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与城乡协调发展关系——以天津东丽区为例

在大城市边缘区,土地资源对于支撑快速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天津市东丽区为例,对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东丽区耕地减少的速度加快,城镇建设用地规模逐渐扩大,其未来城市化的关键是促进农民的非农化.近年来,新农村建设"迁村并点"的逐步实施,使得农村居民点用地趋向集约化.提出了保障东丽区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战略与对策.     

中国西部大城市开发区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以成都、西安高新区为例

基于成都、西安高新区企业调研数据,在构建企业投资决策驱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与投资决策驱动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1)信息通信水平、获取高素质人才、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驱动指标,而跨国公司集聚、获取自然资源、决策者偏好等指标的解释力度最小。(2)企业投资决策由6个维度因子构成,其重要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政策、产业集群与人力资源、城市环境、城市区位、企业集聚以及关系因子。(3)入园越早、规模越大、总部型及出口型企业均更加依赖政策驱动;私企与外企、一般服务业企业与高级服务业企业、部分迁移企业与非迁移企业、办公区企业与科技园企业、办公区企业与厂区企业分别形成了基本对立的投资驱动偏好。     

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空间阻力关系机制

以西安市为例，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重视人类行为的整体性以及行为意图，价值与环境的怀古联系，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所在的行为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对比，总结土地利用变化与行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模式。这些模式揭示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阻力来自于社会外在权力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西方国家的城市的“区位冲突     

大城市环城游憩地开发的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环城游憩近年来发展很快,大城市环城游憩地开发也呈现自身特色。本文回顾了国内外环城游憩地的相关研究,界定了大城市环城游憩地的范围,提出了环城游憩地开发的原则,并以武汉市为例结合所提原则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对武汉市近郊、远郊的范围进行创新性划分并提出环城游憩地开发的创新措施。     

中国大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空间阻力关系机制

以西安市为例，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重视人类行为的整体性以及行为意图、价值与环境的情感联系（ＷａｌｍｓｌｅｙａｎｄＬｅｗｉｓ，ＰＰ４—１１），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所在的行为环境之间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对比，总结土地利用变化与行为环境之间相互作用模式。这些模式揭示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的（行为）空间阻力来自于社会外在权力因素，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西方国家城市的“区位冲突”（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机制     

中国大城市病典型症状诱发因素的实证分析

论文基于已有研究将大城市病细分为交通拥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3种典型症状,采用2013年全国204个地级市横截面数据,根据夜间灯光数据构建人口空间分布指标,首先运用OLS回归探讨城市规模、空间失衡、建设滞后、产业转型、体制弊病等5种主要致病因素对大城市病的影响;其次,建立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考察不同因素与大城市病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城市病作为一种“综合病”,具体到不同层面对应的主要致病因素也大相径庭。其中,城市总体规模较大、城区人口过度集中分布、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大城市中并不普遍存在资源匮乏的问题,相反地,产业结构的改善、公共服务的增加、行政权力的集中均有助于吸引和调动资源;此外,不论是城区人口总量的增加,还是分布结构的集中化,均显著不利于消除环境污染,并且非农产业比重的上升和城市道路面积的扩张也会对城市生态环境系统造成破坏。     

中国内陆中心城市物流竞争力比较研究——以西安与郑州为例

针对内陆中心城市物流发展状况,提出内陆中心城市物流竞争力的内涵,构建内陆中心城市物流竞争力评价体系。对内陆城市西安和郑州进行评价研究,得出内陆中心城市发展物流竞争力的现状与潜力、水平与特色、发展的条件与基础等方面的特征。结果表明:内陆中心城市在物流发展过程中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信息化水平较低、制度政策不完善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给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期为内陆城市物流业相关评价和决策提供参考。     

中国中西部大城市的职住平衡与通勤效率——以西安为例

城市规划和政策若追求减少小汽车依赖,增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改善生活品质,职住平衡是当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策略。既有职住平衡研究很少审视发展中的城市,尤其是中国西部城市。本文提出了影响职住平衡的6 组因素,而职住平衡影响通勤效率。6 组因素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影响也不同。因此有必要辨识出影响发展中城市的具体因素以便改善其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改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有助于这些城市吸引人才和提高它们在交通机动性、生活品质和可持续方面的竞争力。利用2011 年西安市居民交通调查的59967个样本,研究了该市的通勤效率、职住平衡和过剩通勤,并和其它国内外城市可比指标进行比较。本文发现西安平均通勤距离较短,通勤效率较高。从交通分析小区的水平,西安职工的平均通勤距离和工作岗位/居民数量和工作岗位总数成反比。当地单位大院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较好,但正在降低。     

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外来人口集聚模式和演化过程是考察外来人口空间行为的重要量度指标，通过量度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可以更好地构建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模式，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性总结。大城市边缘区外来人口具有与城市中心不尽相同的特征，解析这些特征是研究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和空间行为的重要基础。文章主要分析了上海市闽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与集聚成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大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长沙市为例

以长沙都市区为例,基于1978—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分析法和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等方法,探讨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78—2020年,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扩张规模较大,以“西北—东南”向扩张为主,由中心区扩张转变为郊区集聚重组。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以接触性扩散和等级扩散为主,呈“中心集聚、分散布局”的空间特征,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呈“大范围扩散、小范围集聚”的空间特征,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国家级开发区吸引较大,区位指向性强。在制造业空间演变过程中,社会经济、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等因素产生显著影响。3类制造业的关键影响因素有所不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主要受经济基础、生产成本和政府行为的影响;对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言,社会经济、劳动力成本、交通可达性、工业园区数和创新能力作用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人口数量、生产成本、交通可达性和工业园区数的依赖性强。所有制造业均明显受到对外开放水平的负向影响。     

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大城市群的发展——评周牧之《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

“2 1世纪是大城市、大城市群的世纪。大城市是今天中国‘世界工厂’化的支点,是支撑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引擎。中国需要充分认识到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营建一个先进的市民社会,以制度的优势来确保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托起2 1世纪中国之大鼎”。这些观点是来自于2 0 0 4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由长期旅居日本的周牧之博士撰写的《鼎---托起中国的大城市群》的力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信息、资源、技术等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网络系统。大城市、大城市群是支撑这个网络系统的关键节点。一些国际性大城市不仅是本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而且也是全球经济、金融、贸易、信息中心和跨国公     

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研究——以广州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影响作用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利用有关政府部门资料、统计资料和实地调查资料,引入定量分析和GIS、RS空间分析技术,系统全面地研究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作用。首先,作者论述了城市交通系统发展对城市空间格局演化的引导作用;接着,应用GIS和RS技术分析论证了城市交通系统建设对土地利用开发的刺激作用;第三,应用GIS技术和多元统计分析方法探讨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价格的影响作用;最后阐明了城市交通系统对广州各类用地布局的影响。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

村域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村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合理发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村域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究,然后以成都市郊区江家堰村为例,定量揭示了其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影响机制,提出了土地多功能利用助推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功能因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发生变化,并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区域政策等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趋势往往不同;② 江家堰村经历了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阶段,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生活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活复合功能,土地利用功能呈现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③ 大城市郊区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产业转型、区域政策及土地利用主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属性,促进乡村价值提升。     

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归属感研究——以深圳上步村为例

以超大城市深圳为例,基于1 800多份上步村外来人口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超大城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归属感,探讨外来人口归属感强弱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中村42%的外来人口对城中村和城市有归属感,归属感强弱的群体特征差异明显。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水平、来深圳年数、自我评价、职业、居住条件、房东评价、邻里关系、歧视情况、安全性评价、社区设施评价和社区工作站是否提供了帮助等个体因素、社区因素和居住环境因素均显著影响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区归属感和城市归属感。城市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改进服务方式和制定相应政策增强外来人口的归属感,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生活。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规律:首先,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其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容量概念,并借助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发现边缘区人口密度不断地增加,人居环境容量逐步趋于饱和;第三,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均衡的周期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借鉴Verhulst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揭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规律,可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充实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以汉川市为例

利用2001年-2006年汉川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和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分析了汉川市土地利用的数量、结构及程度的变化,并构建了土地利用结构与相关人文因子的数据库,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揭示了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与人文因子的定量关系。最后,从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角度探寻了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以及城镇化、农业发展政策等是汉川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的人文因素。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

为探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及效应,基于2006~2015年北京各区数据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等方法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研究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趋势,且动态来看,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多样化地区,交通运输业分散在专业化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北京各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联动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工效应与产业特性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统计资料,应用定量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系统全面地开展了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人口、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及政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定量分析是对定性分析的验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可归纳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资等6个因子,并且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