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理论与中国的国际城市建设

全球城市是多因素作用的结果,研究范式由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向全球与地区相互作用的范式转换。全球城市体系的划分从单一指标向经济与文化结合的多指标方向发展。但如何选取指标,如何进行指标的测量,如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分配以及如何采集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数据与资料,都是全球城市研究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中国的全球城市建设要从全球城市体系的等级、位序规律出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有步骤、有目标、分阶段,稳步推进,逐步提升城市发展的层次,促进城市国际化的步伐,建设中国的国际城市。     

基于文献数量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知网（www.cnki.net）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题名检索,从而获取对不同城市进行研究或关注的论文数量,并通过论文的数量对中国地级及其以上的城市规模分布进行研究。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基于文献数量的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基本符合捷夫法则。具体结论如下：其一,由于对上海和北京进行研究的文献数量相差较小,中国城市文献规模分布呈现出较低的首位度,而习惯意义上的“北上广”处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等级体系。其二,Zipf维数q整体水平小于1,表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较为分散。其三,Zipf维数q从2000年到2012年整体上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表明学者对城市的研究呈现逐步分散的过程。其四,中国地级及其以上城市文献规模的等级体系整体上呈现出从金字塔式向纺锥形结构演变,中等文献规模的城市在数量上占据多数。     

中国城市人口的集聚途径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城市化方面得到较快的发展。城市数量从1949年的132个，增加到1978年的193个、2005年的623个；城市人口从1949年的5700万，增加到1978年的17200万、2005年的56200万；城市人口比例从1949年的10．64％，增加到1978年的17．92％、2005年的42．99％。从城市化的过程看，构成城市人口的社会成员，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城市内部人口的历史继承与自然增减；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由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     

标度律视角的城市效能测度及中国城市多维要素效能分析

"城市标度律"(urban scaling laws)揭示了城市系统中城市人口和城市要素间普遍存在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但目前大多数城市评价忽视了这种关系,常使用人均指标比较不同规模的城市,这会导致评价结果偏差.为此,考虑城市人口和城市要素间的非线性规模缩放关系构建了要素效能指数,用以修正城市规模的影响,度量城市要素实...     

九十年代的中国城市和城市地理研究

建国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从数量上、质量(结构、功能、水平)上均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现实需要相距甚远。未来十年是中国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城市应当走稳定、提高、发展的道路。因此应当有计划地设置城市,加快培育区域核心城市,促进新的城市空间组织的形成发展,积极引导以县城为中心的小城镇建设,提高现有城市的设施和管理水平。城市地理学要加强微观的、各类城市的典型调查和深层研究,着力探索中国城市发展规律,进一步深化城市规划的应用实践,努力进行学科理论和方法论总结的研究。     

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上海生态型城市建设

建设生态型城市的基本要求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一五”发展规划的建议。《建议》站在历史的新的高度，从战略全局出发，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要求。这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中国城市经济区

从改革开放的视角,用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区进行了新的研究。根据城市中心性的等级体系,确定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全国的经济核心区;通过外贸货流、铁路客货流、人口迁移流、信件流等流量流向分析,概括了3大核心区的内向型和外向型腹地范围;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经济地域划分为北方区、东中区和南方区3个一级城市经济区和11个二级区。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空间组织形成许多新的认识。这一研究对于各地区经济联系方向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城市与城市发展理论的历史

论述中国自周期以来的城市概念和理论，指出中国城市性质和城市结构的自有特点及其与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城市概念和理论不同，将中国漫长的演变历史分为封建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1978年和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3个时期。3个时期所形成的城市概念和理论，都有中国特色，是中国城市及城市化向前发展的重要的理解和指导基础。     

中国主要城市入境旅游网络结构演变分析

基于旅游经济联系模型,运用GIS技术手段,构建中国入境旅游城市的旅游经济联系网络,并对1997年和2010年的Top1、Top5和Top10网络的结构演变特征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 整体网络规模在缩小,但是最大联系强度和平均联系强度却明显增长,且最大联系强度一直出现在广州和深圳之间;② 整体网络结构处于核心极化阶段,总体呈现“东部强,中西弱”的“L”型分布,一级节点城市北京、上海和广州的集聚作用显著,且进一步增强;③ 旅游城市联系以东部区内联系为主,东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愈加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集聚作用在减弱;④ 中国入境旅游城市可分为三大体系,形成三极多核的空间格局。     

效用最大化、logit变换和城市地理学的数量分析模型

城市地理学的主要学模型，包括城市化进程的logistic模型，城市位序-规模分布的幂指数模型以及城市人口密度衰减的负指数模型，都可以从两个简单的科学假设出发推导出来。文章证明，上述假设在理论上可以归结为效用最大化原理，其本质与信息熵最大化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城市地理学的主要模型作为标度定律都可以借助logit变换进行简化处理，从而为理论模型的实际应用以及城市演化动力学的模拟实验分析打开了方便之门。     

中国城市人口迁移和创新

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城市创新受多种因素影响,人口是影响城市创新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的数量和质量会对创新产生深刻的影响。以专利指标测度创新,基于中国34个主要城市人口2003—2012年的人口迁入、迁出数据,使用stata面板模型,分析中国人口迁移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迁移对城市创新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省外迁入人口、省内迁出人口以及高学历和多样化人口迁移对城市创新有积极作用,其他人口迁移因素对城市创新影响则不显著,人口迁移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区域性的差异。研究的政策意义表明:中国需要鼓励高层次的人口迁移,以发挥创新的溢出效应,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     

2006年全国矿山数量继续减少

截至2006年年底，全国共有各类非油气矿山企业126370万个，比上年减少325个。其中大型矿山增加352个，小矿减少2491个。     

元代中国的建制城市

中国古代城市市政建制出现于公元１２世纪中叶，发展成熟于１３至１４世纪前半期，其主要标志是都市警巡院和城市录事司的兴起，对城市实行专门行政管理是城市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城市规模扩大及其职能完善的结果，本文就中国元代城市市政建制的职能及建制城市的规模和性质等城市历史地理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与机理

以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及的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经济效率、经济结构、经济稳定性、经济发展潜力、成果分配、资源环境、民生福利7个维度刻画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从GDP增长率和人均GDP两个维度刻画经济增长数量以构建综合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2006—2018年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协调水平上,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的协调度较低,且呈下降趋势;② 协调度空间格局上,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数量、增长速度的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的趋势,且保持相对稳定,但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规模的协调度空间格局差异较大;③ 协调类型上,“数量滞后”型呈零星分布,“规模滞后”型向中西部集聚,“速度滞后”型向东北拓展,“质量滞后”型表现出多样性特征;④ 经济增长质量与规模、速度的协调关系表现出不一致的特征;⑤ 相互协调机理分析发现,民生福利、经济发展潜力、人均GDP对中国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与数量协调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⑥ 针对不同协调类型的城市群应分别采取相应举措以助力中国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大陆口岸城市外向型腹地研究

开放条件下，口岸城市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枢纽。以全国局级海关所在城市为主要口岸城市，利用1997年局级海关和出口货源地、进口目的地之间的进出口额资料，对外贸货流的区域特征、口岸城市外向型腹地范围进行了研究。基于口岸城市腹地交织的特点，进行了辽中南、京津唐秦、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山东半岛和福建沿海口岸城市群的组织。以口岸城市群为核心，全国分类东北区、黄河流域区、长江流域区、华南区四大对外经济联系区和山东、福建两个较小的对外经济联系区。在沿边地区形成以陆上联系为主要方向的沿边对外经济联系区。     

玉溪市城市环境建设可持续发展初探

近年来玉溪市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也带来了大气质量下降，水体、噪声、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城市环境问题，造成了城市环境发展相对滞后。建设一个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的人居环境，是玉溪市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因素、空气污染、水资源的保护、城市规划是玉溪环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阐明玉溪城市环境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原因，对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加快建设事业信息化与数字城市建设

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对传统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建设事业信息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该文从建设事业电子政务建设、建设事业行业信息化工作、建设事业企业信息化工作三方面对建设事业信息化进行论述。指出建设事业信息化工作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基础，将有效推动我国数字城市建设，有利于改善我国城市投资环境，促进参与国际性城市的建设步伐。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19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深入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模式与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中国数字经济呈现平稳发展和空间集聚趋势,发展重心偏向东南部,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东强西弱格局,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四级”格局逐渐清晰。加速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中西部地区,起跑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胡焕庸线”以东,平衡发展型城市呈现零星分布。信息化基础、地理区域、经济水平、人力资本等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与演化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化基础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地理区域的影响逐渐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