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乡村转型历程与可持续发展展望

基于对国内外文献梳理总结,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从乡村人口、就业、粮食产量、公共服务角度,系统解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乡村转型发展的历程,揭示了世界发展由乡村社会逐步向城市社会转型、由农业经济向非农经济转型、发展效率与公共服务质量逐渐提升的演化特征。研究指出,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地区人口持续、快速减少,加剧了乡村发展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导致乡村衰退,严重影响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此,强调全球城市化进程中亟需高度重视乡村衰退问题,要积极推进村镇化,形成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的城乡地域发展格局;要制定科学的规划来指导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有序实施异地搬迁,鼓励和引导民众“自下而上”的主观能动性,构建乡村发展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要科学把控乡村转型发展过程,识别并培育打造乡村振兴极,不断提升乡村地域系统应对外界发展、环境变化与挑战的弹性。     

中国陆路边境旅游地的旅游流模式及其驱动因素

为了探讨我国陆路边境旅游地的旅游流运动规律,以旅游流的主要构成要素和边境线与旅游地关系为基础,从旅游流要素的集聚扩散机理所呈现的旅游流集散特征、扩散路径及网络组织运动形式等方面,分析我国陆路边境旅游地的旅游流空间集散模式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我国陆路边境旅游地的旅游者活动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类型区域的活动规律,旅游流空间集散主要呈现单边集聚单向流动、双边集聚双向流动和多边集聚定点流动3种模式,形成不同的集散特征。地缘政治、边境政策、地缘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驱动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旅游流模式的形成。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各类跨境合作空间是边境旅游合作模式形成的重要基础,旅游流集散的模式和层次与跨境国家之间的合作形式与合作程度密切相关,边民互动交流构建的各类空间成为边境旅游活动的重要承载。     

珲春原图们江地区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建设研究

珲春-图们江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区的几何中心,是吉林省向外开放的门户,也是东北地区向外发展物流的主要节点地区。借助珲春-图们江地区边境口岸通道优势,发展边境口岸物流业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着意义非常大。本文阐述了珲春-图们江地区边境口岸、对外通道、陆海联通航线的物流运输载体的建设情况,指出该地区边境口岸物流体系存在的问题,边境外贸量小,东西向物流量少,对外通道“通而不畅”,物流企业基础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是制约物流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珲春-图们江地区物流体系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农业旅游地游客感知结构模型与应用——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从旅游者感知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地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探讨解决方法。采用SEM结构方程对3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地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所构建的农业旅游者感知模型具有跨样本一致性特征,有较强解释力。研究首次运用结构方程单独定量验证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旅游商品对旅游者满意度与忠诚度的显著影响(γ13＝0.26 ^** ),同时揭示农业旅游地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的显著关联(β21＝0.88 ^*** ),旅游资源与软件服务对游客满意度的显著影响(γ11＝0.48 ^*** ,γ12＝0.20^*),并且发现旅游硬件服务与游客满意度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少数民族农业旅游地自然风光、乡村风貌、民族风情等主题特色的保持与挖掘是吸引旅游者的关键因素。     

乡村重构与转型：西方经验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重构与转型成为西方国家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在揭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过程、梳理转型特征、探析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发展的系统总结及其提供的经验借鉴与启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经历了从“资本、土地、产权”主导的经济维度重构到“话语、他者、建构”主导的社会维度重构、再到“主体、文化、网络”主导的综合维度重构阶段;乡村转型特征可凝聚为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逻辑主线;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全球化是推动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主要因素。中国乡村发展具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背景和特征,但相关经验及认识仍然能够为理解中国乡村实践发展、推动相关理论建设提供启示,并从“要素/重构/过程”-“功能/转型/结果”视角对当代中国乡村重构与转型进行了系统思考。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旅游地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研究

在商品经济影响下,乡村社会关系正发生多途径、多层次重构,由于社会关系与空间形态辩证统一,社会关系的异化将引起空间形态的变化。以南京市世凹美丽乡村示范村为案例,从传统社会结构观念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出发,建立研究假设,通过2014年、2016年和2018持续跟踪调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乡村经济社会空间交互过程。结果表明：① 所选乡村社会网络发展符合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相互作用的发展规律,具有替代效应、挤出效应与互补效应3个明显阶段,符合研究假设;② 网络模式由轮轴模式演化到“结构洞”模式再到合作与分派模式,且分别对应扩散型、分支型与簇群型网络结构,伴随行动者的淘汰与迁出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增强;③ 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格局重构与乡村空间衰退现象,形成优势经营者区域、原住民的边缘集聚区、外来经营者区域与空间衰退区域。     

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驱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研究

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探讨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日益受到关注。让村民有序参与治理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课题。乡村旅游可以打破乡村封闭性,重构乡村社会,而村民的观念和行为受到其社会网络的深刻塑造,因此,社会网络重构视角下旅游如何驱动村民参与治理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社会嵌入理论,通过两个递进的研究探讨“发展乡村旅游—重构乡村社会网络—促进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路径是否成立,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发展旅游能够提升乡村亲缘—地缘—业缘网络的规模、异质性及村民的网络位置,增强网络中村民的交流频率、信任强度,促进信息共享,从结构和关系两个维度重构乡村社会网络,进而,社会网络从信息获取、集体监督、榜样引导、共同体意识4个渠道影响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2)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业缘网络和地缘网络的促进效应较强,未参与旅游经营村民的乡村治理参与水平受地缘网络和亲缘网络的影响较强;(3)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活动的类型呈现出“文化建设参与>环境保护参与>政治建设参与>经济建设参与>社会服务参与”的特点。     

中国乡村转型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逻辑主线与内容框架

伴随快速城镇化,乡村地域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为主导的人文过程,前瞻性地研究乡村转型发展过程格局、演进机理及空间优化重组研究意义重大。本文系统梳理乡村发展转型内涵、过程格局、驱动机制、类型模式、乡村空间重构、农村发展理论及农村空心化等系列成果研究进展,并进行简要研究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的研究核心内容和逻辑主线加以凝练总结。未来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研究应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指导,以揭示不同地域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过程及演进机制为核心,以建构乡村空间优化重组理论和探究模式途径为目标,综合集成遥感与GIS、抽样调查和模型方法,重点研究不同典型地域的乡村转型发展的多尺度过程规律、地域类型、动力机制,深化乡村空间体系演化规律和优化重组的内外机制,及乡村社会文化网络、技术制度转型重组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乡村多维空间重组的情景模拟。结合典型案例实证研究,解构乡村多维空间重构理论与模式的成长机制与区域主导地理要素;比较分析典型模式的演化过程和要素互馈作用机制;探寻推进乡村良性转型发展及空间优化重组的地域模式和科学途径。     

边界效应概念再议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

在当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的背景下,边界被赋予了“去边界化”与“再边界化”的特征,由此形成的边界效应理论备受关注。旅游的跨边界活动,在促进地区发展与区域合作的同时,也带来了边界渗透、旅游流动、空间失衡、安全防范等系列问题,这些现实问题都迫使边界效应理论与内涵不断发展。论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对边界效应概念差异、共识、产生原因及其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与发展进行了归纳。结果显示,边界效应在旅游中是普遍且独特存在的,具体表现为边缘旅游地、旅游一体化、边境旅游社区等实践;虽然在旅游研究中,边界效应在评价、干预、利用方面存在新的发展,但目前仍存在适用性不强、解释性不足等问题,边界的阻碍力、吸引力、渗透力和扩散力的综合作用常常被忽略;边界效应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更应充分考虑边界与旅游的特殊互动关系;文章深度解析并构建了旅游中边界效应的研究框架,认为可以充分利用边界效应的动态演化特征,通过主动干预、转换利用等手段实现对边界问题的管控。     

中哈边境地区旅游廊道空间布局与发展系统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的大背景下,新疆丰富多样的边境旅游资源迫切需要寻找可行的路径加以释放。如何围绕边境旅游主题构建旅游产业要素线性空间,将是边境旅游发展需要从空间上思考和突破的关键问题。以“点-轴”理论为基础,运用中心职能指数和引力模型的定量方法分析中哈边境地区旅游节点、旅游廊道及其旅游地发展系统,对促进边疆地区旅游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的目的地形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表明：中哈边疆地区一级旅游节点有5个,二级旅游节点有7个;一级廊道节点段5个,二级廊道节点段11个;四大旅游地发展系统为哈吉民族风情边境旅游系统、塔城生态休闲边境旅游系统、博温康养度假边境旅游系统和霍霍察昭文化古迹边境旅游系统。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以云南省8个边境州市为研究单元,探讨2008—2017年云南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其影响因素,揭示因子作用机理。研究表明：①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均不断提高,相对差异维持高水平且变化不大,但绝对差异呈扩大趋势,空间分异显著。②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由高至低的区域数量呈“纺锤”状分布演化。③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逐渐呈“东南和西部高,西南平衡,西北低”的空间特征。④影响云南省边境州市旅游发展水平的核心因素是旅游资源禀赋、交通通达度和GDP。⑤各项影响因子对旅游发展水平的解释力呈非线性加强或双加强作用,且因子解释力统计具有显著差异。     

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耦合协调研究

旅游兴边贸,边贸促旅游,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相互作用,促进边境产业新动能发展,最终形成跨境旅游一体化的格局。借用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探讨并分析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两大产业之间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建构两个产业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模型和指标评价体系,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口岸地区东兴市为例,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对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和耦合发展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东兴市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函数值呈现上升的趋势,从2009年的0.017增加到2018年的1.004;边境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函数值从2009年的0.01增加到2018年的1.007。东兴市边境旅游与边境贸易耦合度在2009—2017年处于磨合阶段,2018年进入稳定阶段,耦合协调度实现了从低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向中等水平耦合协调阶段转变,最终进入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研究结果强调了边贸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并指出边境地区应积极利用国家边境开放政策,一方面通过旅游企业组织开发边贸旅游产品;另一方面通过边贸的发展进一步促进边境口岸游客的增长。     

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边境旅游是中国陆地边境地区的支柱产业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依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分析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的数量、类型和质量,并结合陆地边境地级行政区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从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两个方面刻画中国陆地边境旅游发展格局,探讨中国陆地边境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关建议。研究范围共涉及3 341个陆地边境旅游资源单体,其中优良级旅游资源约占34.36%,建筑与设施是旅游资源单体数量最多的类型。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分别是中国陆地边境旅游资源“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地区。在2006—2015年间,边境旅游经济发展最快的是新疆西北部和黑龙江东部边境地区;边境旅游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北边境地区,冷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新疆东部、西南部以及西藏西南部边境地区。地形条件、文化多样性、区位条件、国际地缘政治关系以及旅游设施水平是影响边境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建议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边境旅游发展政策,加强不同类型旅游资源之间的组合开发和区域旅游合作,完善旅游设施,积极探索开发与保护兼顾的发展模式。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研究——以苏州东山镇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文化日益受到冲击,并表现出衰落的现象已是客观不争的事实。紧跟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和文旅融合发展趋势,综合运用质性研究和空间计量方法,以苏州东山镇为例,探索了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类型、格局与机理,结果表明：①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量表包含23个题项、5个维度,即“自然景观文化胁迫”“聚落景观文化胁迫”“生产生活文化胁迫”“人际交往文化胁迫”“精神仪式文化胁迫”;②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多呈沿街、邻水分布,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分布差异较大。乡村文化胁迫空间总体上呈显著集聚,其中生产生活文化最易受到旅游开发胁迫而表现出空间受胁症状;③ 乡村文化胁迫空间具有多集核分级分布的核心-外围分布模式,且随着旅游开发程度的提高其空间集聚程度显著提升,各维乡村文化胁迫空间集聚特征差异较大,其中聚落景观文化胁迫具有“大聚集、小分散”的空间特征,且与总体最为类似;④ 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个体和整体两个层面,个体层面的社会属性和观念认知差异,以及整体层面的基础条件、社会发展和政策宣传共同作用着乡村旅游地文化胁迫的产生和发展。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测度与时空演化分析

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广西边境民族地区2011—2017年的旅游扶贫效率,结合Malmquist指数进行跨期动态分析,并运用ArcGIS10.0进行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各县（市、区）旅游扶贫综合效率时空分布差异较大,主要受纯技术效率影响;2）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整体旅游扶贫Malmquist指数总体处于逐步衰退的趋势,其中规模效率变化指数贡献最大,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次之;3）从投入产出效率角度分析,广西边境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效率随时间的变化表现出空间集聚态势增强的趋势,聚集程度增加;4）旅游扶贫效率类型主要分为潜力型、发展型、成熟型和衰退型4种类型,少数县（市、区）旅游扶贫效果不明显。     

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duced by tourism: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China

Rural touris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rural urbanization in China. As the main reception base and important tourism attraction, tourism village is the core element of the tourism destination system. Integrating the method of PRA (Participatory Rural Assessment), GIS technology and high-resolution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spatial morphology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duced by tourism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tourism villages in Yesanpo tourism area. The results suggest the emergence of a “core-periphery” pattern of the spatial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The closer to the core scenic spot, the higher degree of land-use intensity the village shows, as well as the more mature tourism function and greater change in landscape pattern. In particular, Gougezhuang shows an increase of the floor area ratio from 0.17 to 0.44, with the most mature tourism function and the lowest authenticity index of 0.448. Liujiahe has gone through the largest increase in construction land area from 17.3564 ha to 34.1128 ha, with moderately mature tourism function and relatively stable authenticity index of 0.566. Shangzhuang has the lowest construction land scale and intensity, with the poorest tourism function and most well-preserved landscape authenticity index of 0.942. Overall, in terms of the spatial morphology, the three villages show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town”, “semi-urbanization” and “traditional village” respectively, in corresponding to three land development types: “intensive reconstruction type”, “enclave extension type” and “in situ utilization type”. The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these three villages imply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ouristiz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also have great representative value for the management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ourism area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