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绿地的小气候效应空间差异性——以大连市为例

基于大连市气候指标与绿地进行的相关分析,并根据其城市小气候观测结果发现:城市绿地的气候调节效应在市区范围影响微弱,然而在市内局部区域上表现突出,即绿地对城市小气候调节效应存在着空间差异性;进一步分析表明,其原因在于绿地自身不够完善--绿地面积少、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加之城市化进程加快,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绿地的降温增湿效应.     

基于植被指数的太原市绿地景观格局及其热环境效应

以中国重要的能源工业城市太原市为研究区,借助RS、GIS等手段,以太原市1986年、1995年、2001年三个时相的TM/ETM数据为基础,应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选择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地表辐射温度分别作为城市绿地和热环境效应的反映指标,分析城市化过程中绿地景观格局及其与热环境的变化特征;探讨城市绿地景观格局的变化与城市热环境效应的相关关系;以寻求提高城市绿地生态效益的有效途径,为日后的城市园林绿地建设提供一些借鉴.研究表明:1986-2001年间,NDVI值较大的植被覆盖情况较好的绿地逐年减少,取代以NDVI值较小的植被覆盖差的硬质半硬质景观;景观水平上,绿地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各景观要素混杂程度提高;景观的多样性增加,但这样的多样性是以大量的人工干扰为前提的;各景观类型的优势度降低,分布趋于均匀.反映城市绿地景观的NDVI与反映热效应的地表辐射温度LST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负相关关系,景观格局的热环境效应随着景观破碎化程度的加剧、景观优势度降低和多样性的增加而加强,城市绿地景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对其热环境效应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混合格局的降温效果最为明显.     

城市两型社会发展评价与对策实证研究

评价两型社会发展状况,提出其构建模式、途径和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是当前两型社会建设面临的理论与方法难题。在分析两型社会发展背景基础上,构建了两型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并以常德市为例开展了城市两型社会发展程度与对策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2005—2010年,常德市两型社会发展程度呈现出线性增长的良好态势;(2)发展度、协调度与社会综合发展程度之间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86,0.988,P<0.05);(3)可持续度呈现出波动上升趋势,但与社会综合发展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可见,2005—2010年间常德市两型社会建设成果主要受益于当地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能源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有待增强。     

基于支付意愿的干旱区绿洲城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研究

干旱区绿洲城市普遍存在居住区绿地率低、居住环境质量不高的问题,量化居民对居住区绿地的支付意愿及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有利于正确评价城市绿地的价值,科学规划城市空间。基于问卷调查,利用支付卡式条件价值法和Tobit模型测算乌鲁木齐市居民对改善居住区绿地建设与服务的支付意愿,借助计量模型的假设检验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基于支付意愿得到城市居住区绿地的愉悦价值。结果表明：（1） 乌鲁木齐市居民人均支付意愿为148.75 元·a^–1,远高于东部地区,不同属性居住区的支付意愿为商业小区>单位大院>自建房。（2） 受访者性别、收入、家庭结构、需求偏好、认知与意识等特征对其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且非虚拟变量对决策的影响程度可借助经济学中的“边际理论”度量。（3） 乌鲁木齐市居住区绿地愉悦价值为3.31×10⁸ 元·a^–1,利用居民对绿地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认知赋分,发现其生态服务价值略大于社会服务价值。研究可为建立不同尺度绿地支付机制,提升绿洲城市居住区人居环境质量,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及维护绿洲城市生态平衡提供科学参考。     

社会公平视角下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研究

公园绿地是城市中重要的绿色基础设施。针对传统可达性分析微观尺度研究不足和交通成本估计失真等问题,以深圳为例,采用公园绿地矢量数据和基于手机SDK（Software Development Kit,软件开发工具包）定位的人口数据作为供需数据源,基于住房分类数据以城中村、保障房、商品房居民划分社会群体,利用改进的高斯两步移动搜寻法计算得到居住小区尺度的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情况。研究发现：① 深圳公园绿地可达性存在社会分异：商品房和城中村可达性较好;公租房和安居房社区公园可达性差;人才住房仅对社区公园可达性高;② 驾车可达性最均衡,公共交通方式下不同住房群体间的可达性差异较大。研究补充了中国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社会公平研究的不足,改进了小尺度可达性研究的数据与方法,为公园绿地规划体系提供反思,并可为深圳城市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中国与美国大都市区城市内部土地覆盖结构时空差异

城市内部土地覆盖结构对城市生态服务功能和人居环境质量产生重要影响。中国与美国不同发展阶段城市不透水地表和绿地时空分布格局存在显著差异。本文基于Landsat TM/MSS影像获取1978、1990、2000、2010 年城市内部土地覆盖和不透水地表分类信息,监测并比较中国和美国六个特大城市扩展时空动态、土地覆盖结构差异及城市不同功能区特征。研究表明,在过去30 多年以来,中国城市以相对紧凑形态发展,美国城市较为离散;美国三大城市植被所占的比例是中国的2.21 倍;中国城市内部结构土地利用功能类型更加复杂,不透水地表密度更高,而美国城市CBD和居住区功能相对独立,特别居住区以镶嵌式低不透水地表和高绿地比例结构为主。     

基于土地利用程度的北京城市扩展特征

准确判别城市扩展规律,剖析演化过程,对于预测城市未来演化趋势,制定合理的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遥感对地观测技术可以提供丰富的城市扩展变化数据,成为城市扩展监测的主要手段。本文以1988、1996、2004年TM遥感影像为依据,应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并首次采用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模型提取了北京市城市实体边界,分析了北京市1988-2004年间城市扩展的面积、方向、扩展类型以及城市扩展的导向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市近20年一直处于城市扩展的快速发展阶段,并受地形、环境、卫星城、交通干线及政府等方面导向影响。     

城市住宅区绿地土壤性质及建设研究——以长沙市长塘山居民住宅区为例

通过实地考察长沙市长塘山居民住宅区绿地土壤,对其土壤理化性质进行分析测定,并与周边其它绿地土壤进行对照,了解到住宅区新建绿地土壤理化性质不良、肥力低下,有针对性地提出城市住宅区绿地建设意见,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生态城市服务.     

中国的城市管治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20世纪末,经济的全球化以及社会的变革使社会的治理模式发生巨大的挑战.竞争力理论的形成以及发展使城市的重要地位突显,而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则成为社会持续发展、更富竞争力的关键.以企业家式城市经营主义为核心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管治模式使城市政府在城市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得到重新确定.文中以广州为例对城市管理向管治转型以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以政府参与城市管治的重要手段--城市规划为出发点,从行政区划的调整、城市规划创新以及广泛社会互动合作等方面进行分析,总结出当前广州企业家式城市管治模式特点,包括城市资     

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关系演变

基于耦合模型和象限图法,从整体和内部分异2个角度对2000~2012年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演变及其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哈大巨型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呈波动上升的演变特征,生态环境则“先波动上升,后缓慢下降”,城市带整体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间关系趋于协调,产业结构演变、资源消耗水平、经济密度是导致城市带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协调度提高的主要驱动因子,其中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作用更加明显。城市带内部要素集聚的“四城市”格局已经形成,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可分为高级协调、要素集聚滞后、低级协调、生态环境滞后4种类型。4个区域中心城市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关系趋向不协调,中心城市周边地区主要向要素集聚滞后型转变,资源型城市和重工业城市要素集聚程度与生态环境水平多表现为低级协调。     

基于TM影像的哈尔滨市主城区绿地降温作用研究

选取2001年、2005年、2013年和2015年的4期同季TM影像为数据源,利用单窗算法反演哈尔滨市主城区地表温度,以SPOT影像为数据源提取30块城市绿地斑块,将地温空间格局与城市绿地斑块进行空间耦合分析,以揭示绿地对城市热岛地温格局的干扰影响。结果表明：从空间上看,哈尔滨市主城区热岛效应显著,主城区分布着大面积高温区和次高温区,极高温区则呈点状、面状或带状孤岛型分布特点;从动态上看,城市热岛的空间格局呈现从城市中心的老城区逐渐向外围新开发建设区域扩展的特点。绿地斑块内部平均温度除与自身特征有关外,还与其空间布局和周边景观格局相关。绿地斑块降温程度和降温范围与绿地斑块面积呈正相关关系,与绿地斑块形状指数呈负相关关系,绿地降温范围与绿地斑块周长呈正相关关系。当绿地斑块面积为0.055 km²时,绿地斑块对周边温度的降温效率较好,当绿地斑块面积在0.070 km²时,绿地斑块对周边降温的面积效率较好。     

塔里木河干流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驱动力分析是土地利用/覆盖研究的一个主要核心内容。利用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探讨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在驱动力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人口因素与土地利用程度的分异模型,并通过干扰度指数的计算,分析人类活动对不同景观类型的干扰强度。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驱动力为：人口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等。人类活动对建设用地的干扰强度最大,其次是林地、耕地和水域,而对于其他景观类型的干扰度则不甚明显。人口密度与土地利用程度的分异模型适用于分析现阶段人口密度与土地利用程度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可以通过预测未来人口变化状况进行土地利用程度的预测。     

基于SOFM网络的云南省土地利用程度类型划分研究

土地利用程度研究是开展土地整理工作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尝 试以人工神经网络技术作为土地利用程度类型划分工作的理论支撑, 构建了自组织特征映射 SOFM网络, 在分类过程中同时考虑土地利用程度现状情况和影响土地利用程度的社会经济因 素, 最终将云南省土地利用程度分成高土地利用程度- 高人口压力- 高经济压力区等六种类型, 以 为区域土地管理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游客认知的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研究——以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为例

城市记忆是城市特色形成的重要源泉,而历史地段则盛载着与城市的前世今生所相关的城市记忆.因而,探讨人们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认知规律,将为有效保存城市记忆、有机更新历史地段提供重要思路.本文选取北京南锣鼓巷历史地段作为研究对象,归纳游客对城市记忆的认知变量,构建了由信息和载体2 个一级变量衍生而得的20 个二级变量、89 个三级变量组成的城市记忆认知测量的指标体系,通过问卷对历史地段城市记忆的游客认知进行调查.基于调查数据统计,采用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游客城市记忆认知水平的相关因素,构建城市记忆认知程度公式,归纳游客认知规律,以便为历史地段和城市旅游的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城镇化与“菜篮子”问题研究

城镇化是"菜篮子"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城市规模的扩大、城镇人口的增加、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以及由二元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对"三农"问题的忽视是影响"菜篮子"产品生产和供应的重要因素,同时"菜篮子"问题对我国的城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关注城镇化和"菜篮子"的相互作用,有助于更好地找到"菜篮子"问题的解决途径,促进我国的城镇化发展.     

长沙市居住区空间宜居程度研究

以长沙市为例,建立由20 367个建筑体块以及水体、地形、道路等要素构成的城市三维模型,通过建设、环境、交通、服务、景观5个方面的20个指标的计算,对全市1 860个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长沙市居住区的空间宜居程度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呈现出“西高东低”“一走廊三高地三低地”的空间特征。湘江沿岸“走廊”以及梅溪湖、松雅湖、洋湖周边区域“三高地”的空间宜居程度较高,中心城区则存在空间宜居程度最低的“三低地”。城市综合宜居程度与景观类指标、环境类指标呈空间正相关,建设类指标呈现“中心低、边缘高”现象,而交通类、服务类指标呈现“中心高、边缘低”现象。产生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扩张与居住区建设速度过快,居住区对景观资源依赖性强,老旧小区搬迁改造推进缓慢,新建城区配套服务不足。应该从控制城市周边居住区的新建、推动旧城改造、加强景观营造、完善配套服务等方面进一步优化。     

长株潭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特征

主要采用有关统计年鉴中的就业人数数据,分别选用变异系数、空间基尼系数和区位商测算了长株潭城市群2003-2008年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分布差异程度和集聚程度.结果表明:就整个生产性服务业而言,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在全国的集聚程度也不高,但具有集聚发展的趋势;从不同城市看,长沙集聚程度最高,株洲和湘潭则相差甚远;从行业看,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以及批发零售贸易业的集聚度较大,而金融业及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集聚度很小,其它行业的集聚度居中;此外,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空间基尼系数连年下降.认为要使生产性服务业朝着更集聚的方向发展,应在空间分布和结构优化两个层面实行差异化的调控.     

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侵入作用——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

城市社会空间是城市规划和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城市实体结构是城市社会空间的重要影响因子,而城市交通廊道又是最活跃的一种城市实体要素。交通廊道对城市社会空间的作用有侵入、隔离、接替等。本文以北京市德外大街改造工程为例,分析交通廊道对所经过的社会空间的影响。就其理论意义而言,从一个侧面挖掘了美国地理学家莫迪“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中城市实体层面对社会空间层面的作用机制,即交通廊道是通过切断社会空间关联来影响所经社会空间的。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提出在城市大型交通廊道建设中,应该注意保持城市居民生活基本空间单元的完整性。同时指出城市社会空间是一个有机体,不同类型的城市社会空间单元在适应实体空间变化上存在差异性。帕森斯的AGIL理论可以解释德外社区为什么可以积极地适应交通廊道的侵入。     

空间统计学进展及其在经济地理研究中的应用

空间统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经济地理.尤其是城市和区域研究领域中发展起来的重要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考虑到事物发展的空间依赖性.大大革新了原有经典统计.并借助于地理信息技术增强了可视化效果.丰富了在城市和区域研究中对空间的认识和预期.本文简明地综述了空间统计主要领域和内容.指出探索式空间分析.局部空间统计和空间回归模型是空间统计与经济地理研究主要的结合点,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并就空间尺度、空间权重矩阵、边缘效应和解释谬误等方面着重阐述了应用时应注意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近年来空间统计在社会经济要素集聚、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结构、交通和房方产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回顾,总结其主要应用方面和价值.空间统计将会大大提高对城市微观尺度的研究,为城市研究的基本理论假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机理提供重要研究手段,但对数据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大城市公园绿地可达性的公平性研究——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园绿地(UPGS)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UPGS可达性可促进城市宜居、提高居民福祉。进入新时代,在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城市”的背景下,关注中国大城市UPGS可达性的公平性问题意义重大。论文以武汉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从供给、需求2个方面综合测度可达性,从局部、整体角度评估了UPGS可达性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究了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以此探讨社会公平性。研究发现： ① 区域型、全市型和综合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优于社区型UPGS可达性空间分布;② UPGS的总体可达性在中心城区呈现“核心—边缘”逐渐递减的空间形态,UPGS数量多、密度大的区域的社区具有更高的可达性水平; ③ UPGS可达性与居民社会经济条件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房价较高的社区,居民的UPGS可达性也较高,UPGS可达性反映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明显。建议未来应重视更加精细化的UPGS布局优化和调控,不同区域和社会群体需求采取选择性策略,落实精准施策。论文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应用大数据和新技术优化指标数据源,采用UPGS面积、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游憩设施和安全条件等指标精细化测度公园品质,并考虑了多种交通模式、实时路况以及不同年龄群体的选择偏好等因素,综合测度可达性,创新了研究方法;从城市经济结构视角出发,从房价入手探讨UPGS的公平性问题,拓展了已有分析框架,为中国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布局和空间资源配置提供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