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多尺度耦合建设机制——以中白工业园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境外合作园区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和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政府间合作境外园区因合作规格高、投资规模大、建设进展快、成效初现,并肩负着“一带一路”建设示范功能,所以备受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有关中国境外合作园区的研究多为政策导向型,未将政府间合作园区与企业投资所建立的境外园区区分开。为此,本文以中国—白俄罗斯（简称中白）为例,讨论“一带一路”背景下政府间合作园区建设过程中的多尺度耦合机制。中白工业园是中白两国元首共同发起、亲自推动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已成为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新的经济增长极。研究表明,境外合作园区的发起、建设和运营是两国政府、园区开发公司和园区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不停协调各自利益,追求共同目标的过程,涉及多尺度（全球、国家间、园区、企业）和多主体（政府、企业）。具体而言,中白两国出于各自战略目标考虑发起合作园区项目,并建立起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政府间合作框架和机制为协调两国战略利益,动员两国政治和经济资源推动园区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它并不完全能保证园区的成功。合理的园区开发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强大的全球网络动员能力是园区成功建设的关键。因此,只有在处理好两国战略利益的同时,开发公司和入园企业能获取经济收益,才能确保政府间合作园区的长久发展。本文拓展性地将多尺度耦合理论用于分析政府主导的跨国大型园区项目合作,有助于丰富人文地理学里的耦合研究,并可为推动中国境外政府间合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多尺度地缘政治要素推拉作用下的印度尼西亚迁都计划研究

印度尼西亚是东盟人口第一大国和最大的经济体,亦是建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倡地。2019年,印尼政府正式启动迁都计划,将首都从雅加达迁往东加里曼丹省的北佩纳扬巴塞尔县和库泰卡塔内加拉县。本文尝试运用全球-国家-地方的多尺度地缘政治分析框架,并借鉴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对印尼迁都的背景、动因和影响进行分析,探究印尼迁都对本国、东南亚地区及中国-东盟全面合作的地缘政治影响。研究发现,印尼迁都旨在贯彻“全球海洋支点”和“海洋强国”战略,满足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的诉求,缓解雅加达城市建设问题等。同时,迁都也面临着资源环境、资金筹备、社会舆论、法规机制、疫情影响等多方面的阻力与困难。     

多尺度视角下侨乡文化的动态建构研究——以潮州大吴村善堂文化为例

基于多尺度的视角,以广东传统侨乡潮州市大吴村修德善堂在改革开放后重建并发展至今的历程为案例,解析侨乡文化的动态建构及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研究使用深度访谈、文本分析和实地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探讨了大吴善堂在海外华侨华人的帮助下通过强调地方意义得以重建、以加强以神缘为基础的海外善堂文化联系实现发展、最终在兼具本地慈善和跨国宗教功能的情况下建立跨国善堂文化网络独立核心地位的过程。研究发现,以大吴善堂为案例的侨乡文化在“海外-国家-地方”等多尺度行为主体的互动下不断进行重构,多尺度互动塑造了特定时空下侨乡文化的尺度表达特点。大吴的案例展现了多尺度行为主体互动的内涵和机理,展现了“一带一路”建设中利用兼具地方性和跨国性的侨乡文化资源、促进人文交流的方向,也补充了现有侨乡研究中尚未充分讨论的多尺度互动对侨乡文化尺度表达的塑造。     

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09—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有所上升但直接投资的流出地趋于集中,新加坡、中国和马来西亚一直位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前3位,所占比重从43.89%增至65.21%。(2)直接投资网络中小额投资流比重较大且呈上升趋势;大额投资流数量减少,并稳定分布于东南亚地区。(3)直接投资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各国点度中心度的空间差异显著并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其中核心国家控制力相对稳定。(4)空间距离、市场规模差异和移民数量对直接投资网络具有显著的影响,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政治差异的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建设研究进展

“一带一路”经历了从中国倡议到国际共识的巨大转变,正在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和政治领袖们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的平台。伴随这种转变以及“一带一路”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一带一路”研究已经深入到除了基础科学领域外的几乎所有学科。本文根据中国知网（CNKI）数据分析了4年多来“一带一路”研究文献的特征,而后总结了与地理学密切相关的“一带一路”核心议题的研究进展。研究发现：① 自2014年以来“一带一路”研究发文量迅速上升,由2014年的1000多篇飙升到2017年的20000多篇;② 文献比较庞杂,以宏观性、战略性和一般性文献为主,舆论性很高,基于深入研究的高水平学术文献少,还不能很好地支撑“一带一路”建设;③ 对外直接投资、互联互通、“走出去”、全球化、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人民币国际化等得到的关注较多;④ 地理学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和理论构建、地缘政治经济分析、“中欧班列”、海上航运战略支点、海外投资模式、经贸格局及其经济影响、资源环境问题等方面研究较为深入。最后,本文呼吁加强“一带一路”的理论建构以及建设机制和国别研究,并积极开展中外学者之间“一带一路”研究对话以及合作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出的首站,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国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合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从地缘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比较了中亚五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变化,中亚五国的贸易环境及其与中国贸易的成效,以及中亚五国的营商环境和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仍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中国对中亚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同向发展的趋势;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形成能源资源进口与民用品出口的格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不平衡,呈现出国别差异较大、个别行业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可能会加大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国施策,进一步发挥各方潜力,扩大贸易投资规模;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鼓励双向投资,提高贸易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与中亚共同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贸易投资体系。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有对外投资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研究侧重从自然资源、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缺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投资格局研究。本文通过集成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等,在回顾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尔后,剖析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     

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

当前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多聚焦园区的经济功能,而其制度和文化平台功能有待深入探讨。基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本文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案例,剖析海外园区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揭示海外园区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通过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释放集聚经济效应,为入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环境和充足的跨国发展空间,帮助入区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为大量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路径突破和路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基于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海外园区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它们海外投资克服制度与文化差异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发育土壤,起到了“投资花园”的作用。     

中国海外投资项目的凑组模式研究——以中老铁路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海外项目投资的广度、深度及力度都在不断拓展。凑组理论将所有事物视为复杂关系的动态演变,因而从发展过程及成员关系的角度探究不同海外投资项目的凑组模式,能解构项目凑组中的复杂性并减少不确定性,对于提高项目的风险规避能力、运营能力和盈利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凑组理论,本文构建中国海外投资项目凑组的理论框架,并以中老铁路为例解析凑组模式。研究表明：① 海外投资项目可以通过技术、产业和市场等价值关联进行凑组,因而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可以采用“以一带多,核心集聚”的方式。② 海外投资项目的类型和领域越多样越广泛,项目凑组越完整越稳定。③ 凑组所形成的空间形态取决于项目的空间分布与项目间的价值关系,中老铁路表现为“走廊”式空间形态。④ 中老铁路具备形成项目凑组的条件,但后期技术需求的不确定及相关产业下游项目投资的缺乏,使中老铁路建设带来的延伸市场缺乏项目支撑。     

中国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作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缅甸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自军政府统治以来,由于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成为缅甸的最大的投资者,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矿业资源、水电资源开发等资源相关领域,投资主体为大型的央企、国企等。地处地缘破碎地带,物产资源丰富,缅甸历来为战略要地。民主化改革后,众多大国势力进入对缅甸的投资和贸易,既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对缅直接投资形成了竞争激励,又有主观上的挤压乃至遏制;随着缅甸国内边境战事的逐渐升级,中国企业对缅投资风险加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未能更好融入当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排华事件,也恶化了对缅的投资环境。未来中国对缅直接投资应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融入多元的投资形式,着重对缅甸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并且在投资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蒙古国省级行政单元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对策研究

蒙古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两国之间的资源和产业互为补充,贸易合作前景广阔。选择最佳区位和产业来加强对蒙古国的投资,对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目前研究较为有限,存在着投资环境不明确,投资风险未知,严重限制了对蒙投资和贸易合作。本研究团队对蒙进行了十数年科学考察研究,获得了大量一手调研数据。根据对调研数据及蒙古国区域政策的分析,本研究构建了投资环境评估模型ESE-PRT模型,从经济、社会、生态、资源、交通、政策等方面科学评估了蒙古国22个省级行政单元投资环境,划分了四类投资区,进一步揭示了优先投资区的投资优先产业及主要的投资风险,并针对蒙古国投资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投资对策。本研究结果将为蒙古国重点投资区位选择、中资企业海外布局及中蒙双边经贸合作提供科学支撑,并将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促进意义。     

Chinese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Southeast Asia: An examination of policy mo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eddedness

Th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s a key componen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n expected experimental way of promoting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by inventing new forms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local host countries. Policy mobility, a classic theory with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geography addres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ocal and global policies, has implications for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policies are not easily moved directly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nstead, policies are embedded due to the role of local actors in policy mobility. This article first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seven China-Southeast Asi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s iden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and analyzes their key participants. It then discusses policy mobility by looking into the roles of revenue, land, and talent in developing these industrial park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se parks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the complicated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 of host countries, huge pressure from enterprise investment capital, the lack of overseas service platforms, and underdevelope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 ligh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policy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re put forward.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