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栏引起的有蹄类动物死亡及其对未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的启示

围栏是牧区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围栏也给野生动物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会制约它们的活动范围,妨碍其种群扩散甚至会直接导致死亡。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来将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该区内围栏的现状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通过70份调查问卷,了解了当地牧民对围栏的看法、围栏对野生有蹄类动物的威胁以及观察到的被围栏缠绕的野生动物的数量。我们发现,如果当地居民发现用于管理牲畜的围栏会伤害到野生动物,他们更可能意识到围栏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些认为围栏对野生动物有害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拆除围栏。然而,对于需要雇用他人来照看家畜的牧民,支持围栏拆除的可能性较小。最佳模型只解释了部分数据差异,这表明虽然对围栏威胁的认识很重要,但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影响牧民对围栏拆除的支持度。因此,为了能在新的国家公园内成功开展围栏拆除工作,有必要强化社区服务和社区合作,以减少围栏拆除对牲畜管理的影响。调查发现,当地牧民在围栏上发现过死亡的藏野驴、盘羊和藏原羚,其中发现藏野驴的次数明显多于其他两个物种。这一结果表明,前述三个物种可能更容易被围栏缠绕,未来需要加强相关研究,这将有助于推动围栏拆除计划的实施。     

围栏引起的有蹄类动物死亡及其对未来祁连山国家公园管理的启示（英文）

围栏是牧区畜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围栏也给野生动物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会制约它们的活动范围,妨碍其种群扩散甚至会直接导致死亡。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来将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该区内围栏的现状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我们通过70份调查问卷,了解了当地牧民对围栏的看法、围栏对野生有蹄类动物的威胁以及观察到的被围栏缠绕的野生动物的数量。我们发现,如果当地居民发现用于管理牲畜的围栏会伤害到野生动物,他们更可能意识到围栏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些认为围栏对野生动物有害的人更有可能支持拆除围栏。然而,对于需要雇用他人来照看家畜的牧民,支持围栏拆除的可能性较小。最佳模型只解释了部分数据差异,这表明虽然对围栏威胁的认识很重要,但其他因素可能也会影响牧民对围栏拆除的支持度。因此,为了能在新的国家公园内成功开展围栏拆除工作,有必要强化社区服务和社区合作,以减少围栏拆除对牲畜管理的影响。调查发现,当地牧民在围栏上发现过死亡的藏野驴、盘羊和藏原羚,其中发现藏野驴的次数明显多于其他两个物种。这一结果表明,前述三个物种可能更容易被围栏缠绕,未来需要加强相关研究,这将有助于推动围栏拆除计划的实施。     

基于意愿价值评估法的禁牧政策生态补偿定量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禁牧政策作为生态补偿实践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中国广大牧区生态问题的战略性举措。合理的补偿标准是促进禁牧政策有效实施和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因而受到学者广泛关注。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支付意愿及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CVM)定量评估盐池县禁牧政策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农户的支付意愿与年总收入、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年龄、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对禁牧政策的接受态度负相关;(2)县城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年龄负相关,与对环境的关注度正相关,与职业存在相关性;(3)农户的受偿意愿与人均粮食产量、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负相关;(4)应用多重对应分析法得出影响农户支付水平和受偿水平的因素均为羊只饲养规模。结合CVM公式和Spike模型,对农户的支付、受偿标准及县城居民的支付标准进行定量评估。     

人与保护区:理解态度差异提高保护成效（英文）

如果当地群众对野生动物以及保护的态度与其他利益相关群体不一致,则易引发显著的冲突,削弱或破坏保护工作的成效。本研究收集了中国西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周边171位当地居民和59位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态度数据,这些问题覆盖了受访者对生态系统服务、自然保护区和人类与野生动物共存三类主要问题的态度。通过对当地居民与政府公务人员态度的相似度统计分析,探究这些差异存在的本质。两个群体对涉及保护区和人与野生动物共存问题的态度的相似度极高,分别为60%和100%,而对有关生态系统服务的态度的相似度只有25%。政府工作人员群体的属性特征与他们的态度并无直接相关,当地民众的态度常常与其居住地所在的子村寨相关。本研究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态度的分析结果显示,鉴于两个主要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态度差异,未来在利益相关问题上存在产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应当予以关注和认真对待。     

农户对禁牧政策的行为响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新疆策勒县为例

以新疆策勒县为例,对当地农牧民在封育禁牧影响下的经济行为响应及其影响因素利用对数线性模型进行定量分析,以研究不同背景条件的农牧民在进行行为选择时的规律性因素。研究表明,农户所属区域及其拥有的资本水平是农户对禁牧行为响应的显著影响因素;农户所属区域及当地的技术服务培训等政策配套水平是农户对禁牧态度的显著影响因素;农牧民畜牧生产观念的转变和草场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是实施禁牧政策的先决条件。建议政府针对区域及农户的资本差异进行分类补偿;当地政府可整合利用各相关部门的项目资源和资金进行禁牧的政策前期和推广工作。     

生态恢复中生态系统反服务与居民生存的博弈——以甘肃“猪进人退”现象为例

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积极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同时,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生态质量改善后野生动物数量增加并对居民生产和生活产生冲击的现象,此即生态系统反服务（EDS）。以西秦岭西汉水上游林区边缘的部分村庄为研究区,以“猪进人退”为案例,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博弈论模型分析,试图揭示生态恢复建设过程中生态系统反服务给当地居民生存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各利益方的博弈均衡结果。研究表明：案例区生态质量趋好背景下66%的村庄遭野猪侵害,其引致的EDS具体表现在5个方面,包括农田被毁、部分村民搬迁、耕地撂荒增加、村民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以及疾病传染威胁等;人类（包括村民和政府）在解决此问题时的纳什均衡为（防治,侵害）,在生态效益目标不改变的情况下,野猪侵害行为不可避免,村民防治措施的有效性决定了村民对生态保护积极态度的程度。政府如果提高生态补偿,则可以达到村民和政府均积极保护生态、村民也积极防治野猪的理想模式。     

祁连山国家公园草原补奖政策实施效益评估

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对促进草原生态恢复和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作用。以祁连山国家公园（张掖段）实地走访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草原补奖政策实施后影响农牧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及政策实施后凸显的其他问题。结果表明：农牧民的收入主要受草原补奖政策生态补贴收入、其他收入、畜牧业生产支出以及存栏数的影响;接近八成农牧民对草原补奖政策持满意态度;对草原生态的改善作用、是否支持草原补奖政策的实施、政府设定的核定载畜量是否合理显著影响政策实施的满意度;政策实施后研究区凸显的主要问题有保护区部分区域由于植被盖度增大,积累生物量提高导致草原防火压力增加;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扩大,草场破坏度增大;产业转型后对农牧民的社会关注度不够,期望提高补助标准或保底资金。     

羌塘草原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成本研究(英文)

生态保护的成本是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心组成部分,一般由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发展成本构成。本文以羌塘自然保护区涉及的那曲地区为例,采用恢复成本法和机会成本法对牧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进行了核算。研究过程中,借用中国草地承载力评估中的标准羊单位,把草地生态系统、草食性野生动物和价值评估有机地联系起来,为草原地区野生动物保护的生态补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评估工具。评估结果表明,那曲地区牧民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成本是每年5.69亿元,其中直接成本是1.19亿元,机会成本是4.5亿元,机会成本占总成本的79%。机会成本是由于草食性野生动物的啃食与踩踏导致草场必须禁牧致使牧民放弃的经济收入。显然,羌塘自然保护区草食性野生动物对草场的损害构成了生态补偿的主体。如果按照那曲地区中度以上退化草地的面积计算,则牧民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面积成本是每年57元,按照那曲地区人口计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的人均成本是每年1482元。这一结果并不等于生态补偿标准,但可以作为补偿标准的低限。     

居民对缓解人与野生动物冲突救济金的态度:尼泊尔Shivapuri-Nagarjun国家公园的案例研究（英文）

本研究旨在评估Shivapuri-Nagarjun国家公园（SNNP）人与动物冲突事件较多的10个缓冲区居民组（BZUG）的三个不同社区的居民对救济基金计划的态度。通过对家庭的半结构化问卷调查,研究了居民态度的差异及其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如年龄、教育、经济状况、作物损害的数量对现行救济计划的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共调查了162个住户,获得有效调查问卷153份,占研究区377个住户总数的40.5%,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进行了调查。居民对救济计划的态度分为三个级别(积极、消极或中性）（卡方检验用于确定居民的态度和救济计划是否具有依赖性）。本研究中卡方被用来确定不同社会经济因素的依赖性以及人们对救济计划的态度。结果显示,56%的受访者对救济计划不满意（持消极态度）,26%持中立态度,只有18%持积极态度（满意）。对研究区平均101美元的作物损失,仅提供了41.93美元的救济金。同样,对每只124美元的牲畜（山羊）损失救济金额只有73美元。由于补偿款不足和支付延迟,救济基金计划未能使居民的满意度发生变化。因此,建议定期修订救济准则,以解决救济款不足和延迟的问题。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野生动物损害救济...     

关于确保甘肃省祁连山生态保护红线落地并严守的科技支撑建议

祁连山是中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其生态保护与治理一直受到国家、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高度关注。目前,在祁连山的生态保护工作中,缺乏对现状基础数据的全面掌握,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突出,生态环境综合监测系统不完备,生态补偿机制推进实施缺乏创新。在全面梳理祁连山目前存在的重大生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祁连山生态保护红线落地并严守的建议,包括加快开展祁连山综合科学考察、完善并落实开展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以正面清单为导向的协调发展模式、促进生态安全与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进一步实施重大配套政策、完善保障支撑体系等。     

Intensity of competition for forage between livestock and wild herbivores based on grassland carrying capacity北大核心CSCD

放牧家畜与食草野生动物争草(畜兽冲突)是人兽冲突在草原放牧业中的具体体现,其涉及面广,对牧民生计影响明显。畜兽冲突强度研究对完善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通过地面调查与模型模拟,考虑草地牧草产量、家畜存栏量和食草野生动物种群数量,提出了放牧家畜与食草野生动物争草冲突强度量化方法,评价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玛多县牧草地畜兽争草强度。结果表明：(1)据2022年样线调查和随机森林模型估计,玛多县藏野驴(Equus kiang)、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种群密度分别为0.2157头/km2、0.1655只/km2,种群数量分别为5307头、4073只,折合23264羊单位(SU),2018年末各类家畜存栏量34.2万SU,畜兽争草相对强度为1/14.7。(2)玛多县高寒草甸、高寒草原的可食牧草产量分别为118.7 g/m2、88.3 g/m2,可承载密度分别为0.2710 SU/hm2、0.1532 SU/hm2,理论承载力52.85万SU。家畜承载率、食草野生动物承载率、家畜+食草野生动物承载率分别为64.7%、4.4%和69.1%。(3)国家公园内的乡镇,草地承载力盈余,家畜承载率低、野生动物承载率高,但畜兽争草相对强度较大,建议完善移民搬迁、野生动物损害补偿制度,强化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国家公园外的乡镇,草地超载严重,家畜承载率高,畜兽争草强度不高,建议减畜增效、绿色发展。     

尼泊尔Koshi Tappu野生动物保护区中村落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英文）

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一直是尼泊尔许多地区（包括尼泊尔东部）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本研究评估了尼泊尔Sunsari区Koshi Tappu野生动物保护区Paschim Kusaha村的人类与野生动物冲突状况。通过问卷调查和正式/非正式访谈,从不同家庭的47名受访者中收集数据。结果显示,破坏力最大的野生动物为野象、野猪和野水牛,袭击最多的农作物为水稻（63.83%）、玉米（19.15%）和马铃薯（17.02%）。人类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大部分相遇发生在夜间（黄昏后和黎明前）,有记录显示夜间相遇占总相遇次数的78.72%。当地居民受到的主要负面影响包括财产损失、动物骚扰以及野生动物对农田的破坏等。尽管保护区和周边地区的人类死亡率记录令人不安（在过去5年中有22人死亡）,但仍有70%的受访者对野生动物保护持积极态度。建议提高对野生动物行为的认识以及保护,设立容易获得补偿的计划和项目,以尽量减少该地区的人类与野生动物的冲突。     

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建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是自然保护区取得资源环境保护和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利用文献调研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利益相关者分析法、机会成本法和意愿调查法等,分析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对社区的影响,从补偿主体、客体、标准、方式和途径等方面探讨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部分社区居民对保护区的建立持赞同态度,这种态度受被调查者的教育程度、年龄和性别的影响;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限制了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大多数社区居民收入减少,而社区居民没有得到相应的补偿;社区居民面临着资金不足、补偿措施不到位和缺乏致富技术等问题;确定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分析和意愿调查的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和客体;依据发展权限制的损失(包括退耕还林的机会成本、野生动物破坏造成的损失)、社区居民受偿意愿和受益者的支付意愿,制定了生态补偿的标准,明确了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     

退耕还林和荒山禁牧的相对生态价值的估算——以甘肃省靖远县永新乡为例

从20世纪80年代后,生态系统功能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生态价值的估算成了生态学深入发展的一个新的新的热点领域。退耕还林和封山禁牧是我国的一项林业生态工程,退耕还林和禁牧的生态效果如何,在经济上是否合理都有待于探讨。本文以靖远县永新乡的退耕还林和荒山禁牧为例,对相对生态功能和相对生态价值进行了探讨和估算。结果表明：（1）当地退耕还林的林地生态价值远远大于农作物生态价值加农业产值的总价值,也远远大于国家的补助标准。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不仅有利于当地生态环境建设,而且在经济上也是合理的;（2）荒山禁牧的生态价值小于禁牧的机会成本,亦小于国家的相关补助标准,禁牧的相对生态价值与国家补贴之和大于禁牧的机会成本。但荒山禁牧新增植被的生态价值大于中国草地的平均生态价值。用相对生态价值完全可以解决不同生态指标之间以及生态指标与经济指标的等价换算问题。     

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效益的民意调查

生态保护与环境整治是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工程的主要目标,因此输水能否起到改善环境和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试图真实反映生态输水工程的社会效益。结果表明:(1) 90%以上常年生活在当地的被调查者,感受到生态输水对其本人以及其生活的环境的积极影响,因此希望继续输水的人数超过82%。(2)超过76%的家庭年收入在输水后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加,表明输水后环境的变化对当地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3)从当地居民对输水工程的继续开展的支付意愿看,70%以上的居民都表现出愿意出劳动力的强烈愿望;愿意出钱的比例为15%,两者都愿意支付的比例为6%左右。这一方面说明当地居民对继续输水的强烈渴望,也说明恢复环境的支付意愿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生活水平紧密联系的。(4)从居民对环境变化明显程度的选项看,输水前后生态环境变化的明显程度依次为:风沙强度减弱﹥风沙次数减少﹥树草长势好转﹥野生动物增多﹥树草数量增加,这与环境监测的结果基本一致。总之,生态输水对当地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影响,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的社会效益显著。     

黄土高原地区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响应与影响因素——以甘肃定西大牛流域为例

以甘肃省退耕还林(草)重点实施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定量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对退耕还林(草)工程的认识和态度。总体上农民有较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对退耕还林(草)政策的认识基本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劳动力数量、人均耕地数量、退耕还林(草)面积是影响农户环保意识和对退耕还林(草)态度的主要因素,农业和非农业农户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与禁牧政策的关键问题研究

草原作为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对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畜牧业等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草原生态承载力有限,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压力的不断增加,对草原的过度利用导致草原生态破坏严重,草原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为了恢复和保护草原生态系统,2002年前后国家在草原破坏严重的地区实施禁牧政策。政策实施以来,草原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生态效果明显,但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探索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利用效率和存在的问题可为进一步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生态环境修复和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综述和典型禁牧区的研究,从禁牧政策的效益、问题和农户支持度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主要结论包括：（1）北方农牧交错区草原生态承载力低,生态赤字严重。（2）禁牧政策虽对生态环境的改善起到很大作用,但在一些禁牧区,当地政府不能因地制宜实施禁牧政策,再加上配套实施和基础设施滞后,草场界限模糊以及政策宣传和监管力度不够等问题导致了新的草原退化,草原生态恢复大打折扣。（3）禁牧政策实施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部分农户无法顺利完成生计方式的转型,又因生态补偿标准低和补偿有失公平等问题无法弥补禁牧造成的经济损失,导致农户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加深了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之间的矛盾,部分农户对禁牧政策的支持度较低。     

住宅郊区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邻里关系——以广州丽江花园为例

作为"破碎城市"的典型表征,西方学者对门禁社区持负面态度,然而门禁社区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受制于当地的社会文化要素,并可能对当地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门禁社区与周边社会经济地位较低邻里的联系和社会关系,并通过分析门禁社区居民的活动范围和围墙内外居民彼此间的态度和社会交往来探讨门禁社区的影响...     

TPOA框架在禁牧政策效果评价与优化调控中的应用——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位于北方农牧交错区地形、气候、植被过渡带的宁夏盐池县是典型的农牧生产和生态敏感区。基于农户视角,应用目标-过程-结果-调控四维分析框架（TPOA）和问卷数据,分析禁牧政策的实施效果和适时调整问题,对于全面了解禁牧政策的实施效用、制定相应的调控对策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可为北方农牧交错区禁牧的适时调整与草原的合理利用提供案例支撑。禁牧政策实施中,60.40%、55.38%和11.83%的受访户分别采取了扩张型、调整型和收缩型适应策略,农户从事非农产业的比例提高,夜间偷牧现象普遍,存在饲草缺口大、养殖成本高、龙头企业带动力不强、市场监管难等困境。该政策的实施实现了盐池当地草原生态恢复和沙漠化逆转,38.79%的受访户认为禁牧政策确实“达到了”生态恢复的预期目标,60.87%的农户对草原补奖表示满意,46.09%的受访户认为禁牧政策亟待调整,可从提高禁牧补偿标准、生态适宜地区适当开牧、延长补助期限等方面着手。将TPOA框架应用于禁牧政策效果评价中,为评价生态政策的实施绩效提供了理论基础。     

退耕还林(草)、封山禁牧对传统农牧业的冲击与对策--以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皇甫川流域为例

在皇甫川流域生态及自然地理综合调查的基础上,同步进行了退耕还林(草)、封山禁牧等政策运行情况和农户生产、生活情况的调查。在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通过皇甫川流域农业现状的相关矩阵分析,研究了当地农牧业在生态和经济上的不合理性,以及面对冲击发展草产业、推行圈养舍饲的必要性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