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地理“耦合”实现地理“集成”

“耦合”作为物理学的经典概念,为许多学科提供了一套阐述多主体相互作用的思路和方法。“集成”不是来自特定学科,但因其高度的概括能力被广泛应用于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地球科学是应用这两个概念最多的学科之一。地理学作为自然与人文交叉学科,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和复杂性特征。在使用耦合概念时,不同地理分支具有不同的理解,为此,地理学者有必要明确界定不同学科、不同情景下耦合概念的内涵,从而更准确地探索陆地表层格局、过程和机制。首先,从地理要素耦合、地理空间耦合、地理界面耦合、地理空间尺度耦合、地理关系耦合、地理耦合解译六个方面,对地理耦合的内涵进行全面解析和界定,并给出了相应的研究实践案例。其次,从地理学的视角认识理解集成,并以“黑河流域生态—水文集成研究”重大研究计划的地理实践为例,介绍实现地理集成的基本路径。最后,提出理解地理“耦合”与实现地理“集成”之间的联系。     

地理学研究与无人机应用相互借力发展——“地理科学进展与无人机应用”专辑序言

无人机是高新技术领域技术含量高、多学科融合度密集、技术更新换代迅速和应用普及度高的典型代表.当代地理学的发展借助无人机的应用得到很大拓展,在自然地理过程的空间视角拓展与全景动态展现、高清对地遥感数据应用、农林植保辅助作业、旅游资源利用与开发,以及低空空域资源开发与低空航路网规划等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探索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地理学——“环境经济地理学的创新与发展”专辑序言

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增加,对经济活动的限制程度持续增强;资源环境风险水平提升,对经济活动产生短期冲击,甚至引发长期系统性变革[1,2]。从经济地理学视角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正从外生给定的基础条件,逐步转变成为内生影响因素,对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与发展模式的作用重新增强。这与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逐步放宽“第一自然”限制作用的趋势相反。为此,应对全球气候与环境变化的挑战,经济地理学势必需要重拾对“经济-环境”关系的研究,环境经济地理学应运而生[3,4]。     

从网络描述走向网络绩效——“城市网络外部性”专辑序言

近年来,网络分析被广泛应用至理解城市与区域组织模式及其空间效应中。单个城市在城际协同关系中借助“网络化”的规模经济而受益,一些城市或地区也因更便捷地连接其他城市从而导致资源或要素的流失。传统强调集聚经济的城市内生增长理论不再适宜用来单独解释“流动空间”塑造下的城市与区域组织,而城市网络的外部性成为影响城市增长、区域一体化的另一重要动因。目前,已有的研究（特别在国内）相对匮乏,多集中在网络的空间格局、过程等方面,针对网络联系的效应（外部性）较为忽视,比如城市网络外部性与集聚经济如何相互作用,哪些类型的城市将从城市网络外部性中获益或受损,城市网络外部性的产生条件如何等问题亟需探讨。为呼吁学术同行将更多对网络研究的关注移向探究城市网络对城市与区域发展有何作用、如何作用、怎样优化的科学探索,本专辑精心遴选了15篇相关论文,针对“城市网络外部性”开展系统的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勾勒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研究议程与中国经验,并以此为起点推动城市网络研究从格局描述走向网络绩效的研究深化。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减贫与发展”专辑序言

正减贫与发展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都将消除贫困作为首要任务,反映了贫困治理对于全球发展的重大意义。联合国开发署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指出,全球仍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且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存在明显差异,贫困治理任重道远。     

“人口回流”视角下的中部地区乡村振兴——对湖北“毛嘴模式”的实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进展

“生产-生活-生态”(简称“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是在识别现状空间结构、格局及问题的基础上,对未来空间进行优化布局,实现空间的均衡、可持续性发展,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国土空间分区方式,已成为当前学术前沿和国土空间规划亟需解决的实践问题。论文通过文献调研法、对比法和归纳法,系统梳理了“三生”空间概念内涵、识别与优化研究现状。目前,“三生”空间识别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三生”空间形成的内在机理与概念探讨不足,“三生”空间的定量识别方法与技术体系研究有待完善,“三生”空间动态演化及驱动机制、空间冲突诊断和问题分析较为薄弱,“三生”空间优化理论和技术体系尚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形成“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质”“量”观,借鉴国际空间规划已有的研究成果,以“‘三生’空间形成机理与概念界定、定量识别、演化机制挖掘、冲突诊断与问题分析、优化调控与模拟”为主线,系统构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的理论与技术体系;同时,重视具有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特征的山区“三生”空间识别与优化研究。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规律及“胡焕庸线”思想应用

青藏高原是中国乃至全球典型的人口稀疏区之一,但内部人口地域分异明显。通过构建青藏高原乡镇街道尺度的人口空间数据集,系统核算青藏高原人口数量及其空间密度,从经度、纬度、极向和垂直4个维度解析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规律,并基于“胡焕庸线”思想,提出青藏高原的“祁吉线”人口地理划分方案。结论包括：① 青藏高原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具有“东南密、西北疏”的总体空间分布特征,距离“寒旱核心区”近疏远密的极向地域分异明显;②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与海拔、土壤、水资源、气候、植被等自然环境本底具有高度耦合关系,自然因素间交互作用加强了人口地域分异;③ 青藏高原人口地域分异可以通过连接祁连县与吉隆县的“祁吉线”体现,两侧地域面积大致相同,但是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比例达到93∶7的悬殊;④ “祁吉线”长期稳定,但是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降,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未来时期,东南半壁依然是青藏高原城镇化及人类活动的主要区域,而西北半壁应当重视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压力的矛盾。     

中国“胡焕庸线”东西两侧能源消耗空间格局的系统动力学模拟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特征的真实写照,科学地刻画了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的基本特征。定量模拟该线东西两侧能源消耗的空间格局可以为国家实现能源与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论文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5—2014年),结合系统动力学模型(System Dynamic, SD)与灰色模型构建了胡焕庸线能源消耗空间格局预测模型(HLECSM-SD);再以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构建50 km×50 km空间格网,模拟2020年并预测2021—2025年“胡焕庸线”东西两侧能源消耗的空间格局,设置3种情景方案分析中国能源消耗情况。结果表明：① HLECSM-SD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② 全国能源消耗总量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③ 该线两侧的能源消耗量增长率曲线变化趋势一致,且东侧的增长率低于西侧。④ 在胡焕庸线东侧,煤炭消耗量具有“北部多、南部少”的空间特征,这与中国煤炭资源蕴涵量的空间格局一致;石油、天然气和电力消耗量具有“东部多、中部少”的空间特征,这是由各省区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及产业结构等因素共同决定的。⑤ 在情景设置中,不同影响因子对能源消耗量影响程度不同。     

基于“水—能—碳”关联的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研究

揭示城市水系统与碳排放的内在关系机理,对于推动城市水能节约和水系统低碳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分析了城市水系统“水—能—碳”关联机理,并构建了城市水系统碳排放的核算体系,采用2008—2017年的统计数据和调查问卷等资料,对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进行了核算和实证分析,探讨了其“水—能—碳”关联特征,并分析了不同情景下水系统的碳减排潜力。结果显示：① 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涉及取水、给水、用水、排水及污水处理等不同环节。其中,用水系统是郑州市水系统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这表明由城市扩展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用水需求增加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② 郑州市水系统不同环节的碳排放构成及其强度具有较大差异。其中,用水和取水系统能耗和碳排放强度增长态势明显,而给水与排水及污水处理系统则相对稳定。取水和用水系统的能耗增加,特别是由城市远距离供水和污水回用引起的碳排放增长应引起关注;③ 郑州市水系统不同环节“水—能—碳”关联特征的差异主要受城市水消耗量的变化、水处理方式和工艺、居民用水行为习惯和节水意识、自然条件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④ 未来应重点从城市工业和生活节水、水处理工艺改进、水系统能效提升等方面入手,降低水系统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对就地养老的反思——“人”与“地方”关系视角①

在有关养老的老年学和地理学研究中,“就地养老”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概念,并一直被认为是解决老龄人口养老需求的有效政策手段。迄今为止,关于就地养老的研究主要关注了很多能够让老年人健康就地(或在家)养老的物质方面的因素,比如住房条件或家庭照护。有些老年学研究者们认识到,就地养老受到居住环境中实体环境和社会、情感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我们认为,在养老体验研究中,要更加深入地审视“人”和“地方”之间的复杂关系。特别是,我们主张就地养老成功的因素是地方具有维持良好关系的潜力。提到“地方(place)”一词的时候,人们过分局限于关注老年人身体上接近的地理空间,或是具有实体边界的地方,例如房子或社区。而我们通过回顾现有文献发现,对许多选择就地养老的人来说,更具有意义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所建立起来的多元的、网络化的社会和非社会关系。基于这个新的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老年人与地方的多层次的联系,以及从不同尺度和不同类型的人与地方的关系来考察就地养老的意义。     

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权力博弈:广东惠州上良村案例

援引“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采用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上良村乡村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研究发现:① 上良乡村民宿“家”的生产是当地政府、旅游企业、村委及村民多方利益主体协商的结果。政府、企业与村民对“家”的不同理解使之产生不同的生产逻辑,成为民宿“家”的生产过程中权力博弈的直接原因。② 在“商业性家”的营造过程中,村民“临时的家”中物质和精神的匮乏不仅推进了“商业性家”的营建,也突显了“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冲突。③ 在“家”的重构过程中,政府、旅游企业与村民在“家”的物质景观、情感意义、边界意义及社会关系4个维度中展演了多元复杂的权力博弈过程。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的原型分析：概念、方法和展望

“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的关键挑战是知识的积累和转移。一方面,“社会—生态系统”的情景依赖使得很难得出有关有效治理的一般结论;另一方面,通用的制度设计又可能由于过于抽象而无法应用于具体的问题。这看似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比较分析现实中成功或失败的治理案例,为寻找“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之道提供了可能。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中,原型揭示了人与自然互动中反复出现的规律(pattern),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论文厘清了原型的概念与特征,阐述了原型分析的意义,梳理并评述了原型分析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研究领域的进展。研究发现：① 原型分析在一个中间抽象层次上探索解释某个现象的重复模式,可视为案例中的“积木”;② 应将原型分析作为一种基于整体主义的方法论(methodological holism)来理解,而不是一种特定的方法、框架或理论;③ 原型分析能促进案例研究知识的积累与转移、“兼容”多种研究方法并在“社会—生态系统”治理中实现一定程度的预测性;④ 原型分析基于“类型—子类型”的多层次分析,有助于找到复杂“社会—生态系统”中的“强”因果关系;⑤ 原型不仅是研究的结果,也是研究的起点,对原型的测试、修正、完善和可信度检验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未来地球”框架文件与中国地理科学的发展——从“未来地球”框架文件看黄秉维先生论断的前瞻性

在简述“未来地球”的重要内容和宗旨基础上,分析了这个文件产生的大背景,指出这份框架文件最为不寻常的地方是强调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文章认为钱学森和黄秉维先生20年前的一系列教导具有惊人的前瞻性和重要意义。根据中国环境变化的严峻态势和近年来地理学的发展状况,着重论述了实现地理学研究转型和发展中国地理科学学科体系的机遇、方向和任务。     

“亚洲地中海”航运连通性研究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亚洲一体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作为一体化核心区的“亚洲地中海”港口间的互联互通随着时间变化有什么特点、贸易一体化进程中港口连通具有什么规律,均有待明确。本文利用1890—2008年航线数据构建长时段的航运网络,从港口功能和航线连通两个维度研究该区域的航运连通特征,并结合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演化机制。主要结论为：① 从港口的联系强度和广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前,日本港口崛起,二战后,新加坡和香港长期维持枢纽地位,中国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港口得到快速发展;② 从港口的中转功能看,二战前,各港口的转运能力差距不大,二战后,新加坡、香港和釜山先后成为三大中转枢纽;③ 长时段的港口联通经历航运线路松散布局（19世纪90年代—20世纪20年代）、航运网路形成与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多枢纽港提升（20世纪50年代起）、港口群聚发展（20世纪90年代起）4个阶段;④ 生产要素和管理者的政策促进港口长期稳定发展,需求条件和外部机遇推动港口繁荣,管理者的变化深刻影响港口组织模式,企业战略和港口间竞争影响港口连通性。长时段的演变规律表明,该区域港口网络从分裂到融合是大势所趋,少数港口因海陆地理位置优越,长期位列第一梯队,那些后期开发和非枢纽型港口要主动融入航运网络的一体化中去,充分发挥体制机制改革的效应。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