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网络结构与分工研究

在城市群创新网络视角下,采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相关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地理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水平及城市创新分工。研究结果表明,从创新分工来看,创新研发集中于珠三角9市,创新转化集中于香港和澳门。进一步分析创新研发合作情况,深圳以企业应用型创新为主,广州以基础创新为主,二者处于湾区创新网络的中心位置,带动了交互创新的4个城市子群,并在空间上形成创新分工三大片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形成创新集群式发展格局,为湾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网络结构

通过构建“城市+城市+旅游”的数据收集方法,从百度中文与谷歌英文搜索引擎中获取粤港澳大湾区两两城市旅游信息的共现频率,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从国内和国际旅游市场角度探讨城市旅游信息联系强度和网络结构特征的异同点。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信息联系紧密并走向一体化,国内旅游市场更加稳定。功能分工和市场影响力出现分化,以佛中莞珠惠等第二梯队城市集聚引领的旅游合作模式主导国内旅游市场,以港广深澳等第一梯队城市分别带动其他城市的旅游联动模式主导国际旅游市场。互联网反映的城市群旅游关系更像是分工明确、各有所长的旅游功能组织体系。互联网这一低门槛的信息传播渠道使得第二梯队城市在国内旅游市场中“逆风翻盘”,第一梯队城市在国际旅游市场中“强者恒强”的状态同时并存,从虚体空间层面揭示了旅游目的地空间关系的马太效应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差异性。     

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进展、问题与战略思考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一流湾区的战略方向,也是中国应对未来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值《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3周年之际,论文通过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的主要进展、问题,对新形势下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行战略再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已初步进入“创新经济”发展阶段,平台建设、人才集聚与政策配套持续强化,多样化的跨区域创新协同模式不断涌现,但是在成果质量、资源配置、人才结构等方面存在现实挑战。在继续巩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已有的基础上,未来应从“创新资源的获取与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资源的协同与再分配”等方面持续进行战略优化与调整。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老龄化时空特征及其经济效应

中国新时代“两个十五年”的现代化强国战略周期,恰恰是快速人口老龄化纵深发展期,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老龄化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矛盾将日益严峻。本文利用广东省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5年广东省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香港统计年刊和澳门统计年鉴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空间回归等方法,研究2000—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及其经济效应,结果表明：①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老龄化进程慢于广东省,更慢于全国,但于2015年已进入老年型I期。② 粤港澳大湾区老龄化呈动态演变特征,空间上以香港和江门为起点,经西北向北扩散的“C”型分布模式,高收入城市以澳门和香港为起点向北扩散,最终形成中心-外围的空间分布格局。③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老龄人口增加1%,人均GDP降低3%。人均固定资本投入和人均人力资本投入有正的经济效应,人均人力资本投入带来的正向效应要大于人均固定资本投入。鉴于此,粤、港、澳三地应建立起协同治理模式,构建跨境的养老合作机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促进技术创新,并正确评估不同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妥善处理好人口老龄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思考

基于对全球创新格局与趋势的探讨,以及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内涵与特性的解读,剖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当前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具备的优势与面临的挑战,并对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出几点战略性的思考。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处于整体迈进知识经济时期,创新要素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集聚,创新生态条件不断完善,创新全球化的影响在区域内初显,拥有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市场对创新的需求极为可观,基本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由于粤港澳一体化的制度障碍以及巨大的区域内部差距,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还存在创新要素聚而不联、创新要素流动不畅、体制机制转换对接困难、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等现实挑战。在充分发挥粤港澳互补优势、补齐短板的基础上,粤港澳大湾区应立足源头创新,将建设国际产业创新策源地作为立区之本;实施产业驱动,将建设国际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核心功能;推进制度创新,将建设协同创新示范区作为关键突破。以源头创新促产业创新,以制度改革推协同创新,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协同与一体化融合发展。     

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之路

面向新的国内外形势下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问题,从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多个维度探讨了大湾区创新发展的内容、挑战和路径。文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发展需要加强科技和产业创新能力,提高应对外部冲击的区域韧性,增强区域内部要素的流动性,促进民生福祉水平提升,提高空间治理的能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需要从系统和联系的视角思考大湾区的创新发展,不仅寻求各个发展领域的革新,并且要促进各领域之间的耦合协调,使区域获得能不断突破瓶颈、消解外部冲击、解锁新发展路径的能动性。呼吁加强跨领域跨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为推动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目标贡献地理学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人才空间分布是科研实力、技术分布、发展潜力的表征。洞悉科技创新人才分布规律,从而科学制定人才战略,为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和人才高地建设提供决策参考。论文通过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人才的规模、密度、聚集指数、空间自相关性刻画其空间分布特征,结果如下：(1)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人才规模发展迅速,从约43万人增长到114万余人,但空间分布不均衡。(2)深圳科技创新人才密度居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之首,单位人口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7倍,单位面积人才密度约是最小值的190倍;江门、肇庆等地科技创新人才密度相对较低,低于大湾区平均水平。(3)深圳、东莞、广州有相对较强的科技创新人才聚集能力,而惠州、江门、肇庆聚集能力相对为弱。“十三五”期间,深圳、东莞、香港、珠海的聚集能力增强,澳门、中山、广州、佛山科技创新人才集聚能力有所下降。(4)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科技创新人才分布特征与空间位置的关联性不强,大湾区人才高地建设各城市未有效联动形成合力。(5)城市生活基础保障的提升、科技创新发展环境氛围的营造和科技投入力度的增大会对粤港澳大湾...     

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特征及其演化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定位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其技术创新活动深刻影响中国参与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和合作。论文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技术(知识)异质性视角,使用包括申请人地址和专利分类号的2001—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授权发明专利数据,通过运用分布拟合、技术空间可视化和Logit回归模型等方法,对其技术创新特征及其路径演化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的技术创新类别呈现幂律分布,集中在电通信及计算等少数技术类别,存在马太效应,技术的路径依赖较强。技术创新的跨产业“产品—零部件/软件—新产品(新产业)”和产业链上游“产品—零部件—基础材料”的关联拓展带动了区域的产业升级。(2)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技术演化路径存在较大差异,深圳在专注核心技术的同时,进行相关多样化;广州从其强势的医学转向电通信及计算技术,进行非相关多样化。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创新趋于同质,未来需要进一步促进城市间创新协同。对比现有文献,论文提出技术创新路径受到所在区域技术创新特征的强烈影响,当前全球—地方(城市)视角研究需要加入区域尺度。     

从公共性维度看粤港澳大湾区转型

从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到粤港澳大湾区的转变,本质上是从经济发展导向的增长主义模式向生活质量导向的后增长主义模式的转型。后增长主义时期,公共性建设成为重要话题。文章简要回顾了公共性的基本内涵,重点从后增长主义时期的发展需求、区域文化的反思、区域舆论氛围的倒逼等3方面对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性建设的必要性展开分析,然后聚焦香港和上海在公共性建设方面的主要经验,香港经验包括香港的社会组织具有相对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香港的社区建设具有多元参与、专业引领的基本特征。上海经验包括:在实体公共空间方面,上海强调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在虚拟公共空间方面,上海注重搭建议题广泛、宽容理性的公共舆论平台环境。最后,文章认为步入后增长主义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要学习和借鉴香港和上海的公共性建设思路,即香港社会导向的公共性建设和上海政府导向的公共性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科技创新与金融生态的紧密结合是社会经济取得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高地以及经济活力较高的区域之一,在推动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产业融合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09—2018年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的面板数据,通过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并分析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公共科技金融和市场科技金融呈现了较快的发展态势,公共科技金融投入力度持续增大,市场科技金融形式不断创新,制度日趋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优化趋势,但区域间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受到政府科技投入、金融效率、高新技术发展等因素的正向影响,但广东省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科技金融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最后,研究从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科技型企业、科技金融服务部门等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综合测度与演化特征

理解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对于新时期大湾区的创新化发展转型至关重要。论文通过构建包括技术创新、知识生产、创新资本3个维度的协同创新测度指标体系,基于城市群流空间网络构建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系统性研究了多创新维度下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的网络结构及其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粤港澳大湾区创新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且随着时间推移,极化效应不断强化,深圳、香港、广州在创新流空间网络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2)多维度创新流要素网络结构呈现出显著差异性,技术创新与创新资本维度中,香港、深圳占据了城市群网络的核心,知识生产维度的核心城市则是广州与香港,广州在各维度网络中均扮演了重要的“枢纽型”城市角色,深圳在各维度网络中的创新层级随着时间推移在不断增长;(3)综合多维度指标的测度结果显示,香港与深圳分别是早期与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创新网络的核心,当前大湾区整体呈现为穗深港三核心并立的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可为新时期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全球视野与理论模式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粤港澳大湾区新时代最有共识、最有优势、最富挑战的战略方向,亟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理论探索。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更加专注于创新系统内部,注重单一空间的创新要素与创新活动组织问题,忽视了全球和区域之间要素的关联模式,缺乏在全球视野下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观察。由此,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经典创新系统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全球视野下的以“科技”和“人才”为核心,以“科技-产业-全球生产网络”和“人才-环境-世界城市网络”为链条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理论模式,认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全球创新网络、全球生产网络和世界城市网络三重网络结构的核心节点,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实现三重网络的协同效应。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双核心与双链条的发展情况,并以此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路径和相关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变化及城市扩展研究

监测和分析不透水面的动态变化不仅能了解城市化进程,而且对城市未来发展规划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基于Landsat TM、ETM+、OLI和HJ-1A、B数据,结合地表特征指数变化,分析1990-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的时空扩展变化,并利用象限方位分析方法探索城市扩展模式,进而揭示社会经济因素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的扩展主要集中在1990-2010年,后10年扩展速度最快,对耕地面积的影响最大,其次为林地和湿地;2)近30年粤港澳大湾区不透水面扩展主要呈东—西向,重心沿东南—西南—西北方向迁移,区内城市不透水面扩展模式主要为跳跃式组团扩展和沿交通轴线带状扩展,对城市群的空间格局产生巨大影响,未来应加强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翼的协同发展,增加城市的绿化设施建设,避免城市扩展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产业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及其多样性特征

以粤港澳大湾区点尺度的发明专利空间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战略性产业与专利IPC分类号之间的联系,提取了大湾区6类主要行业的发明专利,利用核密度分析、标准差尾值检验、熵值法和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粤港澳大湾区多类型技术创新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差异。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技术创新的地理格局呈现显著的空间不均衡性,区域尺度形成了广州与深圳2个集聚核心,珠江东西两岸在创新能力上存在较大差距,技术多样性的区位主要分布在大湾区核心城市的核心区;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材料、绿色石化3类产业的创新占大湾区整体的51.67%,不同技术类型的创新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的核心区,其中,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创新的空间集聚度最高。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创新与产业优势融合的时空演化格局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实施“双循环”战略、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行区,将产业创新与产业优势有效融合才能实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论文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地级城市单元2000—2020年工业各行业的创新优势与产业优势的时空匹配关系进行研究,并重点关注了珠三角9市与港澳创新联系和产业优势的关系。研究发现：大湾区各城市创新的工业行业分布格局虽然不同,但均呈现向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集中的趋势;同时各地市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制造等行业具有产业优势,且与创新的融合度较高,但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制品、纺织等优势行业的创新融合度较低;珠三角城市与港澳地区的创新联系不断加强,尤以广州、深圳两市的联系强度最高。最后,从促进大湾区融合创新、产创协同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研究从实证角度为理解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空间和部门属性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