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数量日益增长并呈现在特定大城市集聚的倾向。上海作为在华外国人集聚规模最大的城市,古北地区的日本人聚居区及其族裔经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及深度访谈,探讨古北地区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特征。研究发现：古北地区日本人族裔经济形成了以日本人聚居区为依托、以日本人为主要服务对象、中国人和日本人共同经营的特色,该地区的出现既与中国的移民、经济政策相关,也与日本人的族裔特性如旅居属性、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内向性等因素相关联。作为高端移民族裔经济的代表,日本人聚居区族裔经济的形成给上海的城市规划建设及移民管理带来了新的课题。     

全球化背景下在华韩国人族裔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以北京望京为例

随着近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韩国人移居地。在此背景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方法,以北京望京为例,分析在华韩国人居住区及其族裔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演变过程。北京望京是迄今为止在华韩国人聚集规模最大的社区,其以1998 年、2003 年为节点,经历了从花家地北移到望京西园,进而以望京西园为中心向外扩张的发展扩散过程。伴随着韩国人居住范围的扩大,面向韩国人的族裔经济也应运而生。当地的韩国人族裔经济多为韩国人和中国朝鲜族共同经营,以自我服务为主,已形成覆盖生产生活各方面的经济体系。相比中国国内的其他族裔聚居区,望京韩国人聚居区由于中国朝鲜族的参与,形成了主动融入、隐性隔离的特征,而这也为北京的移民管理和国际化城市建设带来了新挑战。     

中国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形成机制——基于北上广的比较研究

在3个典型的外国人聚居区——北京望京韩国人聚居区、上海古北日本人聚居区、广州小北非洲人聚居区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探讨不同移民群体的城市选择偏好,以及移民群体和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发现,在京韩国人以企业、商贸、教育指向型居多,在沪日本人以企业指向型为主,在穗非洲人以贸易指向型为主,这一特征说明北上广不同的城市职能差异;北上广的外国人聚居区均形成于相似的宏观制度环境,生产活动的全球性重组、国家间关系、国家制度和外国人管理政策等因素共同影响了外国人聚居区在大城市的兴起,但由于不同的城市软硬件环境与在华外国人的身份属性互动影响,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外国人聚居区,概括为耦合型（北京望京）、特区型（上海古北）和族裔型（广州小北）。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已进入引资（资本国际化）和引人（人口国际化）并进的新阶段,应当进一步重视对大城市外国人聚居区的治理及服务的引导、规范,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深度高质量发展。     

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合的现状与问题 ——以在沪日本人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华外国人持续流入中国,探讨在华外国人社会融合问题的重要性凸显。本研究以在沪日本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方法,探讨了在华外国人在就业,住房,日常消费行为如购物、饮食、医疗、教育、娱乐、交通等方面的融合状况和满意度情况。研究发现,由于在沪日本人主要进入以日企或同胞为对象的外国人劳动力市场,倾向于聚居在日本人聚居区,日常消费方面高度依赖日本人族裔经济等,导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基本都局限在自我构建的封闭的当地日本人社会中。在沪日本人的社会融合程度普遍不高,这也成为今后改善移民管治、促进移民社会融合和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课题。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研究

在全球-地方频繁互动的今天,跨国/跨地方逐渐成为超高速流动的社会现实,移民与流入流出地的多元互动模糊了国与国、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边界,在目的地不断重塑社会结构和空间,在物质和符号维度赋予了地方不同的意义。族裔社区不仅仅反映了不同的移民群体复杂的日常生活实践及其在空间上的互动,也将对多元化族裔空间的关注转移到社区、空间、领土政治甚至流动地缘想象,同时也将族裔社区空间纳入一个关系性的视角下。而传统上地缘政治视角对移民和族裔空间的关注相对有限。因此,本专栏主要讨论地缘政治视角下的跨境移民和族裔社区。具体而言,专栏首先回顾了地缘政治研究及其对流动性的关注和移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面向,其次通过8篇文章讨论了不同尺度下多元的跨境移民及族裔社区营造与建构的相关研究,希冀从理论、方法以及实证研究方面对现有知识进行补充,也尝试通过探索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进展,为社会和国家治理的需求服务。     

广州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与生活空间

改革开放后广州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吸引了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日本移民的增长尤为显著。本文以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日本移民的生活活动空间进行研究。从宏观上探讨其聚居形态,从微观上把握其居住、购物、饮食、教育、交友等生活活动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其制约因素。研究表明,在广州的日本移民主要为受企业派遣的旅居移民及其家属,其生活活动空间相对孤立和封闭。促成其封闭性或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由于多语言环境、针对移民的政策法规及社会保障制度缺失等制度环境的影响,二是由移民的生活习惯及民族性格所造成的文化特性使然。日本移民的生活空间具有主动集聚和被动隔离的特征,而提高城市的国际化水平有助于增加其选择机会,减少封闭性的形成。     

韩国的中国移民增长及其居住空间分布

随着中韩建交后两国关系的改善和经济交流增多,移居韩国的中国移民快速增长并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外国人族裔群体。运用统计分析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首先分析韩国的中国移民的人口结构变化,进而以首尔为例探讨中国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布及其社会经济特征。研究发现,中国移民主要由中国朝鲜族、中国大陆居民和中国台湾人构成。其中,中国朝鲜族被视为韩国人的在外同胞,较易获取韩国签证,人口数量一直高居首位。现阶段,基于民族和语言的差异,在首尔形成三大中国人聚居区——延南洞的台湾人聚居区、大林洞的中国朝鲜族聚居区以及紫阳洞的中国留学生聚居区,打破了以往中国人在韩国社会难以扎根的情况,其作为中韩两国今后更进一步交流发展的媒介,亟须给予重视和关注。     

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对广州地方景观的感知与跨文化认同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有关跨国移民对城市景观的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研究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 以广州高星级酒店外籍管理者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定性研究进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 构建了外籍管理者对城市地方景观感知和跨文化认同的形成演变机制, 并得出以下结论:① 在职业影响下, 外籍管理者对迁入城市产生了被动的地方认同, 进而形成了被迫同化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② 外籍管理者基于身份构建对城市地方景观进行感知, 对反映“他者”、“我者”和“世界人”身份的景观感知度较高, 反映出他们对故乡和迁入城市的地方认同, 从而产生了同时具有整合和边缘特征的跨文化认同模式;③ 外籍管理者通过迁入城市的地方景观感知而产生地方意义的解读, 基于对迁入城市正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认同和整合的跨文化认同模式, 基于对迁入城市负面的地方意义解读, 对城市产生了地方不认同和分隔的跨文化模式。研究结论丰富了城市景观研究和跨文化认同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 并为中国跨国移民政策和国际化城市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践参考。     

流动性视角下三亚俄语区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

三亚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流动人口塑造了俄语语言景观，吸引了俄语区国家移民流动至三亚。论文通过定性研究方法，在流动性框架下分析三亚俄语区移民与城市空间的联结。在新型流动性范式下，借助流动/停泊辩证观分析移民空间实践与身份建构，以理解俄语区移民的流动性特征，从日常流动实践中揭示移民空间集聚形成的停泊点结构与意义。研究发现，群体身份可通过社会网络和组织来营造与认同。俄语区移民居所与社会身份具有流动性及不稳定特征，但空间性建构的基础设施作为其日常流动的停泊点赋予特殊地方性意义。停泊点以空间地方性建构引导群体的日常生活流动，开启社会网络的重建。在此过程中，群体对地方性的塑造与体验，通过语言文化产生了群体身份的营造与认同，以及他者对群体的社会建构，形成俄语国家的社交网络。移民在停泊空间的日常流动空间实践与社会交往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移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地互动下新的社会网络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丰富了移民流动性的研究案例，拓展了在华跨国移民群体研究对象与其在旅游城市日常生活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中国广州日本侨民的空间聚集、社会隔离及其原因

以广州日本侨民为研究对象,通过进行半结构访谈、收集统计数据和资料、实地踏勘等方法,分析了广州日本侨民的空间聚集和社会隔离情况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在全球化资本配置和地方发展响应的条件下,伴随着日企的进驻和广州城市中心的发展,日本侨民多聚集于城市中心区,形成了环市东路、天河北―天河南、五羊新城―珠江新城等三大日本侨民聚集区;由于受到日本企业的安排、日本媒体、语言和社团活动、双边关系和签证政策等外部客观因素,日本民族特性、工作思维等内部主观因素,以及跨国经济、社会活动的影响,日本侨民的社会隔离存在被动隔离和主动隔离 2 种类型,跨国活动使日本侨民构筑的跨国社会空间内部具有统一性和均衡性,对外界却存在排他性和防御性。     

广州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地方认同研究

“流动中国”的社会新常态使中国成为观察和总结非西方背景下的国际流动人口研究的重要试验地。近年来,广州承担世界城市的角色和功能不断深化,吸引大批外籍人士迁入。其中,法系群体虽然是广州的传统国际流动人口,但当前研究尚未给予充分关注。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居住在广州市的法系群体的日常生活和地方认同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法系群体在经济层面的效能感和获得感较积极,但由于语言的差异和生活配套服务的不便,该群体在社会文化层面对广州的地方认同产生了消极影响。相对在穗日韩流动人口,法系群体的融入意愿普遍较高,被动融入本土社会的驱动力较强。在从“英语世界主导的全球化”向“面向多元文化服务的全球化”的转型过程中,为来自非英语国家的国际流动人口提供更贴切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增强国际流动人口对于迁入地的地方认同,是学界和社会未来需要共同探索的方向。     

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城市化发展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 ,众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转移 ,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两市三个层次的一般抽样调查和 5 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和分析 ,以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为研究和安置的对象 ,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模式 ;并分析了自助安置模式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提出了一种在城市地域发生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理论发展假设。     

非洲裔移民在穗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制——基于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实证研究

宗教地理是文化地理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但在中国相关实证研究仍不多见。结合半结构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广州石室圣心大教堂的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机理进行探讨。研究发现：非洲裔移民宗教场所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发展快于地方依赖;非裔移民较强的圣地地方依恋同时存在较强的空间可替代性,但又由于区位等因素存在宗教功能之外的非可替代性;圣地地方依赖则因被宗教教义视为功利性而被掩盖。回归分析表明,社交和场所互动时间是指示地方感的最显著指标。随着非粤宗教文化的融合发展,宏观政治环境以及语言文化隔离等外生因素正对宗教地方感的提高产生重要影响。     

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住房困境与策略研究

采用恩格尔系数法界定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发展,利用统计方法计算出各年份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收入区间,进而深入分析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困境,并借鉴国外经验,将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控制规划与土地出让确保普通商品住房为市场供应主体,完善限价房制度,政府加大中等收入群体聚居区配套支出,限制高收入群体和外国人士投机、改革公积金制度、发展合作建房等方面提出解决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策略。     

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运用ESDA方法结合GIS 软件,以甘肃省14 个市州作为研究单元,选取人均旅游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旅游热点地区长期且稳定地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其他地市长期分布在旅游冷点地区;由于旅游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区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呈“伞”型结构。位于“伞”型主干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位于“伞”型两端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针对这种差异,提出：（1）应当不断梳理甘肃省旅游资源赋存,提升旅游资源内涵,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提高地区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2）实施非均衡的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战略。（3）不断挖掘区域旅游特色,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     

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以西北五省会城市为例

 通过模糊分级评价方法对西北五省会城市的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评价。首先,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其次,建立城市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改进和使用模糊分级评价方法, 引入协调度、协调发展度和协调发展趋势指数的模型;再次,对中国西北五省会城市自2003-2009年的经济、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分析;最后得出,西北五个城市经济、环境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不高,并且城市经济系统、环境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存在着差异,影响了城市协调发展的总体水平。五城市中协调发展状况最好的是银川,其次为乌鲁木齐、西安、兰州,最差是西宁。应引起注意的是,西安、西宁和乌鲁木齐的社会系统处于衰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