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创民俗节庆与地方认同建构——以广府庙会为例

“广府庙会”是广府文化记忆与北方“庙会”文化符号杂糅的产物,一经举办即备受争议。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方法,深入剖析在广府庙会中不同社会群体（包括政府、媒体、专家、普通民众等）如何利用其拥有的文化表征权力,基于其文化记忆与地方认同,以话语与实践来表达自己对地方以及广府文化的理解,从而最大程度将自身地方认同在新创节庆中得以表征的协商过程。研究认为,城市内部存在多元文化认同,文化不断被争议与协商,本质上是“政治的”;新创民俗节庆成为地方认同建构的场域,地方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能成功地获取更大的文化表征权力。首届广府庙会由政府主导,媒体为多个群体话语提供沟通渠道,广州世居居民,特别是反对派的话语受到格外重视,代表广府地方文化认同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采取积极倾听的态度,从而第二届广府庙会开始充满“广府味”,广州世居居民的地方认同得以表征。而新来者由于缺少文化表征权力,其话语未受重视,甚至部分新来者有被边缘化的感觉,不利于增强其地方认同。研究理论上有助于对新创节庆地方认同建构的理解,实践上则对利用节庆增进城市不同群体的文化融合与地方认同有积极指导意义。     

旅游影响下的地方音乐及其对地方的建构——以丽江古城为例

在旅游业发展影响下,丽江古城传统纳西古乐的主体地位迅速地被现代民谣音乐所取代。音乐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音乐的变化折射出地方文化的整体变迁。本文利用观察法、文本分析法对丽江古城的地方音乐形式、表达内容及展演场所进行调查,采用访谈法对音乐表演者、经营者与游客进行了深入的采访。研究发现：在旅游影响下,原本作为本地居民精神伴侣、融入在地方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古乐转变为服务于游客的各类商业演艺活动,在场所和游客认同方面表现出“不得其所”的特征;而以现代民谣音乐为代表的流行音乐成为丽江古城的主流音乐形式,在丽江古城中“安适其位”。传统古乐建构了丽江古城的独特感,激发了游客的异乡感,现代民谣音乐更加渲染了丽江古城的“小资情调”,两种音乐均在游客的情感建构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旨在丰富旅游地文化变迁的研究视角,反思旅游与地方传统文化的关系,亦是对音乐与地方人地关系研究成果的有益拓展与补充。     

“新型旅游”视角下的乡村旅游发展策略探讨——以福州市周边乡村为例

基于对Poon的“新型旅游”概念及其形成背景和特征的归纳和总结,认为“新型旅游”具有体验性强、组织灵活、信息化程度高、形式新颖等特点.以此为基础,结合福州市周边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提出了产品设计特色化、灵活化、环保化、体验化等产品开发原则,文章认为福州市乡村旅游发展可采取蓝色之旅、绿色之旅、农桑之旅和人文之旅等四大策略.     

后现代旅游背景下古镇旅游的真实性创造——以云南省楚雄州彝人古镇为例

近代旅游业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休闲与文化等精神性旅游需求为特征的旅游者不断涌现,传统旅游资源难以满足现代旅游者的需求,以彝人古镇为例,模仿式旅游资源随之应运而生。尽管学者们对旅游古镇的研究已经司空见惯,不论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视角,都具有多样性,但是,模仿式古镇已经超出了传统资源的地域性和文化原真性范畴,从真实性视角对模仿式古镇进行研究成了一个新颖而深刻的问题;彝人古镇是模仿式的、没有原生文化系统的、却以彝族文化为依托的创造性景观,尽管不是真实的传统古镇,却给游客真实的旅游体验,受到旅游者的青睐,可见,真实性是可以创造的,但只有遵循传统文化内涵的创造,才能更好地发挥旅游活动中的文化传播作用。     

湖南通道"百里侗文化旅游长廊"开发研究

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块瑰宝,通道侗族自治县是中国侗文化的典型代表。通道县侗族民居、侗族建筑、侗族民风民俗种类丰富,特色鲜明,保存完整,为通道县发展旅游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基础。文中客观分析了湖南通道"百里侗文化旅游长廊"开发的竞争优势和不利条件,从空间结构、开发定位、开发方向、开发重点、区域合作、侗文化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湖南通道"百里侗文化旅游长廊"开发思路。     

城镇化与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研究：学术争鸣与研究方向

快速城镇化和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文化衰落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大紧迫问题。以乡村文化保护为主线,通过综述乡村文化的研究进展,围绕城镇化和旅游发展对乡村文化是“繁荣”还是“衰落”、是“原真”保护还是“创新”利用、是景观“美化”还是文化“重构”等学术争论的焦点问题,提出了乡村文化保护利用和恢复重构的研究思路、研究方向及主要科学问题。强调应运用区域性、综合性的地理思维和人地关系的视角,综合集成多学科理论和多种研究方法与现代技术,聚焦引领性科学问题,关注城镇化对乡村文化胁迫效应测度及其影响过程与机制分析,重视乡村文化的科学保护、旅游活化利用、旅游村镇化与村镇旅游化、特色田园乡村建设和乡村多元价值提升,运用社区恢复力理论构建乡村文化恢复模型,依据文化基因、乡愁记忆等理论和建构主义方法确定乡村文化重构内涵,构建符合中国乡村特点的文化重构模式,从而为乡村振兴、乡村文化保护和乡村旅游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依据,为国内学者进行乡村文化和乡村旅游研究提供借鉴和启示。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近年来,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成为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和乡村振兴中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新问题的出现对乡村空间实践中多元主体如何进行理性协商提出了新的诉求。以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为分析对象,对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进行了剖析。认为：① 在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翁丁正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的空间诉求,正在重塑着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空间生产。② 翁丁原生公共空间塑造的秩序具有集体意识,但目前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地方的差异化认同,地方正在从“自然式认同”转向“分裂式认同”,作为民族团结和认同结构优化的切入点,需要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式认同”。③ 空间意义的叠写和地方认同的分裂容易引发多元主体间的价值取向之争和地方意义的虚无主义,为此需要积极形成空间道德实践的价值指引,以避免发生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未来乡村旅游空间实践,应避免以一类主体掩饰另一类主体的情形出现,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不同主体道德规范的协商、妥协与让渡,是新时代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不能忽略的维度。     

基于A-T-R的旅游小城镇分类、评价与发展模式研究

在科学界定旅游小城镇基础上,梳理旅游小城镇的分类标准,确立一类基于核心吸引物（A）—小镇（T）—乡村环境（R）的新分类方法,将旅游小城镇分为AT一体、AT分离、A+T+R联动与ATR创意再造4种类型。结合旅游小城镇发展中的实际状态,依据A、T、R三类初始条件不同组合情况提炼出六大旅游小城镇的发展模式,为旅游小城镇深层次研究提供参考和依据,进一步推动旅游小城镇的健康发展。     

传统民居旅游开发研究——以平遥古城为案例

传统民居的旅游开发具有广阔的前景。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山西平遥为典型个案探讨传统民居的旅游开发建设问题。在分析平遥传统民居现状及存在问题之后,根据其建筑特点及其共生的文化环境评价了它们的旅游价值,并在强调“有效保护、可持续利用”的基础上,给出了开发原则及开发方式。最后,对平遥传统民居进行旅游功能分区,配置相应的旅游开发项目,并提出旅游开发的融资和组织管理措施。     

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制度嵌入性——丹霞山瑶塘村与断石村比较研究

基于制度嵌入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采取主位的研究立场,揭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约束与影响。研究发现：遗产地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一个制度约束下的理性行动过程,同时嵌入在多层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中;不同农村社区在参与旅游发展过程中,由于制度嵌入的差异,导致相异的行动决策和发展结果,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嵌入的差异是主要影响因素;当社区内部非正式制度脱嵌时,外部正式制度的有效嵌入是协调遗产地与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制度嵌入性范式可以深入地解释不同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为中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增权行动、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提供有益参考。     

共享短租平台的概念发展、市场影响和空间交互关系研究综述

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共享经济”不仅在众多新兴市场上创造出了经济增长点,还通过潜移默化地改变大众消费行为,对城市经济和空间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以Airbnb为代表的共享短租平台在冲击了传统旅游住宿业与城市住房市场的同时,也引起了城市空间的变化。为了深入了解这一现象,论文首先概述了共享短租平台的发展背景、概念与现状,阐述它所带来的影响和因此引发的争论;接着探讨了共享短租平台(以Airbnb为例)与酒店业和住房市场的关系,以及其进一步商业化可能带来的影响与问题;最后,通过分析大量实践案例得出共享短租平台与城市空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即城市空间中的社会经济与物质环境因子决定了共享短租平台房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而共享短租平台会以旅游绅士化、商业结构改变和城市设施负担加重的方式逐渐改变城市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空间。     

跨境旅游对国家旅游形象认知的影响——以访日中国大陆游客为例

通过网络文本分析法,探讨中国大陆游客在赴日旅游前后如何重构对日本的国家旅游形象认知,并梳理其赴日旅游活动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1）以赴日旅游为媒介的中日间直接接触,有助于中国大陆游客打破媒体构建的日本固有形象,形成较为积极的对日旅游形象认知,这主要得益于日本将入境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推行对华“观光外交”政策;2）赴日旅游给日本带来可观经济效应的同时,其带来的社会问题也降低了日本国民的对华好感,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境游尚未成为输出中国价值观和民族文化的战略工具。随着旅游全球化的深度发展,需要重视旅游地缘政治战略,提升中国出境游在改善他国国民对华印象的作用。     

布里顿的批判性旅游地理思想再考

布里顿(Stephen G.Britton)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旅游置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中进行批判,回答了旅游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为深刻认识旅游发展现象与本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路径.作为批判性旅游地理研究的先驱人物,他指出旅游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积累方式,从中可以看到旅游发展如何创造了空间和地方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古村镇保护与旅游发展路径选择——以萱洲古镇为例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村镇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新型城镇化不是“去乡村化”,而是要在“记得住乡愁”的理念下,加强对整体文化生态的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地方文化基因,创建历史与现实融合、文化与生态映辉的舒适、温馨、宜居的新型家园。城镇化建设难免对古村镇保护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只要注重古村镇的整体性保护、原真性保护和地方文化基因保护,就一定能够留住乡愁,传承文脉。在体现“保护优先”原则下的古村镇旅游发展,不仅可以因地制宜地解决当地农民利用本土资源就近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能推动古村镇及其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古村镇旅游地规划可以在“景观信息链”理论的框架下有序进行,真正体现古村镇文化基因的挖掘和彰显。传统乡村旅游吸引物不外乎“村、景、人、物”四大要素,共同组合成有地方特色的村落景观,湖南萱洲古镇的保护与旅游规划就是典型的例子。适应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发展趋势,开展古村镇的三维虚拟景观呈现（VR）,推动新型文旅产业——网络虚拟旅游产业的崛起,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旅游开发对语言变迁的影响路径研究

旅游开发所引起的文化层面的变化是旅游影响的三大方面之一,引起了中国及外国学者的关注。以"语言变迁"为切入点试图反映旅游开发对文化的影响,针对"旅游开发对语言变迁的影响"这一问题,在对专家学者研究方法和内容进行梳理和借鉴的基础上,就该问题可以采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梳理,围绕"旅游参与程度"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力求通过人口特征因素和旅游空间场域因素将旅游因子从众多的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为剖析旅游在语言变迁中的作用提供思路上的借鉴和方法上的参考。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互动过程及机制——以三亚市为例

第二居所旅居在流动谱系中介于短时性旅游与永久性旅游移民之间,是一种新的人口流动现象。地理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从宏大的结构叙事向后现代的多元与微观化转向。在此背景下,本文借鉴符号互动理论,探析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差异的建构及其对社会互动的作用过程与机制。结果发现：旅居者与当地居民所处人文地理环境产生的内在差异,使得三亚市存在着明显的“三亚人”与“东北人”之间“我者”与“他者”的对视;这些内在差异经过“人”的定义与解释被赋予特殊意义,并基于“外地人”与“本地人”身份符号意义建构出新的内涵,影响两者的互动实践;其具体作用过程包括：不了解对方、污名化对方、不愿与对方交往3个阶段。本文从微观层面研究社会互动的内在运作机制,有利于宏观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促进旅居地的可持续发展。     

典型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地开发与保护——以喀什地区为例

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主要表现形式为语言、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生活习俗等，对国内外旅游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但也很容易受以外来文化冲击，失去本民族特色，从而失去旅游价值，对这种类型的旅游资源开发应遵循民族性、神秘性、艺术性、特殊性、传统性原则。喀什地区内部旅游开发应注重以老城区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城市-旅游一体化建设和维吾尔音乐舞蹈等艺术产业化建设；以喀什为基地对外延伸至周边中西亚国家，共同开发和建设中西亚贸易旅游区，并进一步促进商贸旅游区域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新常态下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战略若干思考

新常态正深刻影响着中国区域旅游业发展。本文在分析新常态下区域旅游发展几个新特点基础上,阐释了未来区域旅游业发展格局与趋势,提出了推进区域旅游业发展总体思路。文章指出,新常态下旅游业发展正呈现规模扩张和个性消费同步提升,“旅游强国”特质开始显现;跨界、跨行业企业集团逐步主导产业发展,并在全球范围谋篇布局;旅游产业地位日渐凸显,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成为重要目标;“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始释放,旅游服务开始引领“中国服务”建立;“互联网+”新型运营模式全面渗入,逐步拓展旅游业发展版图;“以人为本”的绿色发展模式导入,全面助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等六大特征。与之相对应,全面融入国家区域经济战略,中、西部地区旅游业整体崛起,城市休闲和城市旅游异军突起,生态文化功能区整体开发,区域旅游产业“网络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最后指出,新常态下区域旅游业发展要有新思路,重点包括：以跨区域旅游目的地建设为突破口,全面推进区域业协同发展;以重大项目投资驱动为突破口,形成区域旅游投资与创新双轮驱动发展;以全面改革开放为突破口,形成内外源结合联动发展;以国家层面统筹协调为突破口,形成多层次区域旅游治理模式;以跨界渗透和兼并重组为突破口,培育区域化和国际化旅游市场主体;以综合旅游风险防范为突破口,实现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Resource management regimes and innovation in peripheral nature-based tourism: The case of North Cape tourism and sea-fishing tourism

The study objective was to analyse how capitalized and non-capitalized resource rents act as mechanisms of innovation in nature-based tourism within a centre–periphery context dominated by distance, instability, and dependency. The authors studied 55 out of 64 businesses engaged in tourism in Nordkapp Municipality in Norway in the period 2002–2012.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a survey, interviews,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and then analysed using both deductive and inductive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The main findings were that tourism in the Nordkapp Municipality had suffered from a lack of local innovation initiatives caused by the capitalized resource rent of tourism to North Cape and its leakage. Nevertheless, local tourism had increased partly because of the inclusion of new and more attractive products, due to the open-access, non-capitalized resource management in fishing tourism that operat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closed and capitalized context of North Cape tourism.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this open-access regime of fishing tourism stimulated innov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oastal tourism, and even affected traditional North Cape tourism. Non-capitalized resource rent had not leaked out because it had not been collected by external companies and because it had acted as an innovation mechanism on the periphe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