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以大宝山尾矿区生态修复为例

在国家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的背景下,矿山周边的农户作为环境破坏的受害者和生态修复的主要参与者,其参与意愿的高低关系到政府环境治理政策能否发挥良好作用。以大宝山尾矿区为例,构建包括价值感知、政策感知和禀赋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模型,探讨环境感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价值感知包括经济和生态2个维度,且均会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直接正向影响;禀赋感知包括精力和能力2个维度,且均会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影响;政策感知包括感知政府、感知矿企和邻居朋友态度3个维度,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不产生直接影响,但可通过价值感知和禀赋感知对其亲环境行为意愿产生间接影响。2）收入的提高、感知矿企的态度以及精力和能力的感知是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政府需将传统手段与新型网络平台结合,加强环境治理多渠道宣传、就业能力培养和邻里示范等,以提升农户亲环境行为意愿。     

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利用Tobit-ISM模型分析江西省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悖离度影响因素,进一步解析各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结果表明:70%的农户具有生态耕种意愿,但仅部分农户发生了采纳行为,证实了农户生态耕种采纳意愿与行为发生悖离。通过Tobit回归模型分析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农户态度、耕地面积、生态环境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相互交流和自然资源状况对悖离度的发生表现出负向作用,而非农收入比重则具有正向影响;通过ISM模型分析农户态度、耕地面积、自然资源状况是表层因素,生态耕种污染认知、环保法规认知、风险认知是中间层因素,文化程度、生态耕种培训、非农收入比重、相互交流是深层次因素。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农户参与意愿是影响生态补偿的重要因素,为了探索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重要程度,寻找提高生态补偿实施绩效的对策措施,以宁夏盐池县为例进行研究。盐池县地处我国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带,承担着区域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此背景下选取8个典型乡镇、26个行政村调研,基于279份农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特征正向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它还通过自然资本拥有量、环境感知及政策认知,继而间接影响生态补偿参与意愿。(2)自然资本拥有量对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产生直接显著的负向影响。(3)环境感知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小。(4)政策认知直接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且影响效应最大。最后,基于影响盐池县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提出了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对策建议。     

大伙房水源受水城市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大伙房饮用水水源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湖库型饮用水水源地,供水范围涉及7座城市、2 400多万人。因此,评估其水源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确立生态补偿标准,具有典型性和较高的借鉴价值。在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也称意愿调查评估法)问卷调查基础上,应用SPSS16.0软件,对大伙房水源受水城市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633份有效开放式问卷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有68.2%的居民个人对大伙房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存在正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意愿为每人每年93.81~137.55元;运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支付意愿与社会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性别、年龄、学历、生态重要性认知对支付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生态补偿认可度、收入、职业与支付意愿显著相关,其中,生态补偿认可度对支付意愿影响最大,其次是收入水平,职业对支付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小。     

基于农户特征的黄淮海平原农村一户多宅行为影响因素——以河北省曲周县前河道村为例

为深入探究影响农村宅基地一户多宅行为的主要因素,明确一户多宅整治工作的重点方向,以地处黄淮海平原的河北省曲周县前河道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农户调查获取样本农户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一户多宅行为的主要农户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生产规模的提升会降低农户新辟宅基地建房的意愿,农户居住需求的提升促进了一户多宅行为,农户对相关政策认知水平的提升抑制了一户多宅行为,农户发生一户多宅行为与对原有居住环境不满意密切相关。宅基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得一户多宅行为的产生并不受制于农户自身的经济条件。     

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基于江西省254户农户调查

作为农村宅基地的使用主体,农户在农村宅基地流转决策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他们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对规范农村宅基地流转起着关键作用。文章通过对“江西省农村宅基地流转”专题调研,以实地调研数据为基础,分析江西省当前农户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认知与意愿,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农民对于国家农村宅基地的相关政策了解程度一般,对于构建规范有效的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期望较高,但反映出普遍担心农村宅基地入市后的高房价和投机行为的发生;户主年龄、家庭年收入、家庭农村宅基地面积及个数对农户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影响最大。最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扩展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研究——以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为例

基于扩展的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天山天池世界自然遗产地377份游客样本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结果表明:游客是否愿意为旅游生态补偿买单受其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自然环境认知和人文环境认知等影响。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是重要因素,对自然环境的认知是有效因素,对人文环境的认知是关键因素;不同价格的补偿标准对游客旅游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具有不同影响。提出构建奖惩并施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旅游生态补偿体系、创新游客旅游生态补偿的支付方式、完善旅游生态补偿财政保障制度、营造绿色文明的旅游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建议。     

河北迁西板栗农林复合系统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研究（英文）

当前,生态补偿已成为激励生态保护的重要手段,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也成为生态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迁西传统板栗复合栽培系统是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典型农林复合系统,但由于当地生态环境脆弱,同时受到短期利益驱动,导致板栗单一种植逐年增多,水保防护林受到蚕蚀,造成了水土流失等问题。本文以迁西板栗农林复合系统为例,在对当地100名农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问卷调查和模型构建法,就板栗复合栽培系统生态补偿受偿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地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情况、对环境破坏行为的关注程度、环境保护行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及农户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都显著影响其受偿意愿。通过对受偿意愿影响因素的研究,为明晰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机制提供案例,其研究结果也可为进一步制定科学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依据,为当地环境的保护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评估

经济补偿是破解耕地保护外部效应外溢的有效途径。耕地非市场价值是耕地保护外部效应的核心,合理评估这部分价值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的确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运用条件价值法对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对712 份有效问卷统计分析表明：① 生态脆弱与贫困耦合地区居民对耕地保护及耕地非市场价值的认知存在一定差异,经济、文化、社会、政府、心理等因素影响到民众的认知水平。② 农户对耕地非市场价值支付意愿率达到76.77%,城镇居民支付意愿率仅占到64.87%。受访者往往将耕地价值与自身的切身利益结合,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经济人而非理性社会人。③ Probit 回归与Logit 回归分析表明,经济社会特征对受访者的决策产生一定影响。收入限制成为影响农户决策的主导因素,而捐赠历史与耕地保护认知成为影响城镇居民决策的主导因素。④ 农户与城镇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分别为157.92元/(户·a) 和206.28 元/(户·a)。受访者单位耕地支付意愿为607.65 元/(hm²·a),最终评估出三峡生态脆弱区耕地非市场价值约为104.26×10⁸元。     

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依据黑龙江省三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11个村屯310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意愿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湿地旅游的意愿受内、外部综合因素影响,户主年龄、对旅游的认知程度、拥有投资资金的量、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当地收入、农户参与的可行性、旅游资源情况和当地政府态度是主要的影响因素。针对农户最关心的问题和主要影响因子,提出了考虑农户的经济利益、建立完善的社区参与管理模式、科学规划等促进农户参与湿地旅游措施。     

阿拉善左旗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是赋予荒漠化治理的新任务,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实现荒漠化治理重要手段。基于阿拉善左旗224户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评估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对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86.61%居民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13.39%居民不具有生态补偿支付意愿;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户均年支付意愿值为649.3元,占居民户均收入的0.76%。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受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对生态补偿认知特征影响。因此,从加强生态补偿的政策宣传,鼓励多样化的就业方式,建立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支付方式以及构建差异化生态补偿征收标准方面来提高沙区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以期为构建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完善生态补偿政策提供参考。     

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合的意愿及其驱动机制——以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例

农村居民点整合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在时间上,既要与农村居民点建设相联系,又要真实反映未农户的居住意愿、需求与偏好;在空间上,既要满足不同农户的生产、生活需求,还要考虑农户所在村落的空间层次;尊重农户的整合意愿与发挥农村居民点整合效应间的耦合,已成为农村居民点整合和解决民生的重心。研究选取重庆市沙坪坝区曾家镇白林村为样点,采取“PRA(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3S(GIS+RS+GPS)”的方法建立“农户—土地”空间特征与属性特征一体化数据库,按农户生计资产配置结构和未来生计发展趋势,剖析不同类型农户对农村居民点整合的意愿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各异,非农专业化发展型(72.82%)>非农多样化发展型(49.66%)>兼业发展型(44.44%)>农业专业化发展型(36.84%)>农业多样化发展型(37.33%)。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受家庭经济、居住环境、社会交往及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农户后顾生计来源及其收入变化、居住条件、邻里关系、社会地位感知是农户农村居民点整合意愿形成的重要驱动机制。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北京市大学生废旧手机回收支付意愿及需求偏好研究（英文）

大学生作为手机消费的重要群体,其回收支付意愿对解决废旧手机回收率低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运用选择实验法对北京市大学生的废旧手机回收支付意愿进行考察,并通过构建MixedLogit模型对大学生的支付意愿和需求偏好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受访者的选择受信息安全、回收价格、回收模式以及支付方式的正向影响,支付金额的负向影响;（2）受访者对信息安全这一属性的支付意愿最高（30.04元/部）,对回收价格（5.94元/部）和支付方式（4.41元/部）的支付意愿次之,对回收模式的支付意愿最低（2.87元/部）;（3）受访者的性别、家庭年收入、持有手机数量等个人经济社会特征会对其参与废旧手机回收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受访者对废旧手机回收的环保认知越深刻、对废旧手机回收行为越认可、对废旧手机回收的参与度越高,对于废旧手机回收越有显著的改进需求和更高的支付意愿。     

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户生态补偿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基于前期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主体功能细分方案,利用农户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及影响因素。结论包括：（1）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度较高,不同类型区农户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明显差异。（2）农户对政策的认知不高,弱限制开发区农户对生态补偿政策的认知最高,中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次之,强限制开发区农户的认知水平最低。（3）农户生态补偿的参与意愿较高,各类型区在空间上具有明显差异。（4）前期政策满意度、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草地面积、羊只存栏量、户主年龄、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先期政策满意度、农户家庭收入情况、非农收入比重等指标具有正向作用,其他指标具有负向作用。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分析——以河北省邢台市为例

实行耕地休耕是我国近年对耕地保护和耕地利用转型的重大国家战略,而农户对休耕地进行管护是保证耕地休耕生态效应的重要前提。研究选取河北省邢台市2个乡镇12个村为分析样本,建立农户特征、家庭特征、认知意识、耕地利用状况等影响因素集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户参与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及行为选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有无经济补偿对农户休耕管护意愿影响较大。(2)影响农户对休耕地管护的意愿和行为的潜在变量不尽相同,但认知意识对两者均起较大作用。(3)党员身份、村干部身份、家庭总人数、农户心中的耕地保护责任人、对休耕政策的满意程度、对休耕地管护技术的了解程度、耕地面积、粮食种植比例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正向影响;农户年龄、非农就业劳动力数量、家庭收入、耕地破碎度等指标变量对休耕地管护意愿及行为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扩大和推进耕地休耕制度落地实施提供参考:建议拓宽政策宣传渠道,完善休耕地管护的补偿方式;加强管护技术培训,激发农民对休耕地管护的热情;提高其管护的能力,保障耕地休耕的效果。     

基于意愿价值评估法的禁牧政策生态补偿定量分析——以宁夏盐池县为例

禁牧政策作为生态补偿实践的重要内容,是解决中国广大牧区生态问题的战略性举措。合理的补偿标准是促进禁牧政策有效实施和持续推进的关键因素,因而受到学者广泛关注。本文以宁夏盐池县为例,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城乡居民支付意愿及农户受偿意愿的影响因素,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CVM)定量评估盐池县禁牧政策的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农户的支付意愿与年总收入、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年龄、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对禁牧政策的接受态度负相关;(2)县城居民的支付意愿与年龄负相关,与对环境的关注度正相关,与职业存在相关性;(3)农户的受偿意愿与人均粮食产量、羊只饲养规模正相关,与禁牧前后非农收入变化率负相关;(4)应用多重对应分析法得出影响农户支付水平和受偿水平的因素均为羊只饲养规模。结合CVM公式和Spike模型,对农户的支付、受偿标准及县城居民的支付标准进行定量评估。     

退牧还草政策下农村住户的违约行为分析

为讨论农村住户在退牧还草政策下面对一系列约束条件时的违约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尝试建立农户违约行为的概率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如何在不降低农户效用的同时,规范他们的违约行为,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研究发现农户的违约行为（偷牧）只取决于其养殖规模、从偷牧中所获得的利润以及因偷牧被抓而需要直接支付的罚款金额（不包括上期违约行为对当期补偿的影响）。因此,要调控农户的违约行为,从政策层面适当指导调节养殖规模,对草原进行合理管理与利用（而不是一刀切的禁牧模式）,引导区域产业转型以及促进城镇化发展等将是切实可行的措施。     

基于CVM的扎龙湿地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评价

运用条件价值法这一成熟的方法 ,定量评价了扎龙湿地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采用实地调研和网络发放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支付卡式问卷424份,回收有效问卷414份。结果表明:2011年扎龙湿地的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为340.82亿元;对生物多样性的关心程度和调查方式是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主要因素,当保护物种越具体时,公众的支付值越高。为了保护好扎龙湿地生物多样性,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     

民族特质、风险意识、就业环境对新疆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影响

基于新疆701份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调查样本数据,从民族特质、风险意识、就业环境3个层面对托达罗模型(Todaro model)中的其他因素进行拓展,引入个人特征为控制变量,对影响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的社会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结果表明:(1)汉语沟通能力、清真饮食等民族特质因素为负向影响,赞成女性外出务工呈正向影响;(2)风险意识因素(风险整体预期、是否担心被歧视、是否想到维权)削弱了外出务工意愿;(3)对城镇就业环境的总体认知、政策安全环境、就业条件的认识提升了外出务工意愿;(4)个人特征中年龄呈负向影响,男性的外出务工意愿强于女性,未婚的维吾尔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意愿更强。     

农户参与旅游决策行为结构模型及应用

通过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及定性研究确定构成农户参与旅游开发决策行为的可能影响因子,即涉及农户对社区旅游地开发基础认知、旅游地归属感、旅游开发影响感知、农户参与能力、农户参与态度、农户参与决策、旅游地开发偏好、参与旅游行为等8个结构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建立了旅游地开发过程中农户参与决策行为结构概念模型,提出了6个假设。并与实践结合,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和验证,借助于结构方程专用软件 (Lisrel),对提出的概念模型加以拟合,确定了各要素之间的路径系数,验证了6个假设,提出的6个假设基本正确。结果表明：① 农户的旅游开发基础认知对其旅游参与态度有正向影响,但不十分显著 (0.35);② 农户的地方认同感是农户参与旅游开发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 (0.89),其次是农户旅游影响感知 (0.75);③ 农户参与旅游开发态度直接影响其旅游参与决策行为 (0.85);④ 农户参与能力对其参与旅游决策也有正向影响,但由于农户的自身素质和外部环境制约了农户参与能力,两者之间不十分显著 (0.35);⑤ 农户的旅游参与旅游决策行为进一步影响了农户的旅游地开发偏好和参与旅游行为 (分别为0.91、0.48)。最后指出了提高农户参与旅游决策的措施,决策行为模型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