具有明显的时间惯性,火电、水泥、钢铁、焦炭产业规模的短期波动对其冲击影响有限;② 动态影响显示,区域钢铁生产规模对PM_2.5浓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火电、焦炭行业次之;③ 长期影响结果显示,钢铁、焦炭产业的扩张加剧了PM_2.5污染,而火电、水泥产品生产规模未与PM_2.5污染表现出同步特征;④ 区域PM_2.5污染成因具有复合性,研究期内控制变量如地区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的提高加剧了PM_2.5污染,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力度越弱则PM_2.5污染程度越重。中国在高耗能产品生产规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区域PM_2.5污染的加剧。未来应进一步提高行业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控制污染物排放强度;增强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研究能源原材料产业的适度产能规模,在满足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建设对基础原材料产业需求的同时,实现环境质量的优化。     

中印城镇化区域差异及城镇体系空间演化比较

中国和印度作为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发展历程较为相似,但发展路径和模式差异较大。两个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发展环境等的显著差异已经吸引了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两国城镇化及城镇体系的区域差异和空间演化过程。以人口普查和联合国城市人口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分析、参数估计、非参数估计等多种方法,对中印两国城镇化和城镇体系的空间特征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的区域差异由南北差异转变为沿海—内部差异,而印度南北差异的格局则基本稳定;② 从省（邦）级空间尺度来看,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密度和城镇化率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当城镇化率超过50%后,两者的相关性更为显著,但是近年来中国人口密度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性不断增强,而印度则呈现降低的趋势;③ 现阶段中印两国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镇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的特征,但是经济改革对于两个国家城镇体系空间演化的影响差异明显,改革使得中国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地理历史因素向经济系统空间结构转变,而印度城镇发展的驱动力始终是地理历史因素,经济改革甚至降低了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

以福建省9个地（市）为研究的地域单元,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速度和产业结构3个侧面,定量分析了1993～2007年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问题,结果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福建省区域经济绝对差异仍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相对差异则维持高位波动状态但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而空间发展格局表现出沿海凸起并呈现闽东南高闽西北低的特征。最后在简要分析影响区域经济时空差异因素的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成渝经济圈生态效率时空动态演变及其影响因素（英文）

为了响应国家十四五规划,更好地探索促进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的新战略,本文采用super-SBM模型和马尔可夫链对成渝经济圈2004–2018年的生态效率值进行了测算与时序分析,同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生态效率进行了空间分析。虽然成渝经济圈生态效率在研究期间有所提高,但其经济发展仍然是生态无效的,这意味着成渝迫切需要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技术创新。在研究期间,成渝经济圈的生态效率的演变呈现为“π”字形状,并伴随着“俱乐部趋同”的现象,此现象表明生态效率有保持原状的强烈趋势,说明生态效率缺乏足够的改善动力,因此很难实现跨越式转移。从空间上看,生态效率从西北向东南呈高–低–高效率分布,生态效率的时空差异缩小,但集聚效应相对较弱且呈现两极分化趋势。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技术水平、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导致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原因。成渝经济圈应针对各自弱点相应采取改善措施提高生态效率,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的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