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区餐饮老字号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餐饮老字号是北京的饮食品牌,更是重要的文化景观和城市名片。在调查北京城区老字号餐饮业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GIS空间分析、比较分析和因素分析的方法,从菜系口味、餐饮档次两个视角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为城市餐饮格局优化、老字号餐饮业发展规划及城市饮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借鉴。结果显示,餐饮老字号在中心城区发展比较成熟,外围城区发展相对缓慢;越靠近城市中心,餐饮老字号的分布密度越大、餐饮品牌越多;总体呈现中心集聚、外围分散、圈层式递减的非均衡分布特点。餐饮老字号的空间格局形成与发源地因素、城市文化传统、社会变革因素、旅游活动因素、城市建设与扩张因素、区域经济水平等诸多因素有关。     

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定量分析,采用GIS技术,对广州市工业用地空间演变和分异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工业用地拓展以市中心区外围地带强度最大,其时空变化除了深受产业政策和城市发展战略的影响,在空间分异上,工业用地还与行政中心、道路交通和河流水面等因素密切相关,城市和交通的等级和功能不同对工业用地分异的影响不同。     

西安城区餐饮老字号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餐饮老字号在西安餐饮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形成和发展有着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在调查西安城区餐饮老字号的基础上,运用统计分析、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餐饮老字号的总体分布特征,并从菜系口味及消费档次两个视角分析了其分布规律。结果表明,餐饮老字号在西安城区形成了一核多极,中心聚集外围分散的圈层结构模式,核心区位于莲湖区的北院门处,整体上在二环内发展比较成熟,这里老字号的品牌种类多、餐饮密度大、消费水平层次多,而外围地区分布较为分散,发展相对缓慢。城市的历史传统文化、区域经济条件、交通便利程度、国家政策、城市发展格局等诸多因素共同影响并形成了目前餐饮老字号的空间格局。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数字经济指数,运用插值模拟、Zipf位序-规模法则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比较。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明显,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城市尺度,城市群地区是数字经济发展高地。② 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的协同性与差异性特征并存,但差异性更为显著。③ 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影响因素相对多样;信息化基础与潜力方面因素对中部地区起主导作用,且各因素交互后作用力显著加强;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东北地区的影响因素则相对单一。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运用相关GIS空间统计工具探讨了中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空间分异问题,进而考察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相比居留意愿及户籍迁移意愿,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偏低（6.17%）,其中,绝大多数流动人口（74.05%）的回流去向地是返回原居住地。城市规模、城市等级与流动人口回流意愿呈非对称“U型”格局。② 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分布模式,并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长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较高,成渝和哈长城市群流动人口回流意愿较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最高,东北地区的回流意愿最低;华南、中南和部分华东地区为回流意愿热点区,东北和华北地区为回流意愿的冷点区。③ 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同时作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教育水平及经济发展变量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方向不同。④ 流动人口的家庭联系、社会网络、住房及经济因素是塑造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主要力量,流入地家庭规模及住房拥有率等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产生抑制作用,非流入地家庭规模、流动次数、家庭收入支出比等对回流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中国儿童游憩需求与供给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使用统计数据和游客生成数据,从公共性和商业性视角评估中国城市儿童游憩供需空间分异,并使用逐步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识别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儿童游憩需求和供给呈现胡焕庸线以东高、以西低,需求以首府城市为中心极,供给则以直辖市和旅游城市为中心极;② 中部内陆腹地供给匮乏、西部与东部沿海供给充足,胡焕庸线以东省会城市最匮乏;③ 中心城市高需求引致儿童游憩供给的集聚、虹吸效应,加剧游憩机会的不平等;④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级景区数量、第三产业占比、旅游人次和城镇化率是形成儿童游憩供给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     

中国美丽乡村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GIS空间技术探讨中国美丽乡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分析其影响因素,总结美丽乡村建设中的问题并提出优化对策。结果表明:①从全局上看,中国美丽乡村地区分布不均衡,呈"大分散、小聚集"的分布格局。②美丽乡村类型分布差异明显,历史古村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以及京津冀地区;中部及东北部分布较多现代新村且具有交通指向性,沿主要铁路呈网罗式分布。③区域密度分布差异较大,经向地带性差异较为明显,呈现京津冀和长三角两个中心密集区,总体表现为东部密集、西部稀疏的格局。④冷热分布不均衡,表现出"大部分冷、局部热"的格局,热点区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及山东、河南等地,冷点区多集中在西南地区。⑤美丽乡村的分布受自然和人文因素影响,自然因素表现为地形地貌和水文状况,人文因素体现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扶持力度、历史和民俗文化的深厚程度等。⑥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仍存在资源分配不平衡、特色文化资源挖掘不足以及可持续发展动力缺乏等问题,鉴于此,从发展方式、资源整合及监督机制三方面提出优化路径。     

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分异与影响因素是经济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关于科技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尚未形成共识。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视角,构建了科技创新效率投入-产出评价指标体系,并综合采用超效率SBM模型结合Malmquist指数、变异系数和空间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固定效应面板模型等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了2007—2017年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长三角和三省一市的创新效率总体均呈现增长的趋势,技术进步对于城市创新效率的提升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分异程度有所减弱,不同城市之间的空间差异逐渐减小,科技创新活动趋于均衡。但是空间自相关性不稳定,存在部分地区的跃迁和正向或者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3)每百万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互联网使用率、客运总量等因素均对科技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对长三角科技创新效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通过本文研究,探明了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为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流动人口居留时长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根据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将居留意愿划分为短期居留意愿、长期居留意愿、永久居留意愿3种类型,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和分层模型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不同类型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具有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合计超过60%,表明两栖和多栖生计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导生计策略;短期和永久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一高一低”分布差异,短期居留意愿在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最低,永久居留意愿则呈完全相反的分布格局;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最高。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特征和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共同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居留意愿：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以及职工平均工资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较高,永久居留意愿较低;男性、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低、在外流动时间短、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短期和长期居留;而女性、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高、在省内流动、在外流动时间长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流入地永久定居。     

中国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分异格局及机理

就近城镇化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破除异地城镇化模式弊端、推进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现实路径选择。通过构建就近城镇化率、贡献力和贡献势指标,从本省、本县和本镇3个城镇化尺度,系统分析2000—2015年中国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分异特征,并深入剖析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 2000—2015年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人口总数从1.96亿增加到3.47亿,就近城镇化率从28.16%上升到46.89%。② 从贡献力看,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主要来源是本镇户籍人口,但本镇贡献力呈下降趋势,本县贡献力波动上升,本省贡献力变化不大。③ 从贡献势看,本县贡献势>本省贡献势>本镇贡献势,县域尺度是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就近城镇化的优势空间单元。④ 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空间分异是自然环境背景、经济增长和非农产业发展、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交通运输条件和地方行政力量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结果。     

中国县域住宅价格的空间差异特征与影响机制

以2014年中国2872个县级单元的住宅平均单价为基本数据,通过空间自相关和核密度函数分析中国住宅价格的差异格局、空间关联特征和分布形态,构建“住宅价格等级金字塔”;根据“需求+供给+市场”的三维理论视角建立包括5大住宅价格差异影响因素在内的价格模型,采用地理探测器分析全国及其区域子市场的影响因素强度差异,并探索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区域住宅价格呈现以行政等级性为主、空间集聚性为辅的双重差异格局,其空间关联与集聚性显著;② 中国住宅价格呈现出房价越高,区域越少,所居住城镇人口越少的“金字塔式”等级分布特征。③ 租房户比例、流动人口规模、住房支付能力、住房市场活跃度、土地成本是中国住宅价格差异的5个核心影响因素,不同行政等级子市场的影响因素作用强度各异。     

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分异特征及成因

通过构建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并结合运用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分析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6-2012年,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总体存在较大差异,并呈现波动式上升趋势;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分异增强,空间核密度呈现出由相对均匀到极化的演化趋势;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整体上呈现高值和低值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逐渐增强;各县域创新产出同样具有空间集聚性,杭州与宁波市辖区成为热点区域;空间指向性明显,整体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空间趋势面分布;由回归分析得出该时期浙江省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分异主要受经济基础、政策制度、技术溢出和空间区位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

乡村旅游重点村是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示范,对优化乡村旅游供给、引领乡村旅游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等方法分析了中国1000个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格局和结构特征,揭示了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异规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矢量缓冲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剖析了影响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① 乡村旅游重点村总体呈“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省际空间密度分层特征明显,“双核心—环核群—带状区”的空间分布规律突出。② 乡村旅游重点村的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域间呈冷点分散、热点集中的空间分异格局。③ 6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的核密度呈一高五低、分异鲜明的类型特征。④ 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是自然生态、社会经济、交通配套、景区资源、政策环境五大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人均GDP和居民消费支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客源市场距离及交通通达距离是负向影响因素。⑤ 各类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各异,与村落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具有密切关系。     

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海洋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对中国海洋环境治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结合核密度、标准差椭圆以及广义矩估计模型探究2007—2017年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方面,研究期间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均值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由相对有效下降至相对低效,沿海各省区间效率差异逐渐扩大。② 空间演化方面,海洋环境规制效率重心位置变化阶段性特征显著,向西南移动,各沿海省区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差异显著,分为提高型、稳定型和下降型。③ 影响因素方面,对外开放、产业结构、科技投入与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呈正相关,经济发展、市场环境与中国海洋环境规制效率呈负相关。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2年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地统计方法分析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的空间分布,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003-2012年间,高技术产业创新整体空间差异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空间分布呈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变化特征;相邻省域间的创新水平存在明显溢出现象,研发资金投入、研发人员投入、高校研发水平、企业规模和市场开放度均对高技术产业创新起到促进作用,且研发人员投入和市场开放度还能进一步促进相邻地区的创新发展,而企业规模则对相邻地区的创新存在负面影响。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研发资金和研发人员投入,重视高校在创新发展中的作用,破除区域壁垒促进技术流动以及加大市场开放度,都有利于提高整体创新水平和缩小创新空间差异。     

新疆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乡村聚落研究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探讨地域乡村聚落空间特征与影响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利用遥感解译数据,借助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新疆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技术探讨其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选择阿勒泰样区、天山北坡样区、吐鲁番样区和喀什样区进一步明晰不同自然和社会经济背景下绿洲乡村聚落空间分异的主控因素。结果表明:新疆绿洲乡村聚落密度小、规模小,以集聚模式为主,邻近乡镇中心、道路、河流分布特征明显;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受到乡镇道路可达性、到县城道路可达性、坡度、到河流邻近距离、气温和高程等因素影响,而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不显著。四大样区乡村聚落分布的主控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应依据各样区村落发展基础与主控因素,探索不同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模式与发展振兴方向。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中国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2001—2019年分省百万吨死亡率,利用泰尔指数、变异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对中国煤矿安全生产水平空间差异程度及其驱动因素展开定量化研究,为及时获取区域煤矿安全态势、提升煤矿事故精准预警与防范提供支持。结果显示：① 依据百万吨死亡率可将中国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分为南方区（川云渝贵湘鄂桂赣粤苏浙闽）、东北区（黑吉辽）、西北区（青新甘）、华北区（京冀鲁豫皖）和中北区（晋陕蒙宁）5个区域,各区煤矿安全水平依次升高。② 煤矿安全水平总体差异经历了总体稳定且差异均衡期（2001—2007年）、总体及差异波动上升期（2008—2015年）、总体稳定但区间差异加大期（2016—2019年）3个发展阶段后仍保持缓慢增长态势,区内差异开始缩减但区间差异持续扩大。③ 影响五大区安全水平的因素各异,采掘环境对东北区、西北区和南方区影响大;供需情况和企业管理类指标的变化更易引起东北区、华北区和中北区安全水平变动;监察执法类指标对中北区以外的各区均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各区百万吨死亡率对经济环境均产生响应,但指标的影响系数处于中等水平。④ 监察执法、供需情况和经济环境类指标与其他类别指标普遍具有较强的非线性增强效应,通过调整监察执法类指标更易对安全水平变动产生效果。     

基于抖音粉丝量的中国城市网络关注度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抖音粉丝量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法则、核密度估计、领域划分与模式组合等方法,对中国城市网络关注的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并对比了其与传统百度指数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关注度排名靠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杭州、重庆、西安、天津、南京等,并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三大核心集聚区,反映出核心经济发展区的网络优势度。而中西部地区城市的关注度普遍不高,仅在成渝、中原、长江中游等地区形成微弱的集聚中心。② 从位序-规模法则看,拟合曲线偏离理想状态且q值大于1.3,反映出高关注城市在空间上的强影响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网络空间集聚效应。从四大分区看,东北和西部地区与整体类似,东部地区的高等级集聚效应进一步强化,而中部则较符合理想形态。③ 从领域划分与地域模式看,北京、上海、广州等高关注城市的核心领域是探店、旅游、美食、街拍、同城,方言、旅游类话题亦有较大的关注。中西部地区核心城市除了在特色美食、探店、街拍与东部地区有些类似外,还表现出房产、地铁等方面的特色,从侧面反映出该区域在城镇化建设、产业转型等方面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从地域模式看,长三角属于多中心网络化,京津冀、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属于双中心点轴状,关中、中原属于单中心放射状,其余城市群则属于单中心或无中心离散状。④ 与百度指数对比看,抖音粉丝量在高水平区的集聚程度高,而在中西部城市群地区的集聚效应不明显。⑤ 从影响因素看,除了与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现代服务业水平、信息化水平、交通物流保障相关外,与城市的创新性、高素质人才或高学历网民的活跃性参与、数字化推广、专业化运营相关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