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人力资本水平与人口集聚对创新产出的影响

基于中国2007—2012年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创新投入要素和专利申请量的面板数据（未含港澳台地区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揭示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异质性,以及人口空间集聚对人才创新驱动作用的调节机制。结果表明：① 平均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城市,创新产出水平越高,但人口集聚程度与创新产出水平并不存在显著的关联;② 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在创新等级越低的城市中其作用效果越强;③ 人口空间集聚强化了人力资本水平对创新的驱动作用,城市规模扩大促进了知识的溢出;④ 人口空间集聚调节作用的显现需要达到一定的创新基础门槛,城市创新等级越高,调节作用越强。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当结合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人才培育和人才引进策略,合理引导人才流动。     

技术机会、行业异质性与大城市创新集聚——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引入技术机会理论,解释大城市内部不同行业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的创新活动在城市内部表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除汽车制造业外的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中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开始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区扩散,低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远郊区。② 行业间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主要由技术机会来源差异造成。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源于基础研究、产业间知识溢出、高技术劳动力,往往靠近大学或中心城区;对中技术产业来说,基础研究的影响并不像对高技术产业那样显著;对低技术产业来说,技术机会主要源于本产业的技术反馈,创新部门更倾向于分布在郊区的制造业集群中。     

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连通性对中国国际贸易影响研究——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下文简称“连通性”）既包括基础设施的物理（硬）连通,也包括交通组织的运营（软）连通等,主要服务于人员流动与货物贸易。“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改善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连通性,影响了国家间的双边贸易。以2008―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为研究对象,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分别从交通设施连通与否及其连通性水平2个层面定量评价和测算了不同类型交通连通性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的“门槛效应”和“集聚效应”。研究发现：(1)连通性提升对货物贸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交通方式对双边货物贸易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海运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公路和航空运输,而中欧班列的运行影响不显著;(3)不同交通方式对双边货物贸易的行业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可为连通性提升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外溢提供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也可为中国如何提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货物贸易提供启示。     

中国城市地铁建设影响因素的空间差异分析——以京、津、沪、穗、深、宁六市为例

基于2007年中国已经开通地铁的六个城市的统计数据,选取影响城市内部地铁建设的因素,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中国城市地铁建设的主要因子,在此基础上分析六个城市地铁建设影响因子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地铁建设影响因素可归为三个主要因子,即城市建成区规模、政策支持和灵活、便捷的交通因子;城市现有的交通和二、三产业的发展状况;城市的经济实力和公路客运交通状况。②六个城市地铁建设的影响因素具有空间差异,按其驱动因子的个数,又可分为单因子驱动型,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多因子驱动型,如天津和南京。     

地铁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POI数据,运用SAR模型识别城市地铁开通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特征,本地服务业集聚会受到周边地区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开通地铁对广州市服务业空间集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可提高城区的服务业集聚水平,但这种集聚效应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地铁开通对批发与零售业、住宿与餐饮...     

世界城市的人口分布格局研究——以纽约、东京、伦敦为例

本文采用最新的官方数据,分别研究了纽约、东京和伦敦三个世界城市人口分布及其演变的一般特征和规律,得出世界城市人口城市化的总体规律,认为:核心区出现逆城市化的时间均相对较早,且相对其他区域而言,核心区人口变动的剧烈程度更加明显;市域范围内核心外围式空间结构形态已被打破,进入多元化时代;进入信息化时期,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通常保持在一定的上限之内,打破该极限,则此范围内的人口将仍然出现较高的不稳定性。     

高铁网络下中国城市可达性演变特征 ——基于铁路客运旅行时间的分析

利用城市间铁路客运最短旅行时间,基于2008年和2017年城市经济和人口数据,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可达性系数计算城市可达性,分析高铁网络下中国城市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高铁网络的建设显著压缩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提升了全国城市的可达性水平,特别是对那些高铁从无到有的城市更为明显;当前建成和运营的高铁网络并未带来城市可达性的空间收敛,反而加大了城市间可达性的非均衡程度。高铁对全国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城市规模越大可达性的增长幅度也越大,呈现铁路网络下城市可达性的“马太效应”;东南地区可达性的提升更为明显,使得可达性的空间重心由我国北方向南方偏移。总体上,高铁沿线城市可达性的受益远高于无高铁城市,高铁强化了区位条件在可达性中的重要程度。     

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空间视角,结合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影响的空间效应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与旅游发展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其中,数字经济的热点区被“空间锁定”于东南沿海地区,而位于中西部的冷点区则大幅收缩;旅游发展的热点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和滇桂黔渝,冷点区位于山东半岛中西部并逐步向南延伸。2）中国情境下,数字经济既能助力本地旅游发展,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直接效应虽在各地均显著为正,但在东部地区的作用强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空间溢出效应在东部得到完全彰显,在中部和东北地区表现为部分显著,西部地区则存在“数字隔离”现象。3）数字经济对旅游发展的正向外溢在300 km处达到最优,此后呈地理距离衰减态势,在800 km处到达有效外溢临界点,1 500 km处达到最大衰减边界。4）数字经济各维度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均能显著驱动本地旅游发展,但仅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溢出有效突破了行政边界,其余二者均表现出不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景观公园对城市热岛调控效应分析——以哈尔滨市为例

采用哈尔滨市2007年9月30日Landsat TM数据,基于哈尔滨市地表温度反演结果,对城市公园对热岛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哈尔滨市主城区热岛效应明显,高温区呈现集中分布,市区内的公园在高温区域内形成明显的热岛空洞;公园对周围区域降温作用明显,降温效应随距离增加呈递减趋势;在公园周围120 m范围内,不同面积的公园对周围环境温度影响存在明显差异,不同缓冲带的降温幅度存在极显著差异;公园面积和内部平均温度呈显著负相关,即公园面积越大,内部平均温度越低,反之亦然,二者存在显著的回归关系,因此可以通过设计不同面积公园,以实现城市高温区降温效应。研究表明一个大的景观公园的降温效应要强于总面积相等的多个小公园的降温效应。     

我国彩电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

产业区位的形成受经济、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多重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影响我国产业布局的资源、交通条件等传统因素作用逐渐下降,外商投资、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建设等新因素明显地改变着我国的产业布局。本文分析了我国彩电制造业30余年的产业空间转移,阐述了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从开放度低的配给制经济向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国际化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影响彩电制造业空间分布因素的变化。     

中国外资利用效率测评及其时空变化研究

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是实现中国外资利用模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战略转变的关键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基于此理,本文引入DEA模型,选取劳动、资本、资金3 项投入指标和技术溢出、经济和社会产出3 项产出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中国FDI利用效率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①近10 年全国外资利用效率普遍偏低且变动幅度不大,外资利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综合效率。②中国外资利用效率空间分异的变化显著,由2000 年“大集中-小分散”与“大分散-小集中”并存空间分布特征转变为2009 年“大集中-小分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且西部外资利用效率长期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在全国规模收益递减和不变地区长期占主导地位;③外资利用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决定着综合效率,而技术效率的决定作用稍微较强。对于外资利用效率有待优化的地区应重视外资管理和引导外资从冗余地区逐步迁移,对外资流向和流量进行监控。     

企业异质性、技术关联度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决策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标志着中国逐渐从“引进来”到“走出去”,通过更加多元化的方式参与全球化新时代的到来。论文利用Oriana亚太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名录的微观企业数据,在刻画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时空特征及演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企业异质性和技术关联效应等多角度考察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具有明显的正效应,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东部企业较西部企业更倾向于对外投资。技术关联度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研究从更丰富全面的视角理解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决策,为科学合理地指导企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走出去提供科学支撑。     

农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门槛效应分析

农业集聚的环境效应相比其他产业更为复杂,然而学术界对此探讨较少。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7—2015年中国33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核算农业集聚水平与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并采用空间分析技术、计量模型,实证探究农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特征及农业集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① 农业集聚与COD、TN、TP三种农业面源污染在时序变化、空间布局、空间关联以及空间趋势变化上特征相异。② 农业集聚对COD、TN、TP农业面源污染皆呈现正相关的单门槛效应。低于门槛值阶段,农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显著加剧了农业污染,集聚水平跨过门槛值后,污染加剧形势有所缓和。③ 农业集聚与农业面源污染之间经历的两个阶段,取决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社会效应、累积效应分别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的加剧与制约作用。随着农业集聚水平提高,各效应增污作用明显,导致污染水平显著提高,进入高于门槛值的阶段,各效应对污染排放的抑制能力提升,削弱了部分负环境外部效应。④ 农业经济水平、农业生产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COD、TN、TP污染;畜牧业结构、环境规制对COD、TP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生产者素质的提高可以影响农户生产行为并改善农业环境。⑤ 农业集聚对COD污染的降污效应较弱,农业COD污染较为严重且主要来源于畜牧业养殖,畜牧业污染防治亟待加强。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

在3个典型的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探讨不同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以及移民群体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京韩国人以企业、商贸、教育指向型居多,在沪日本人以企业指向型为主,在穗非洲人以贸易指向型为主,这一特征说明北上广不同的城市职能差异;北上广的外国人聚居区均形成于相似的宏观制度环境,生产活动的全球性重组、国家间关系、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外国人聚居区在大城市的兴起,但由于不同的城市软硬件环境与在华外国人的身份属性互动影响,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国人聚居区,概括为耦合型（北京望京）、特区型（上海古北）和族裔型（广州小北）。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已进入引资（资本国际化）和引人（人口国际化）并进的新阶段,应当进一步重视对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治理及服务的引导、规范,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深度高质量发展。     

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通过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集聚水平测算,归纳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集聚现状特征,并在地理权重矩阵的基础上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探究各县域人均GDP的区域分异规律,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县域旅游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的旅游集聚差异整体上呈现收敛态势;(2)人均GDP的空间正相关性显著,空间集聚度大体呈现稳中有降,且逐渐向均衡态势发展;(3)县域间人均GDP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旅游集聚正向效应显著,是影响人均GDP的重要因素。基于以上分析提出相应建议,有利于县域间旅游经济活动的合作与竞争,对于长城的保护与传承也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拥堵对急救医疗服务时空可达性的影响——以广州市为例

时间是急救服务的敏感因素,急救服务设施可达性的时空差异对于评估急救设施的选址及急救服务调度的效率,解决公众急救医疗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辅助政府部门的决策都至关重要。交通拥堵是常见的城市问题,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域更为明显,由于交通拥堵带来的时间滞后对急救服务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通过浮动车GPS大数据,分析交通拥堵对广州市中心城区急救医疗设施时空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在考虑道路实际通行状况的情况下,在交通高峰期,社区的急救医疗服务平均可达时间和最长可达时间分别比采用设计时速计算增加20%和25%。②可达性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急救医疗服务可达性以急救医院为中心,沿着路网向四周呈现衰减趋势。急救医院布局较多、路网密集区域的可达性高,反之则低。交通拥堵对路网密集、行车规则设计复杂以及存在通过性交通流的地区影响显著。③对不同阻抗系数下可达性变化的敏感性分析,发现随着阻抗系数的增大,可达性变化的趋势有所放缓,紧急医疗服务可达性的分异变小;这一变化趋势在交通平峰期表现更为明显。因此,在研究城市中心区域急救医疗服务时,考虑交通拥堵对可达性的影响,需要构建基于实时交通状况的可达性评估模型,合理选择模型参数,优化实时急救医疗服务调度,提升急救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北上广深城市人口预测及其资源配置

人口数量持续增长是困扰超大型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适度人口为研究人口增长下的城市资源合理分配提供了较好的思路.本文以适度人口为切人点,利用可能—满意度模型测算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4座超大型城市2035年适度人口规模,同时利用灰色BP神经网络模型预测各市2035年常住人口规模,并基于适度人口规模测算和常住人口规模预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