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2010年南京都市区人口空间变动特征研究

利用南京市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南京都市区2000~2010年人口空间变动及其规律。研究发现,① 10 a间南京都市区各地域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近郊区成为人口增长最为剧烈的区域;人口重心逐渐向南移动,同时人口分布的核心区域有向内收敛的趋势。② 根据测定系数、F检验与图像分析的综合判断,对数正态模型能够较好拟合人口分布的单核心结构,两年份曲线的变化表明郊区化的主体仍然是近郊区,尚未发展到远郊化的程度。多核心模型的拟合表明南京都市区已初步形成多核心结构,且主中心对人口仍具有强大吸引力;而多核心与单核心模型同时具有良好的拟合效果说明多核心结构尚未发育成熟。③ 南京都市区人口分布的空间异质性越来越高,人口分布趋于复杂,表明都市区正在向更加高级的阶段发展。     

中国陆路边境旅游地的旅游流模式及其驱动因素

为了探讨我国陆路边境旅游地的旅游流运动规律,以旅游流的主要构成要素和边境线与旅游地关系为基础,从旅游流要素的集聚扩散机理所呈现的旅游流集散特征、扩散路径及网络组织运动形式等方面,分析我国陆路边境旅游地的旅游流空间集散模式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我国陆路边境旅游地的旅游者活动呈现出不同于其他类型区域的活动规律,旅游流空间集散主要呈现单边集聚单向流动、双边集聚双向流动和多边集聚定点流动3种模式,形成不同的集散特征。地缘政治、边境政策、地缘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驱动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旅游流模式的形成。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各类跨境合作空间是边境旅游合作模式形成的重要基础,旅游流集散的模式和层次与跨境国家之间的合作形式与合作程度密切相关,边民互动交流构建的各类空间成为边境旅游活动的重要承载。     

近20年国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进展

地缘政治学以地理的视角探讨国际关系,极大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发展历程。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中,地缘政治在国际舞台复兴,成为全球格局解读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学科。科学认识和总结国际地缘政治学最新发展是推进学科发展的前提。以Web of Science 中地缘政治的学术论文为依据,借助于科学计量工具,系统回顾了1996-2015 年地缘政治学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地缘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剖析了国际地缘政治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和研究转向。从文献计量统计分析来看,近年来在政治地理及地理学相关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不断增加;地缘政治全球高引用文章重点关注了国家与边境的地缘政治诠释、批判性地缘政治学、情感地缘政治、女性主义地缘政治等主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重点回顾了边境与领土空间、全球化下的地缘文化与经济、热点区域与中国模式、资源冲突与生态政治、价值情感与文化的地缘政治学分支领域研究趋势。通过文献系统回顾发现,国际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出现了如下趋势：后冷战时代中,国家、边境等仍为地缘政治的核心研究方向;地缘政治在进一步强调地理重要性的同时,也出现了向批判性地缘政治,尤其是从人本主义（情感地缘政治、女性地缘政治）对传统地缘政治进行反思的转变。最后提出,中国地缘政治界应强化地理空间与尺度的重要性,采用叙述、 过程等多元方法,并融入人本主义的思想,来进一步丰富地缘政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

基于2001―2012年江西省各县市城市人口数据,结合ArcGIS和SPSS等分析工具,采用城市首位指数、分形等计量分析方法,对2000年以来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随着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数目的增加,城市规模“金字塔”趋于合理;2）城市间人口规模的相对差距在扩大,绝对差距在缩小,城市等级规模趋于合理;3）城市首位度较高,属于典型的首位型城市分布;4）城市规模分维数较小且下降明显,大城市发展快于中小城市,城市发展总体处于集聚效益加速凸显阶段;5）城市规模空间体系演变表现出区域差异性、圈层集聚性以及轴线指向性等特征。最后指出江西省城市规模体系与空间体系存在特大城市数量过少、城市规模偏小、城市人口发育南北差距过大等问题并提出相应优化对策。     

基于人口分布空间特征的市民化压力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大规模迁徙导致中国人口分布格局发生剧烈变动,成为人文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以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支撑,采用人口总量指标研究中国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及二者比例关系的分布特征,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研究人口空间分布规律。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分布整体依然呈现“东多西少”格局,且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性;户籍人口、常住人口的分布主要表现为沿交通线、经济带集聚的格局,且常住人口分布的经济指向性更强;人口迁移格局较为清晰,东部沿海地区是主要的人口流入区,而中部地区多为人口外流区;人口迁移导致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热点区域存在较大差异,但热点区域集中在泛珠三角区域及长三角核心区。基于人均GDP及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值,将研究单元分为四类,对各个类型的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比值、市民化压力、发展状况及三者关系进行探讨,为后续城镇化建设提供相关参考。     

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研究探索

通过梳理西方100多a海洋地缘政治的发展脉络,系统总结和归纳其海洋地缘政治发展的4个阶段与特征：自然演进模式下的海洋地缘政治理论形成阶段（ 1890s前）、国家空间-权力关系下的理论发展阶段（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海洋地缘政治的现代化阶段（1960s-1990s）、新海洋地缘政治理论阶段（1990s后）。与国外相比,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研究起步较晚且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通过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地缘政治学者在海洋地缘政治领域的探索历程发现：中国海洋地缘政治发展缺乏相关学科理论的支撑和整合,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手段也较为单一并缺乏建设性的实证研究,这与中国在世界“海洋地缘环境”格局中的现状严重不符。因此,面对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多尺度转向”背景与中国发展的具体国情,提出发展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的研究作为响应,并深入探讨“海洋地缘环境”的内涵与研究的空间尺度。最后,对海洋地缘环境近期重点研究方向做出展望：① 深化海洋地缘环境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② 加强不同尺度的海洋地缘环境时空分异格局及其形成机理研究;③ 安全转向背景下的多尺度海洋地缘环境系统脆弱性研究;④ 结合中国实际,加强边境与边界的相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规模结构及其分形特征

利用珠三角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规模数据,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分析城市人口规模变化规律,同时运用分形理论阐释了珠三角的位序规模曲线及其特征。结果表明,80年代以来,城市人口规模已从首位分布向位序-规模分布转变,次级城市发育快于首位城市,人口空间分布由集中趋于分散;2000年后广州中心城市功能得到强化,区域人口分布分维值降低,人口重趋集中;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规模结构已从传统“金字塔形”向“纺锤形”转变;未来城市规模结构的“集中”和“分散”趋势将长期并存,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局面。     

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性和限制度研究

以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性评价为核心,建立土地资源限制性与限制度模型,从全国、分省、分县等三个不同尺度,全面评估近1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及其时空耦合规律,定量揭示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程度及其空间格局与变化规律。结果表明：① 1949年以来中国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趋于增强; 2010年与2000年相比,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由42.87下降到34.50,土地资源限制度在降低。② 分省的人粮关系趋于好转,大多省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处于较低水平; 2010年与2000年相比,分省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呈降低趋势。③ 2000-2010年分县粮食盈余地区在增加,人口超载地区在减少,人粮关系趋于改善; 2010年和2000年相比,基本不受土地资源限制的分县单元由60.27%增至70.63%,基于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较低,且近10年呈降低趋势;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上东部强于西部、南部强于北部、泛黄河流域强于长江流域。     

地缘合作的理论框架探讨-以东南亚为例

地缘合作是基于地缘区位而进行的区域合作,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东南亚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文章从地缘合作的概念、空间层次和合作框架进行理论探讨,选择东南亚中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地缘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地缘区域合作、地缘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地缘区域合作依托于地缘板块,通过国家联盟的政策体系来促进地缘合作;地缘次区域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具体项目,多渠道融资来推动次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则主要承载了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政策性区域。研究认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通和能源项目共建、边境合作区开发等是深化地缘合作的重要实践载体。     

旅游地缘政治研究进展与展望

通过梳理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上已有的旅游地缘政治相关研究,按照研究尺度,将旅游地缘政治研究分为国家尺度、跨尺度研究2种类型,此外,还有旅游的地缘政治要素一个单独的主题,归纳总结了目前旅游地缘政治的主要研究议题。总体来说,目前相关研究仍然以国家尺度为主,案例地国家选择呈现出3个主要特征,即倾向于选择受全球地缘政治变动影响较大的区域、面临国内外地缘政治压力的区域和主权尚存争议或主权定义模糊的区域。但逐渐出现了一些跨尺度的研究,考察旅游对国家和游客相互建构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旅游地缘政治可深入探究的4个主题,包括国家间政治关系对旅游的影响、旅游签证制度和国家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旅游作为主动的地缘战略、边境旅游的多尺度研究。     

领域陷阱与中国在缅甸北部的跨国禁毒实践

非法毒品不仅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也促使地理学者深入研究并揭示毒品贸易背后的地缘政治因素和经济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缅甸北部“金三角”核心区域毒品的主要市场之一,基于中国政府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无法对盘踞在“金三角”的毒贩进行有效的打击和根除。面对跨国毒贩,中国政府陷入了John Agnew提出的“领域陷阱”。如何在尊重缅甸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实施有效的跨国禁毒,以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全和云南的社会稳定?本文借助政策报告和深度访谈资料,揭示毒品贸易的非传统安全属性,并且分析中国在缅甸北部的禁毒实践——采取武装威慑与替代种植。前者针对毒贩和跨国毒品集团,后者主要面向缅北依赖罂粟种植的农民。两种实践策略针对不同群体,相辅相成,标本兼治,不仅在缅甸领土主权和中缅边境安全之间找到了平衡,也为中国政府克服“领域陷阱”,建构了有效的跨国管制机制。本文丰富了地理学者对于领土主权、地缘政治以及边境安全的探讨,可为中国西南边境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作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缅甸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自军政府统治以来,由于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成为缅甸的最大的投资者,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矿业资源、水电资源开发等资源相关领域,投资主体为大型的央企、国企等。地处地缘破碎地带,物产资源丰富,缅甸历来为战略要地。民主化改革后,众多大国势力进入对缅甸的投资和贸易,既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对缅直接投资形成了竞争激励,又有主观上的挤压乃至遏制;随着缅甸国内边境战事的逐渐升级,中国企业对缅投资风险加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未能更好融入当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排华事件,也恶化了对缅的投资环境。未来中国对缅直接投资应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融入多元的投资形式,着重对缅甸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并且在投资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     

2000年来中国边境城市对外贸易位序-规模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对外贸易活动是特定地域外向联系强度的重要表现,是边境城市区域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位序-规模法则、分形理论及核密度等方法,以中国边境各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额为主要指标,剖析了中国边境地区对外贸易的规模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不同阶段的中国边境对外贸易位序-规模特征明显,位序结构内部城市次序变化较大;②位序-规模分布的无标度区变化显著,在18年内出现了4段分形表现,外贸活动的规模波动性、区域化特征明显;③影响因素表现为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核心城市支配效应明显、邻接地缘环境影响显著、政策导向与口岸推动、内部竞争反推空间结构协调演化四个方面;④不平衡性、集聚性在中国边境地区外贸活动中凸显,空间分布呈现为“核心-边缘”结构,当前国家层级应重点支持对外贸易优势城市,省级尺度协调域内城市对外贸易层次组织与区间联系。     

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双边关系演进及形成机理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继续分化与重组,处于"边缘地带"的中南半岛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凸显,日渐成为域外大国争夺地缘利益的热点地区。中南半岛是中国倡导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战略支点,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亲疏对"一带一路"的推进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首先采用事件数据分析法衡量2001年~2015年6月间中国与中南半岛五国双边关系,进而归纳其规律与特征,发现: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总体呈现不同程度波动下降态势;双边关系最高峰值的出现均由同一类事件影响产生、中缅关系下滑与中越关系恶化基本同期、双边关系程度的地域空间格局分异较为明显。中国与五国双边关系的演进是域外大国的干预、国家利益驱使下"大国平衡外交"的推行、区域与次区域合作的推进、边境安全与稳定等作用机理下的共同结果;最后基于前文研究提出:着力提升与各方政治互信水平、妥善处理中越南海领土争端、积极敦促缅甸各方维持国内安全与稳定、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愿景在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作用等中国与五国关系良性互动对策。     

基于问卷和访谈的中缅边民交往探究 ——以南红坝―南伞镇―尖坪村段为例

以2015-02-09果敢冲突后大量缅甸难民进入中国云南省这一事件为背景,结合实地调研所做的问卷和访谈,从交往的基础、交往的形式、交往的频度以及影响交往的因素等方面探讨了中缅边民交往状况。结果发现：1）中缅边民交往的基础有历史渊源、地理空间和政策的支持;2）交往的形式和内容有商贸、教育和情感等;3）中缅边民交往的频度和强度非常高;4）影响中缅边民交往的因素有中缅国家间关系、中缅之间边境贸易政策和两国对外开放政策等。     

河湟地区乡村聚落位序累积规模模型的实证研究

科学确定乡村聚落体系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之一,研究乡村聚落规模分布规律有助于乡村聚落体系优化。基于理论假设推导出了位序累计规模模型的准确表达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比较研究了位序累计规模模型和乡村位序—规模法则在河湟地区的适用性和准确性,厘清了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的特征和演变规律。研究显示：① 位序累积规模模型是一个单调递增的凹函数（P ≥ 1）,函数表达式随着聚落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变化而变化。当1 ≤ P<1.20225时,S_i=aln(N_i)+b,拟合系数a与首位聚落规模呈正相关;当P ≥ 1.20225时,$S_i=be^{aln(N_i)}$,聚落规模变异系数和首位聚落规模与拟合系数a呈负相关关系,而与拟合系数b则呈正相关关系。② 位序累积规模模型在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研究中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准确性,而乡村位序—规模法则不适用。③ 河湟地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为接近于帕累托系数为2的均衡分布且总体趋于集聚。未来河湟地区应有序推进乡村聚落向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较为优越区域适度集聚,合理制定区域乡村聚落布点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城乡融合发展的具有河湟地区特色的乡村振兴道路。     

潜在增长极的空间区位研究——基于江苏省地缘系数的双门槛效应分析

从微观地缘视角改进城市引力模型并构建地缘系数,探究江苏省中小城市地缘政治、经济引力、地缘系数的衰减规律及其协调性、等级性,依据地缘引力与相对地缘系数测评城市地缘关系,进而确定潜在增长极区位的时空分布,结果表明:1)江苏省中小城市绝对地缘系数具有"双门槛"效应,拟合曲线呈"双抛物线"形,多数城市分布在前抛物线上;2)江苏省相对地缘系数以地缘经济距离400为轴线,地缘优势呈对称式加速下滑;3)江苏省中小城市地缘政治、经济引力呈"L"形衰减,与地缘地位协调性不佳,苏中地区尤为明显;4)相对地缘系数和地缘引力的时空分布皆呈苏北、苏中、苏南地域分层;5)新沂、兴化、海安、江阴更适宜作为潜在增长极进行重点培育。     

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测度与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而借助ArcGIS刻画地缘经济关系时空格局演化过程,以揭示其总体规律与特征。结果表明（：1）中国与周边国家地缘经济关系总体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但国别间差异显著且逐渐扩大,并以2009年与2016年为转折点,将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地缘经济关系划分成缓慢发展期（2001—2008年）、平稳增长期（2009—2015年）和快速增长期（2016—2019年）;（2）地缘经济关系总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即中国与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为中-高至高地缘经济关系值,与西亚、南亚大多数周边国家主要为低至中-低地缘经济关系值。地缘经济关系格局演进的影响因素包括国际地缘环境、地缘经济利益、地缘区位、经济规模、资源要素禀赋、地缘文化等。     

近20年屯堡聚落聚集区乡村聚落规模演变——以安顺市西秀区为例

以西秀区2000、2010和2020年乡村聚落斑块为基础数据,运用乡村位序-规模法则、聚落规模等级模型等方法,分析西秀区乡村聚落等级规模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并分析屯堡聚落在该过程的发展变化。结果显示：1）乡村聚落总规模、聚落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3个时段屯堡聚落面积占乡村聚落总面积的比例超过20%;2）西秀区乡村聚落规模分布符合乡村位序-规模法则,拟合优度在0.90以上,负指数分布特征突出,并表现出“首位聚落”和“垂尾”分布特征,2000—2010年乡村聚落规模趋于集中分布,2010—2020年趋于均衡;3）不同等级乡村聚落空间分布位置相对稳定,数量上呈低等级向高等级演变;4）屯堡聚落规模稳定增长,是高位序、高规模等级聚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少部分屯堡聚落位序出现倒退现象。未来应科学规划乡村聚落用地布局,形成合理的乡村聚落等级规模结构,保护屯堡文化,打造区域特色聚落。     

2015年缅北冲突下的果敢难民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实地调研、问卷调查、深入访谈等方式,并结合GIS及统计分析法,从宏观和微观上对2015-02-09果敢冲突涌进中国的果敢难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冲突下果敢难民主要受地理距离、政策、社会关系、经济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影响,难民集中分布在果敢与中国边境交界的中国一侧。从宏观地域格局上看,难民分布的总体特征是沿边境线呈条带状的空间分布,且呈现出向中国境内纵深递减的趋势;从微观上看,主要呈现出集聚型、分散型、集聚-分散型分布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