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框架数据研究

该文基于地理空间概念和地理信息数字化表达与共享的特点,探讨了框架数据的作用、确定原则,推导出城市空间框架数据体系,即建立城市直接空间参照体系和间接空间参照体系。后者中,基于地块的多尺度无缝不规则网格是整合城市社会经济数据的关键,也是当前城市空间数据基础设施框架数据体系建设中的薄弱环节。     

从中心地到城市网络——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转变

城镇体系核心特征的演变,推动其研究视角由等级制的传统中心地理论向关系制的现代城市网络转变。以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简要回顾克氏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进展,通过对中心地理论固有缺陷,以及城镇体系研究逻辑变化的分析,阐明传统中心地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代城镇体系问题时的局限性;指出城市网络理论兴起的背景：交通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导致区位论的解释失效、流空间理论的产生、全球化与生产网络的产生、制度与体制演变——中心地组织原则的转化;从企业组织、交通流、信息流三个研究视角,揭示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网络思维端倪;通过研究主体特征的关注由中心性到节点属性、主体关系由等级从属到功能互补、时空尺度由地方到全球三个方面的对比,指出中心地与城市网络应用于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差异。     

基于分形理论的安徽省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研究

文章通过测算安徽省近20年来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分维值，对该省城市体系规模现状及演化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现今安徽省城市规模分布较集中，人口分布呈现低水平均衡状态；1988年以来，就城市体系规模结构的演化特点来看可分为两个阶段：1988年-1999年，城市规模分布趋于集中；而进入2000年以来，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分散。并分析了这种现状及演化的原因，提出若干优化城市体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     

基于多源数据的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识别与形成机制研究

基于POI、手机信令、百度建筑等开源数据和传统土地利用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全方位、全时态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空间布局、功能等级和服娱腹地,并从空间形态和功能联系视角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最后从政策制度、外资投入、产业经济、土地要素和交通设施等因素探究形成机制。结果发现：1）运用多源数据综合识别东莞城市公共中心体系的技术方法有效、准确且实用,东莞中心体系已初步具有“形态多中心”和“功能单中心”的双重空间特征;2）规划对于东莞城市中心体系的构建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形态和功能方面的发育情况距规划均有一定差距;3）东莞城市中心体系是政府力与市场力多方博弈的结果,不单取决于政府政策制定、土地投放和设施建设,也与资本投入和产业转移息息相关。     

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心城市空间联系强度研究

西安市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是推动西北地区建设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对传统引力模型中的质量、距离及引力系数等参数进行改进。基于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对西安市及中西部其他国家中心城市与其所在城市群内其他城市的空间联系强度进行测算,并比较分析西安市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空间联系能力存在的差距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关中平原城市群中心城市西安的空间联系强度水平较低。在城市群内与其存在强、较强联系的城市占比仅为30%。而在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都和武汉存在强、较强联系的城市占比较高,分别为60%和48.1%。(2)关中平原城市群内中心城市西安及二级城市咸阳、宝鸡的综合发展水平较低,难以有效地发挥其辐射及承接功能。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相比,西安的综合质量远低于成都和武汉,同时二级城市宝鸡与咸阳的综合质量与西安相差约3.4倍。(3)城市间的综合时间距离是影响西安市空间联系强度的重要因素,相较于成都而言,西安市与关中平原城市群内其他城市间的综合时间距离在地缘相近的情况下仍然较长,直接削弱了西安的空间联系能力。因此,亟需加快建设大西安都市圈的步伐,提升中心城市综合实力,积极将宝鸡市建设成为副中...     

城市中心性与我国城市中心性的等级体系

城市中心性是指一个城市为它以外地方服务的相对重要性，是用以衡量城市中心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中心性”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偏差，有必要对中心性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专门研究。文章在明确中心性概念，回顾国内外中心性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统计资料，利用最小需要量和主成分分析法，对1997年全国223个地级 以上城市的中心性等级体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城市中心性指数的高低，把我国城市划分为五级体系。     

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模式及其理论框架分析

城市合作是长江三角洲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新现象, 并且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 的焦点问题。选择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都市圈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和江阴经济 开发区靖江园区三个典型的城市合作案例, 从伙伴关系的理论视角, 进行城市合作的实证研究, 分别探讨了科层的城市合作、自发的城市合作和混合式的城市合作三种类型伙伴关系的制度安排。基于长三角的经验, 该研究在区域尺度上对伙伴关系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拓展。研究的焦点在于三种模式城市合作的有效性(绩效)。通过对伙伴关系形成过程和利益相关者互 动的追踪, 研究认为合作是否有效取决于合作的机制、合作的过程、合作的性质和领域、伙伴的选择和伙伴关系形成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中国中心城市公路客运联系及其空间格局

依托中国地级中心城市间的公路长途客运联系数据,运用GIS空间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公路客运联系网络结构及其分布格局进行清晰的空间解构。研究显示：公路客运联系强弱与城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相关性较强,而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关性;中国人口经济密集分布的东中部地区中心城市间的公路客运联系密切,呈现区域性集聚的分布格局;最为密集的区域为长三角、珠三角两地,而京津冀、山东省、河南省和成渝地区的集聚程度也相对突出。总体上,中国公路客运联系以各省份的省会及区域中心城市为联系中心,以区内其他城市为联系对象,在中短途客运距离内形成自成一体的区域性空间集聚。研究表明：中国公路长途客运联系的适宜空间距离应在500 km以内,最佳客运距离为100~300 km左右;中国公路长途客运联系在200 km内是随着距离增大而增加,之后则呈现二次曲线型的距离衰减趋势;细分各距离区段内的公路客运联系可以清晰识别城市群内、省域内、省际间及大区域间等不同空间尺度下区域交通联系的结构特征。     

广西城市体系的形成与创新

回顾广西城市体系形成与发展,分析广西城市行政等级体系、规模—位序关系、首位度以及城市区域间空间关系,提出进一步完善广西城市体系的战略设想:将南宁定位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心枢纽”;抓住一年一度的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契机,大力开拓国际国内市场,采取积极的城市化政策,鼓励大城市、特大城市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提高其质量,完善其功能;极化城市功能,打破行政区界限,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实力,以城市经济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等。     

中心地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视角和框架

中心地理论是城市地理学揭示规律、解决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面对时代发展、社会转型、技术进步及其带来的城市与区域巨变, 中心地理论需要创新发展。首先, 突破中心地理论的严苛假设、忽视系统动态性和自然-人文要素综合性的固有缺陷, 拓宽其普适性。其次, 以动态的和联系的眼光审视中心地系统外部条件、内部要素和组织形式与机制变化, 从中发现理论创新的视角。包括人口再分布, 城市体系重组, 全球产业网络兴起等宏观背景变化的视角;现代交通条件、信息技术发展、技术革新、体制变革等影响要素和机制变化的视角;全球城市网络形成, 城市带、群、链迅速聚合, 底层中心地重构等中心地系统组织形式新变革的视角;RS、GIS和现代统计手段应用的视角。再次, 中心地理论创新与发展有必要从“肢解”阶段进入到整体完善过程, 构建创新与发展的基本框架:①以指导实际应用, 形成理论和研究范式为创新和发展的目标;②以中心性测度新模型、严苛条件缓和、动态中心地系统、中心地系统畸变模式、中心地扩散域的空间嵌套等为创新和发展的核心内容;③突破自然-人文耦合要素对中心地系统影响机理及模型化表达, 现代中心地系统空间图景, 动态开放的现代中心地系统建设等重点问题。     

城市化背景下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理论框架及优先方向

受城市化、地域功能分化、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交通网络快速扩展等因素影响,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流动已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人类与地理环境互动模式的网络化就要求地理学研究采取全程耦合范式,即将区域内部、区域与周边区域、以及非邻接区域之间的人地互动同时纳入考虑。食物系统作为衔接乡村与城市、以及产地与全球消费市场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是开展人地系统近远程耦合研究的重要切入点。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在论证理论研究内在依据及外在条件的基础上,将食物系统的构成要素与远程耦合框架相结合,建立“城市化驱动下食物系统近远程耦合的理论框架”并论述该理论框架的具体内涵。以拓展理论框架中的前沿领域为基本导向并结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本文进一步明确了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基本问题和4个亟待突破的优先研究方向。其中,基本问题是食物域的格局特征、时空演化及其动力机制。4个优先方向则包括：耦合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与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供应链网络人地互动研究;食物系统近远程耦合效应及其调控策略研究;基于食物系统的城乡融合与长效脱贫机制研究;以及面向公共卫生安全的食物系统跨区域、多层次治理研究。本文最后设计了食物系统耦合研究的一般技术路径,研究结果可为进一步的案例实证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参考。     

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识别分析

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不仅是多样化公共服务设施分布的集中区,也是公共服务设施消费的热点区和城市活力的窗口区。已有城市多中心研究主要关注就业和人口多中心,却较少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多中心特征。基于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点要素数据,结合不同类型和等级公共服务设施的服务半径与质量特征,采用加权核密度与等值线分析等方法对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不同类型公共服务设施热点区分布的空间模式有所差异,但均存在一定程度的中心边缘结构;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分别呈现出“一心五片”与“一核多点”的空间特征;根据公共服务设施集聚强度和混合度的等值线分布综合判定,研究区范围共识别出136个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其集聚强度与距市中心距离呈现出U型变化规律,与所在街道的人口密度存在指数分布规律;多元回归模型验证,最近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距离对北京城市居民公共服务设施满意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其相对影响强度超过“市中心距离”区位变量;北京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形成机制包括自然历史因素的基础作用、经济发展因素的主导作用、社会需求因素的调节作用和规划政策因素的引导作用。研究认为应加强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空间均衡化建设,适度增加城市边缘郊区公共服务设施集聚中心的数量和服务能级,有助于引导和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转移。     

国土空间规划中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

在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所提出的“开展基础评价”和“绘制规划底图”两项主要任务中,城镇适宜性的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属于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一项具有较强探索性的工作。以国家对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设想为依据,对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概念和内涵、空间关系、相关规则进行深入探讨,确定了城镇适宜性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主要思路和技术路线。结合福建省空间规划的案例,分析了城镇适宜性评价与城镇空间、城镇开发边界划定的过程、方法和结果。不同于以往各部门开展的空间性规划,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的基础评价之上,这使得城镇开发建设活动的空间布局在资源环境本底方面得到合理保障,城镇空间和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也有了较为科学、客观的依据。此外,把基础底图的研制与城镇发展潜能、城镇开发指向的评估,以及开发建设的规模管控、空间管控、开发强度管控系统地整合起来,使得规划底图的随意性得到了较好的控制。实践表明,本文的思路和技术方法是合理可行的,这一尝试可为空间规划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理论、实践和发展

在全球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城市成为经济高速发展、人类活动高度集中、人地相互作用最强烈的区域,人工环境下“第二自然格局”的形成以及剧烈的城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效应使得城市自然地理学在城市复杂系统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本文通过对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缘起、学科发展的综合分析,从学科理论体系、研究内容以及前沿发展领域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以期丰富和深化城市自然地理学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推动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和发展。未来,城市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应从以下方面开展：①关注基础理论研究,深化学科理论体系;②发展多学科的交叉视角,深化城市地表系统多要素变化研究;③聚焦城市自然—人文复杂系统,揭示自然和人文多要素间耦合机理及驱动机制;④拓宽城市服务应用领域的研究,提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多目标决策。     

区域生态敏感性评估的理论框架与模型设计——以陕西省为例

生态敏感性评估可以为管控生态风险与保障区域生态安全提供决策依据。在生态敏感性定义的基础之上运用经济学理论构建生态敏感性评估的理论模型,以土地利用转移几率比替代矩阵作为敏感性评价因子,并且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实际值与预测值之比的绝对值作为区域生态敏感性指数。结果表明：① 设计的生态敏感性评估方法可以弥补现有生态敏感性评估方法的不足,不仅可以观测到区域敏感性因子还能有效地进行敏感性分区,并且在不同尺度下得到了可靠的结果。② 在各县（区）最主要敏感性因子的列示中,陕西省1990—2000年以生态破坏因子为主导;而2000年以后,退耕还林工程导致耕地→林地、耕地→草地成为陕北地区最重要的敏感因子,陕南秦巴山区与关中地区由于众多水利工程建设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对草地→水域因子的响应程度比较高。③ 陕西省总体敏感性由南向北呈现“低敏感-高敏感”间隔有序的基本格局,并且呈现空间上集聚、时间上稳定的状态;高敏感区主要分布沿秦岭、“子午岭-黄陵山”分布,低敏感区主要分布在关中平原以及榆林中部地区。     

复杂网络视角下的城市人流空间概念模型与研究框架

城市内人流特征研究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针对已有相关研究存在仅侧重于从人口规模、密度视角分析空间分布及格局特征,而对隐藏于空间分布背后,因人流动而建立的空间交互关系关注不足的问题.本文以流空间理论、复杂网络理论、空间行为交互理论为理论基础,立足基于流、网络剖析城市内部空间中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关...     

地理信息空间分析的理论体系探讨

空间过程是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和地理系统的基本运动形式之一。空间分析是指分析、模拟、预测和调控空间过程的一系列理论和技术在空间信息极大丰富和ＧＩＳ空间数据管理能力日趋完善的形势下,空间信息分析理论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有必要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和谐地包容空间分析领域已取得的各方面成果。该体系包括空间统计指标、空间回归及自适应模型、空间机理模型、空间统计与空间机理相结合的模型和空间复杂系统模型,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群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维持传统人文活动、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战略空间。关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格局和机制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旅游地理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城市群空间、旅游发展影响、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基本属性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发现已有研究对城市群内部及周边的边缘地带关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诠释新的功能地域空间;对旅游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空间的事实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强化旅游助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典型“空间性”研究;对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利用方式关注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展城乡空间利用和城乡关系演变研究。研究认为,以旅游作为新的产业路径、新的利用方式科学引导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转型升级,发挥旅游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举措。在构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应该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遵循“过程—格局—机制—效应”的研究路线,探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实践路径,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的技术路径,探索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在不同尺度空间上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企业网络视角下上海五大新城地位辨析

上海市提出“五大新城”发展战略,新城建设迈入了面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新阶段。基于2001、2010和2018年全行业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论文构建了上海大都市圈内区县尺度的城市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城市网络整体特征及五大新城网络地位的格局演变,并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相关影响因素作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上海大都市圈的城市网络呈现从以上海中心城区为核心的单极结构向多极结构转变的趋势,强联系仍然主要发生在各级市域内部,市际行政边界对网络联系具有较强的阻碍;② 五大新城仍未呈现“节点城市”的中心性特征但具备了一定的独立性,距离成为“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仍有一段距离;③ 创新能力对新城入度和中介中心性的影响显著增强,新城在提升中心性的过程中也更加注重环境质量的提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在提升五大新城的中心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此外,城市人口规模、政策优惠与公共服务完善程度也对新城中心性有着相对持续稳定的正向影响。论文从企业网络这一视角切入,为将五大新城建设为上海大都市圈内“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提供政策建议。     

城市水系功能治理方法及应用

城市水系治理经历了末端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等发展阶段。从系统角度恢复城市水体生态环境是进行水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修复的主要方法,末端治理与综合治理对生态的考虑比较少,而系统治理在强调工程设计生态化的同时又忽略了水系的景观要素。为实现水质、生态、景观的协同发展,本文在系统治理的基础上提出功能治理的方法框架,包括水系问题诊断、问题评价、功能治理、措施优化与管理等步骤,其优势在于借助一系列生态修复措施及景观设计原理,将生态工程景观化。汉阳水系治理的案例表明:对城市水系而言,水环境修复措施与工程景观的同步设计较生态修复与景观的分步设计有更明显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