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研究

随着全球各区域的连通性不断增强,碳流动以及碳泄漏在全球碳减排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伴随全球产业跨境转移的过程,发达国家的高碳行业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从这些国家进口成品用于自身最终消费。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分析,本文测算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隐含碳流动,分析了生产碳及消费碳强度在全球的空间分布,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者及消费者责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生产碳强度大都高于消费碳强度,且两者的差值大多高于“一带一路”区域外发达地区。全球95%以上的隐含碳净流出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地区的消费所引发的“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直接碳排放占比约为30%。考虑到跨国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整体承受了较大的碳排放压力。从消费者责任着手衡量各国家/地区在全球气候变化中的碳排放责任,并以包容性全球化为基础推进“一带一路”气候治理体系构建,可为长期难以达成协议的全球气候治理问题提供有效思路。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neo-liberal to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is emerging arou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propos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th a growing number of countries seeing it as a way of jointly exploring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Meanwhile, with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arrived at a crossroad. In particular, incessant voices speak out against globalization, making the quest for a new way of promoting global development a major challenge. In this context, more and more political elites and scholars consider that the BRI opens up a possible new globalization path, amongst which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warrants exploration. On the basis of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urse and mechanism of global economic expansion and the limitations of 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the putting into practice of the BRI, this paper outlines some of the core features of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i.e., inclusive growth with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government regulation; inclusive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inclusive development paths chosen nationally that suit national conditions; inclusive participation;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 Although these featur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characterize fully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they do identify som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provide elements of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共同探索国际经济治理新机制的一个平台。与此同时,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经济全球化已经走到“十字路口”,逆全球化的声音不绝于耳,如何推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已成为世界性挑战。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和学者认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型全球化道路,其中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就是包容性全球化。本文在简要剖析经济全球扩张的历程及其机制并揭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局限性的基础上,结合“一带一路”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包容性全球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国家应发挥好“调节者”的角色、解决资本市场“期限错配”的问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保障各方平等地参与全球化,以及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文化多元性。尽管这些内涵还不足以精确地定量刻画包容性全球化,但可为后续研究提供一些借鉴的方向,也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理论思考的方向。     

“一带一路”战略的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

"一带一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框架包含了与以往经济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这正是丝绸之路文化内涵的体现。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全球化及世界格局变化的关系;剖析了其空间内涵,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多重空间内涵和跨尺度特征,是统筹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最后,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地理学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包括地缘政治、国别地理、对外直接外资理论、交通运输优化组织等。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转变,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伴随这种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本文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了4年多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特征,而后总结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迅速上升,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② 文献比较庞杂,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③ 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较多;④ 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最后,本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Urbanization under globalization: How doe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ffect urbanization levels in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 presents the world with a new era of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which will shape urbanization patterns globally. This study considered the launch of BRI as a quasi-experiment, where we evaluated the BRI’s impact on urbanization by way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 and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RI exerte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ization in its first three years. Its positive effect emerged from the ...     

“一带一路”战略的资本流动及其空间格局--基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视角

"一带一路"战略是新时期国家主导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国家战略。基于马克思主义地理学视角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资本流动及其对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是构建资本转移与流动的地域组织,为资本再地域化提供了社会活动平台。从国内来看,"一带一路"建设使资本加速向国内的边疆地区和内陆地区流动,使得我国原本较为落后的东北、西北、西南和广大内陆地区"嵌入"资本循环网络,实现资本生产与再生产;从国际来看,"一带一路"战略是应对资本积累危机的解决途径,通过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构建起了国际性资本转移与流动的社会活动平台,促进资本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和修复资本积累体系,推动了全球化发展的继     

“一带一路”若干区域社会发展态势大数据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政策,及时掌握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态势,对确保该倡议的稳步推进与顺利实施至关重要。为此,论文将GDELT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获取了“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近5 a的英文新闻全文数据,引入主题模型,结合无监督方法(LDA)与监督方法(Labeled LDA)挖掘新闻数据中蕴含的主题,构建社会稳定度模型,分析各国社会发展态势。研究发现：① 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不均衡,可划分为4类,即稳定型,如阿曼、越南等;较稳定型,如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较高风险型,如科威特、约旦、巴基斯坦、缅甸;高风险型,如叙利亚、阿富汗等。② 通过新闻主题时空挖掘,可有效发现热点区域,例如论文发现安集延对中亚地区社会发展与稳定具有重要影响。③ 利用监督主题模型,能够发现乌兹别克斯坦经济产业结构,识别出重大社会事件,发现其社会安全风险及变化趋势。采用论文方法可有效挖掘新闻事件时空变化规律,发现各国潜在风险,支撑对沿线国家社会发展态势的实时动态监控,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辅助决策支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航空运输联系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国际联系、构建"一带一路"的基本条件。建设国际航空网络与陆路运输通道、海上航运通道,共同组成"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基于2014年的OAG计划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空运输联系空间格局,并运用枢纽度模型识别国际航空枢纽。研究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空客运联系广度和强度均高于货运,其中国际客运联系集中在泰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国,而国际货运联系则主要集中在俄罗斯;2中国对外航空网络格局总体上表现为"轴—辐"与"点—点"模式并存;3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运枢纽机场,上海同时还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从地缘关系视角解析“一带一路”的行动路径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全球治理工程,开辟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纪元,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了大舞台。地理学是从时间、空间和自然—社会系统三个维度理解陆地表层过程的科学,对地缘关系研究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地缘关系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一带一路”是当前最具挑战的科学和政策命题,从地缘关系视角研究“一带一路”,需要加强四个方面的结合：① 在科学思维上,需要还原论与系统论思维相结合;② 在科学数据建设上,需要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数据相结合;③ 在科学问题选择上,需要社会过程、人文过程、政治过程和自然过程相结合;④ 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经验方法、实证方法、系统方法与大数据研究方法相结合。中国地理学者应兼顾政治地理学科建设、地缘关系的学科交叉研究和“一带一路”全球实践开展研究。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演变特点及格局,对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贸易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梳理了2001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演化历程,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敏感性行业度量及k值聚类算法等,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结构及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日趋集中,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2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各国出口优势行业基本一致;3中国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存在一些敏感性行业,出口方面涉及服装鞋帽、矿物制品及交通运输设备等,进口主要涉及能源、矿砂及一些资源初级加工品;4由于国内各省发展差距明显,中国出口商品的空间连续性较差。     

基于恐袭数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及时空演变分析

依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选取恐怖袭击事件总起数、恐怖袭击死亡人数、恐怖袭击受伤人数、恐怖袭击财产损失程度4项指标构建国家安全态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法对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在时间上,从197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态势日益严峻,阶段性特征显著,共经历了“兴起-活跃-回落”3个阶段;② 在空间上,国家安全态势标准差椭圆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重心转移路径为西亚北非地区-南亚地区-西亚北非地区;“9·11”事件发生前后空间特征呈现由三大“恐怖主义活跃区域”和1个“U型恐怖主义潜伏圈”向两大“动荡核心圈”和3个“动荡次中心”的转化。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分析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对其经济、政治和环境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对监测区域范围内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的比较研究却极为有限。基于欧空局气候变化倡议项目最新发布的1992—2015年300 m分辨率的全球土地覆盖数据集、1992—2012年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2000—2015年LandScan人口数据,本文首先分析了1992—2015年“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增长的空间格局和十大分区城市用地面积的动态。其次,通过分析3个时间点（1992年、2003年和2015年）上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的时空变化,量化了“一带一路”沿线80个城市的扩张和形态变化。最后采用3种统计模型（线性、幂律和指数函数模型）来分析城市用地面积、加权灯光面积和城市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992年的0.24%上升至2015年的0.56%,并且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一带一路”监测区域城市化的主要贡献者。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呈递减趋势,且城市间的空间分布完全不同。中国、欧洲、非洲、西亚、东南亚和印度6个分区人口数超过100万的城市间比较显示,除了中国城市形态变得分散,其他分区城市形态总体变得紧凑。分析结果也显示,夜间灯光信号所反映的城市经济活力和城市人口分布趋势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扩张和形态变化。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联动关系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动关系,运用Multilevel P2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从组织结构层次和个体层次探讨国家间经济联系形成的机制。研究发现: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促进经济联动的基础,区域内部的贸易与投资等能够加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资本存量、产业结构等因素具有提供者效应,劳动力、基础设施等因素具有接受者效应,都能够增加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动性。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对外合作战略的重点。中国各省(市、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的主要内容。本文根据最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同时呈现出不对称性;进一步从省(市、区)域层面来看,沿海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对其GDP增长的贡献较高,新疆对中亚5国的贸易对其GDP增长的贡献非常高,对中亚5国的出口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Theorizing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mode from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great vision and high-quality target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and Western recognition of them,which challenges 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This gap should be narrowed by conducting in-depth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at the project level.In recent years,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but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 is much broader in scope,comprising not only FDI projects but also China-financed projects and emerging mixed projects.Our investigation,observation,and examination of the BRI projects find that compared to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less experience in doing busines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often pay less at-tention to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host countries.Thus,revisiting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in economic geography and employing its ideas to analyze the BRI projects and summarize their construction modes ma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BRI.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background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and then summarizes three major modes of Belt and Road construction,namely,EPC(Engineering Procurement Construction)-based projects,concession-based projects,and FDI;finally,it draws on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turn to classify the BRI projects according to the two indicators of"Breadth and Depth of Territorial Embeddedness"and"Destructive Effect of a Project and/or Technology"into four types:transformative,supportive,ordinary projects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cooperation parks.Different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sensitivity can be observed for each type of project.The preliminary theorization proposed in this paper may offer a potential framework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BRI.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对沿线国家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开放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开放度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差异逐渐缩小。(2)开放度的重心在移动方位上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8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而2008年之后重心逐渐向偏东方向移动。(3)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北部开放度较高,而中部和南部开放度相对较低。(4)开放度在全局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集中于新加坡和塞浦路斯2国,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中亚和南亚。(5)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陆路交通和港口对开放度均存在长短期效应以及直接、间接效应。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rade facilitation is one of the five main agenda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has helped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trade networks, but existing studies tend to overlook the fact that not all bilateral trade relations are equally important to a country. To fill this gap in the literatur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top 2 trade relations networks to illuminate th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B&R trade relations, the relative position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trade communities (e.g., the community leaders) and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rade between them. We find rich dynamics over time both inter- and intra-communities. The overall international trade networks of B&R countries experienced a leadership change from Russia to China on one hand, some temporary communities experienced emergence, disappearance (e.g. the Kuwait- and Thailand-led communities) or reemergence (e.g. Poland-led community), and a community membership was generally consistent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future impacts of China’s BRI will depend on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connected regions, some countries with stable and high centrality indices (e.g. Russia, Singapore, Serbia, Greece, Turkey, Iran, Poland, Hungary and Romania) could be selected by China as strategic regional partners, and countries with a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geographical position but weak trade links (e.g. Myanmar, Pakistan, and Belarus) should be prioritiz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