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

选取UN Comtrade 2000年—2016年中国与南亚各国相关贸易数据,从中国与南亚的贸易现状入手,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HM指数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①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②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③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一直以印度为主,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辅;④中国出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在缩小,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⑤中国进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较大,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⑥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势,而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多呈下降态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对沿线国家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开放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开放度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差异逐渐缩小。(2)开放度的重心在移动方位上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8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而2008年之后重心逐渐向偏东方向移动。(3)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北部开放度较高,而中部和南部开放度相对较低。(4)开放度在全局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集中于新加坡和塞浦路斯2国,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中亚和南亚。(5)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陆路交通和港口对开放度均存在长短期效应以及直接、间接效应。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演变特点及格局,对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贸易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梳理了2001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演化历程,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敏感性行业度量及k值聚类算法等,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结构及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日趋集中,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2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各国出口优势行业基本一致;3中国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存在一些敏感性行业,出口方面涉及服装鞋帽、矿物制品及交通运输设备等,进口主要涉及能源、矿砂及一些资源初级加工品;4由于国内各省发展差距明显,中国出口商品的空间连续性较差。     

“一带一路”与中国对外航空运输联系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降低贸易成本、增强国际联系、构建"一带一路"的基本条件。建设国际航空网络与陆路运输通道、海上航运通道,共同组成"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基础。基于2014年的OAG计划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空运输联系空间格局,并运用枢纽度模型识别国际航空枢纽。研究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空客运联系广度和强度均高于货运,其中国际客运联系集中在泰国、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国,而国际货运联系则主要集中在俄罗斯;2中国对外航空网络格局总体上表现为"轴—辐"与"点—点"模式并存;3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国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空客运枢纽机场,上海同时还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演变和影响因素分析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重庆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内陆开放高地,贸易发展优势明显。运用贸易强度指数和HM指数,分析2001—2017年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和贸易依赖程度,并分析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联系紧密,增长速度快,贸易总额在“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②马来西亚和泰国成为重庆与东盟国家中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紧随其后,而与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文莱的贸易总额较少;③在进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为首的多元进口格局,泰国和越南进口伙伴地位上升。在出口方面,形成以马来西亚为首的多元出口新格局,越南出口地位下降;④在市场相互依赖程度方面,重庆出口对东盟国家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贸易市场的重要性程度上升,而对东盟国家市场依赖程度较小;⑤产业结构、贸易通道、文化交流和政策等是影响重庆与东盟国家贸易格局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战略的河南行动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与世界和平发展的一项世纪伟业。河南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行动,要以发挥优势、主动融入、服务大局为宗旨,把实施三大国家战略纳入"一带一路"框架内。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大格局,努力推动基础设施联通、能源资源拓展、金融保障构筑、经贸产业深化、人文交流强化等领域的筹划与协作。完善一个载体,打造四个体系,组建大郑州都市地区,形成我国内陆腹地支撑"一带一路"的"中原板块"。     

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西北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共享新时代国家改革发展成果带来了重大机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内陆省份对外贸易的地理空间转向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采用GIS空间分析法、RCA指数,分析了甘肃省出口贸易产业的时空格局演变,并通过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对甘肃省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21世纪以来,甘肃省对外出口的贸易规模和份额发生了较大的空间转向,主要在“一路”和“一带”东、西两个方向呈现波动转移,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态势日趋显现;（2）金融危机前后两阶段各产业RCA指数走势分化明显,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成品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高技术含量制成品的出口份额有所增加,但仍处于比较劣势地位;（3）模型实证检验得出双边经济规模、华人数量对于贸易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和人口数量呈负向作用关系。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对外合作战略的重点。中国各省(市、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的主要内容。本文根据最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同时呈现出不对称性;进一步从省(市、区)域层面来看,沿海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对其GDP增长的贡献较高,新疆对中亚5国的贸易对其GDP增长的贡献非常高,对中亚5国的出口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联动关系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分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动关系,运用Multilevel P2模型分析国家之间的经济互动,从组织结构层次和个体层次探讨国家间经济联系形成的机制。研究发现: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促进经济联动的基础,区域内部的贸易与投资等能够加速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资本存量、产业结构等因素具有提供者效应,劳动力、基础设施等因素具有接受者效应,都能够增加国家之间的经济联动性。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分析

采用社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以及贸易网络组团的结构变化,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及其演化情况,并在最后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子贸易网络进行了核心边缘分析。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密度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度在逐渐提高,在2013年已经成为最核心的国家,且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构成的子贸易网络中,中国也成为了最核心的国家。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演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2)“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3)“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4)“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重要节点地区的贸易格局及影响因素--以外高加索国家为例

外高加索国家地处欧亚十字路口,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国家,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区位战略意义重大。该文分析了外高加索三国自1991年独立以来中国与其贸易发展历程,借助HM指数和贸易互补性指数,从贸易总体格局和贸易商品特征两个角度分析双向贸易关系,并探究了影响其贸易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长期保持贸易往来,贸易总额呈波动攀升趋势,阶段性特征明显;贸易差额起伏变化,整体长期维持贸易顺差状态;外高加索三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性显著大于中国对其依赖性。2)中国对外高加索三国出口商品互补性显著高于进口互补性,说明与作为中国进口商品来源国相比,外高加索三国作为中国商品的消费市场更具优势;中国对外高加索三国出口商品类型较为相似,结构呈集中与多元并存态势,主要出口商品逐步由资源、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商品向技术密集型等高附加值商品转变,而中国自外高加索三国进口的商品类型虽有所扩展,但主要类型仍较为单一,高度集中于未加工或半加工类资源型商品。3)地理距离、政局稳定性、产业结构、地缘关系、贸易环境及便利性是影响中国与外高加索三国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区域空间响应差异及形成机制

运用媒体报道的国家间合作事件大数据,构建国内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响应指数模型、合作流量模型和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国内区域主动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空间异质性,定量刻画合作流量（空间交互）的格局特征,并剖析响应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19年响应指数变化呈现出普遍较快增长的态势。省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较小,而市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大,反映出明显的大尺度均衡化、小尺度集聚化的尺度效应。②国内区域与沿线国家的首位合作流量呈现地理临近性特征,东部沿海省份与东南亚、西亚及中东合作联系密切,而边境省份则具有较明显的边境贸易特征。合作流量网络的区位依赖特性突出,流量网络结构不断复杂,小流量流线始终占据多数,大流量、长距离流线数量逐年增加,辐射范围显著扩大。③经济规模、对外投资水平、开放程度以及陆路交通可达性,对国内区域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家政策的区域效应逐渐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