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生产要素。本研究采用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广东省人口普查和1%抽样调查数据,以及香港和澳门对应口径的统计数据,以县市为基本单元,提出从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两个口径测度人才集聚水平,系统解析粤港大湾区高学历与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演化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经济高度发达地区,人才集聚优势高度集中在香港、澳门,内地珠三角城市群的人才集聚水平低于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② 2005—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高学历人才集聚持续均衡化,而高技能人才集聚优势仍然体现在香港、澳门,内地因为发展教育提升的高学历人力资本尚未完全有效转化为高技能人力资本。③ 香港人才集聚水平处于绝对领先,澳门、广州、珠海和深圳次之,而外围县市相对处于人才洼地,特别是制造业发达的佛山、东莞人才集聚水平相对偏低。④ 面板模型表明,服务业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拉动效应强于高学历人才,而制造业的拉动作用并不突出。高等教育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带动作用要弱于高学历人才。高薪资待遇有利于促进高学历人才集聚,但对高技能人才集聚的促进作用有限。新时期,亟需推动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衔接、产业转型升级和优质高等教育建设,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创新中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

基于对全球创新格局与趋势的探讨,以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与特性的解读,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具备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并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几点战略性的思考。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整体迈进知识经济时期,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生态条件不断完善,创新全球化的影响在区域内初显,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极为可观,基本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粤港澳一体化的制度障碍以及巨大的区域内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还存在创新要素聚而不联、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转换对接困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现实挑战。在充分发挥粤港澳互补优势、补齐短板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应立足源头创新,将建设国际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立区之本;实施产业驱动,将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核心功能;推进制度创新,将建设协同创新示范区作为关键突破。以源头创新促产业创新,以制度改革推协同创新,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与一体化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的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

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具有经济地理优势的“湾区”地带,因作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而举世瞩目。本文以其主要组成部分的“珠三角9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该城市群发展进程中的“产业—人口—空间”交互影响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对人口的吸纳作用在后期近乎消退,人口集聚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在中后期也明显减弱,而空间扩展对人口集聚的影响效果比较有限且后期呈现负影响。基于上述结论可以判断,珠三角城市群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之间具有短期间的互促发展效果,但是尚未形成城市群应具有的长期稳定的互促机制。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珠三角城市群应积极推动产业类型不断提升以集聚高素质人口,积极引导空间扩张与人口增长匹配发展,并构筑多层次且协同互补的产业空间,以此深化产业、人口和空间要素的协同发展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是科研实力、技术分布、发展潜力的表征。洞悉科技创新人才分布规律,从而科学制定人才战略,为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论文通过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人才的规模、密度、聚集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如下：① 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规模发展迅速,从约43万人增长到114万余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② 深圳科技创新人才密度居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之首,单位人口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7倍,单位面积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190倍;江门、肇庆等地科技创新人才密度相对较低,低于大湾区平均水平。③ 深圳、东莞、广州有相对较强的科技创新人才聚集能力,而惠州、江门、肇庆聚集能力相对为弱。“十三五”期间,深圳、东莞、香港、珠海的聚集能力增强,澳门、中山、广州、佛山科技创新人才集聚能力有所下降。④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人才分布特征与空间位置的关联性不强,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各城市未有效联动形成合力。⑤ 城市生活基础保障的提升、科技创新发展环境氛围的营造和科技投入力度的增大会对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工作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影响科技创新人才的分布特征。因此,结合国内外先进的理念做法,提出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分布格局,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高地的对策建议。     

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格局特征与集聚路径

研发密集型企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建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采用区域空间分析和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行业特征,深入分析其形成的集聚路径,研究发现：(1)中国研发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扩展的同时,区域发展差异呈扩大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企业创新的主要空间载体;(2)研发密集型企业的行业发展差异性显著,新兴信息技术行业成为发展重点,不同的科技创新区形成差异化的优势行业,并在国土空间上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分工特征;(3)企业空间集聚是多条件组态效应的结果,不同条件在组态效应下形成多要素综合协同型、经济主导下政府服务与创新环境驱动型、政府引导下高校–经济–环境孵化型和人才引领下的创新生态优化型4条路径。因此,突出综合优势,营造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发挥经济引领作用,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发挥政府主体作用,激发城市创新活力;强化人才核心作用,构建包容性的创新环境氛围等发展策略将有助于研发密集型企业空间集聚。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变化

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提升国际竞争力、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关键,也是一项复杂、系统、与时俱进的科学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全球化格局、区域治理体系以及技术革新的快速演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将面临机制性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内涵与机制的系统性分析,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经历了生产要素一体化、制度整合一体化和全方位融合一体化3个阶段的演变,新时期协同发展涵盖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资源协同配置、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5个维度,并且在全球化、市场要素、政府治理和技术变革影响下产生了诸多机制性变化。     

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模式与区域响应

全球化时代人口、产业、能源、贸易等关键生产要素跨区域快速流动,人地关系由静态走向动态,由孤立化走向网络化,地理尺度被充分放大,标志着人地关系从区域性向全球性转变。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其人地关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亟需重新认识和研究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与区域响应模式,为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和区域尺度合理配置人地关系核心要素,建设世界一流湾区提供理论支撑。本文在把握新时代人地关系的全球性转变基础上,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研究进行了展望：① 从理论上探讨世界一流湾区人地关系从区域性转向全球性的一般模式和规律;②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全球配置过程及其驱动因素变化;③ 剖析全球模式下湾区内部的区域响应差异与区域协同机制;④ 探索“创新-产业-环境”关键系统全球模式的重构路径;⑤ 提出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人地关系的优化与调控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理论框架与发展战略探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由珠三角经济圈的强化合作而产生的新地理概念。作为新兴的全球化港湾,粤港澳大湾区如何突破新自由主义框架理论,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路径,是当前决策者和规划者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本文简要梳理了现有的城市群、区域增长极理论,新经济地理集群理论,全球产业链网络理论并结合大湾区现状优势,对湾区发展战略定位与发展路径进行探究,认为可通过粤港澳三方通力合作,创造一个内生型的经济与产业本土增长模式为主要方向。具体表现为：首先,要以先进制造业为立足点、实现自我创新的产业升级,形成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并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节点与区域性枢纽;其次,大湾区还应利用自身的科研与教育、金融与创新资源优势,推进“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尤其是与香港在大湾区建设中的全方位参与联动,完善产权制度,加强合规和规则经济的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将大湾区打造为中国的科创中心及全球性金融中心。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之路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视野与理论模式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最有共识、最有优势、最富挑战的战略方向,亟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探索。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更加专注于创新系统内部,注重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模式,缺乏在全球视野下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观察。由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双核心与双链条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的测度及评估

在充分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科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产业协同创新、环境协同治理、服务协同共享和制度协同安排4个维度构建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流”空间、大数据、网络分析和联锁网络模型等理论与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流动性、连通性和边界效应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1）城市之间的资本流动集中在广深之间,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集中在香港、广州和深圳之间;澳门、珠海、中山和江门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更高,深莞惠和广佛等城市之间的环境协同治理水平稍差;广佛、广深、深莞等城市之间交通、通信、物流和银行等基础设施的服务协同共享水平更高;香港和澳门在跨境区域协同方面具有制度优势。2）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表现最优的是广州与深圳、广州与佛山、深圳与东莞、香港与深圳;同时,广州与东莞、深圳与佛山呈现联动趋势。虽然去边界化趋势明显,城市间流动性增强,但是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水平总体不高。3）广州和深圳两座中心城市的协同能力最强,香港和澳门两座国际化城市的协同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将19个国民经济行业归并为11个城市职能类型,基于各个城市2003和2017年的分行业从业人员数据,运用区位商指数、城市基本服务规模测算法和纳尔逊城市职能分类法,从城市职能的专业化部门、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三要素角度,对2003—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进行动态分析,并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析了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职能演变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差异性。从区域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基本职能为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租赁商务服务以及软件信息服务,2003—2017年服务业职能明显增强。从各城市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职能主要由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四大中心城市承担,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中心城市制造业职能地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职能增长较快,专业化水平较高;而其他节点城市则以制造业职能为主导,服务业职能专业化水平较低。粤港澳地区城市职能演变主要受城市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政策与定位、经济全球化及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演化研究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旅游经济收入的联系状态、增长状态和差异状态的量化分析,探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程度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趋势,得出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度,研究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总体呈良好上升态势,集中表现在:(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经济收入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出现一定的聚集特征。(2)广州、深圳的旅游经济增长关联度较高,对大湾区内其他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3)各城市的旅游收入增长差距逐渐缩小,旅游经济向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4)大部分城市的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水平逐渐提高,其中广州最高,中山最低。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从巨型城市区域视角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

粤港澳大湾区是全球高度城市化地区之一。本文引介巨型城市区域理论来审视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结构发展,从边界、功能、核心区、区域基础设施4个维度进行分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将呈现四大发展趋势：一是去边界化趋势显著,大湾区内部边界地区将快速发展;二是产业区将成为网络化的功能区块,并取代城市成为地区参与全球竞争的基本单元;三是广佛、港深两大核心区将形成;四是轨道公交化趋势,大湾区共享交通枢纽与公服设施。按发展趋势预测,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结构将形成“两核+若干功能区”的新格局。     

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作为案例,对2000—2017年各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及绿色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并探讨了不同时期城市创新投入对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方式和大小的变化。本文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① 大湾区绝大多城市在2000—2017年期间创新投入强度都实现了显著提升,在此期间深圳城市创新投入强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广州、香港创新投入强度增长较慢。② 2000年—2017年间大湾区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变化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通常稳步提升,而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城市绿色经济效率多出现波动。③ 从2000年—2017年,大湾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由规模效应逐渐过渡到创新效应,创新投入强度提升对于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贡献度明显上升;④ 创新效应会随着城市发展成熟、产业规模的增大,对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起到的作用不断增强,应将提升创新投入作为提升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最重要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