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

南海《更路簿》是国家级非遗,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海南渔民耕海作业的集体记忆与"祖宗海"的家国情怀,探讨《更路簿》的保护、传承和活化等问题意义重大。通过对海南琼海、文昌等地20名老渔民的实地调研,采用NVivo 8软件对访谈及文献资料进行分析,探讨《更路簿》集体记忆的动态变化及其重构机制。研究表明:(1)记忆主体的更迭和客体信息的功能演变弱化了《更路簿》记忆的生境,渔民对时间性、季节性感知的失律,滞塞了记忆的代际流动。(2)《更路簿》集体记忆重构体现在多元主体的诉求赋予《更路簿》新的价值和意义,文本传承的仪式感与神圣空间的制度化激活了集体记忆的生命力,媒体语境对信息的重组和群体身份的同化构成记忆重构的重要路径。(3)渔民对南海的地方认同和情感依恋凝缩为记忆重构的特质内核,地理空间的地方化建构起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双向沟通的渠道,记忆的外生性升华为家—国尺度的转化。(4)南海作为渔民流动轨迹覆盖的场域,其活动空间的盈缩与《更路簿》记忆相关依赖,相互影响,渔民的空间实践与身份认同构成人—海间纽带联结的重要因素。     

基于集体记忆的红色旅游地地方性建构

红色历史的集体记忆嵌入动态的地方建构和空间生产过程,成为地方性重构的有力素材。文章以云南省宾川县新庄红军村为例,通过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从地方性景观与话语的再建构,以及地方性情境创设的空间实践,探讨新庄村的地方性建构机制。研究发现：具体的地方要素在地方-记忆的互动关系中起中介承启作用。地方要素既促进红色旅游情境下记忆的唤起、存储与再创造,又对集体记忆重新建构的地方特质、意义与场所精神进行地方性元素表达。旅游情境创设与地方性展演使集体记忆不断得到投影、表达与重构,推动差异化的地方叙述与体验。     

2000年以来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与启示北大核心CSCD

城乡记忆记录并演绎了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的变迁,可以透视人地关系、地方文化精神和城乡景观变迁,是人们生活在“理想家园”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论文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图谱软件,结合国内外城乡记忆研究的比较,探讨其重要研究进展并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研究发现：(1)该领域可细分为纪念性记忆、日常性记忆和媒介性记忆。(2)城乡记忆为多学科交融的研究领域,国内以建筑、规划、旅游管理等学科为主,具有明显的应用指向;而国外则是综合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3)国内外研究思想理论一致,将记忆视为社会遗产,国外主要沿着“文化转向产生的集体记忆—官方叙事下的纪念性记忆—地方与习俗下的日常性记忆”脉络演进,集中于地方和景观分析,重视空间感知;而国内演进脉络为“档案建设与记忆—城市历史文脉保护与记忆—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旅游与记忆”,倾向于以人的乡愁情感为切入点。未来,应界定城乡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内涵与区别,关注少数群体的记忆话语权,立足本土文化发展的实际,更全面地建构地理学视角下的城乡记忆空间范式。     

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拐卖儿童犯罪屡禁不止,备受社会和学界关注。地理学视角下的已有研究多注重宏观区域定量分析,缺少基于寻亲成功案例聚焦被拐儿童的微观定性分析,尤其对被拐儿童记忆空间与记忆地图的探究不足。文章基于从“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提取的典型案例,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认知地图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索寻亲成功的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被拐儿童记忆内容由地方性知识、家庭性知识和个体性知识3部分构成。其中,地方性知识包括儿童家乡的自然物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要素;家庭性知识包括儿童原生家庭成员信息、亲缘关系等要素;个体性知识包括儿童自身体貌特征、失踪时穿着等要素。2）被拐儿童记忆空间形成于其日常活动空间,是地理空间与人文情感的结合;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和时代变迁,儿童记忆空间要素产生变化,形成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独特个体记忆,儿童生活环境的变化易塑造混合复杂的记忆空间。3）被拐儿童记忆地图根据其记忆内容及记忆要素类型分为多要素混合式记忆地图（依托多种感官、多要素定位家乡区域）、空间化布局式记忆地图（即手绘完整地图,具有空间性和尺度性）、单要素主导式记忆地图（即以地标和地名为关键要素）3种模式。4）儿童对其日常活动中频繁接触的场所会留下较为深刻印象,家乡环境中独特形状的道路、水域更易使儿童产生记忆,成为寻亲过程中的重要促进因素;地名、方言、习俗组合与地名、地标组合成为寻亲成功的关键要素组合。     

文化景观对建构地方集体记忆的影响——以徽州呈坎古村为例

以对黄山市徽州区呈坎古村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为基础,综合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和Arc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了文化景观在地方集体记忆建构中的作用。结果显示,无论居民或游客,都对呈坎古村的宗族文化和风水文化形成了集体记忆,而罗东舒祠和水口园林等文化景观则在建构地方集体记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与景观接触的方式不同,居民比游客更重视景观的真实性,相对排斥重建和新建的景观,也较少受到导游词的影响;而游客则对景观的真实性不敏感,文化景观和导游解说都可能影响游客的地方记忆。因此,为更好引导对古村落的集体记忆的建构,不仅要重视保护传统文化景观,更要在景观重建或新建过程中尊重居民的建议,争取在居民的传统意识和游客的旅游想象中实现平衡。     

国内外乡村记忆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思潮中,记忆研究逐渐受到地理学者的重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地方的文化将突破时空界限,在广域范围内形成全方位的沟通、交流与互动。本研究对1990至2017年国内外有关乡村记忆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结果发现：①记忆是多学科的研究议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不同于国外重视对地方、景观等记忆的空间感知研究,国内更关注人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情感依恋。②乡村记忆作为一种地方性表达,在理性语境中与全球互动融合的同时也逐渐消解,急需进行保护与传承。③本文尝试从范式、视角、尺度、理论、内容和方法层面初步建立乡村记忆地理的研究体系,未来研究应从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地理学主导的学科交叉、构建理论体系、拓展全球-地方视阈内容集成、运用多元分析方法等方面加以深化,以期为乡村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灾难地居民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关系研究——以汶川地震北川老县城为例

从记忆地理和地方感角度,探讨2008年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老县城的人地关系。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灾后居民集体记忆的维度,探讨了灾后集体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意愿的特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灾后集体记忆（灾难记忆、创伤情感、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地方认同、地方保护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灾后积极的抗灾记忆、观念启示、怀旧记忆对于提升地方认同具有显著影响,而地方认同对于提升地方保护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结果对于了解居民灾难心理、地方感、灾后行为有一定帮助,对于灾后遗址保护有一定借鉴意义。     

旅游开发影响下民族社区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以西安回民街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目的地社区文化记忆的代际延续与传承对居民的地方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文化记忆媒介的理论框架,依托23位本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探究旅游影响下代际间记忆传承的时空媒介信息与延续性要素。研究发现：① 在旅游开发影响下,虽然新一代与老一代居民在文化记忆空间的认知与表述上存在差异性,但记忆媒介在旅游发展中的保留与存在,依然对构建居民地方认同的连续性发挥着积极作用。② 记忆媒介力量的发挥需要人-地-叙事的互动与共在。清真寺、家、以及背街小巷中的老餐馆等空间作为代际之地,既是父辈与子辈共享共同回忆的交往空间,也是居民在不断发展的旅游情境中寻找连接当下与过去的重要情感媒介。③ 由记忆媒介建构的记忆的延续性可以强化认同在时间上持续性与空间上的一致性,并对社区群体建立文化的凝聚力与自信力具有触发性。     

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的研究进展与展望北大核心CSCDCSSCI

新冠疫情下的中断与非流动性改变新流动性范式的叙事逻辑,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流动性受到挑战与质疑,而正确认识非流动性事关新流动范式的未来转向与变革。为此,本研究对新流动范式下的非流动性研究进行综述,思考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辩证关系,为新流动范式的转型提供新的路径。本研究发现,新流动范式下非流动性的研究领域具有四个重要转向:从批判解构到辩证关系的认识;从本体不可能到有可能的思考;从宏观视野到微观解释的叙述;从方法二元到方法平衡的转变。同时,非流动性研究中存在四大重要议题:地方性非流动人口;支撑性的停泊空间;非表征的静默身体;跨时空的节点主体。最后,本研究为非流动性的未来研究提出相关展望:关注非流动性的人口异质性;关注多样化的非流动性空间;认识后人类技术与非流动性身体;探讨可持续发展的流动性。     

跨学科聚焦的新领域:流动的时间、空间与社会

在全球化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当下,流动获得了内涵和外延的立体化与多面性,各种类型的流动正表征并重塑地方、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如何认识流动、分析流动对理解当前世界多重空间尺度的各类社会文化现象、理解空间及附加其上的意义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流动性是流动实践空前增强的过程,这个过程既发生在全球与区域的尺度上,也发生在城市内部日常生活与通勤的尺度上。另一方面,流动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中基本概念的阐释具有革命性的作用,例如地方,认同这些话题都需要从流动性的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以时间和空间作为刻画流动性的基础尺标,在新流动性范式下,从地方、城市、移民、旅游、身份认同、政策与管制等方面探讨流动性多层次的社会文化意义,期于在流动性这一场域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并促使国内学界对流动现象的关注上升为对流动性理论本身的解读。     

渔民南海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与情感体验——以潭门渔民为例

流动背景下,传统固定的家不断受到挑战,家的定义和内涵也因流动而更加丰富。现有研究多从陆地视角关注流动对家的多维影响,较少探讨海洋语境下流动与家的潜在联系。此外,随着科技的进步,生产空间“家”的营建也成为可能。文章借鉴家的地理学相关理论,基于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和文本分析等方法,探讨海南潭门渔民在南海耕海实践中生产空间家的营建和情感体验。研究发现,潭门渔民在流动渔船中利用类“家”的功能进行日常生活实践,从而模糊渔船生产空间与家的边界,产生“在家”的体验;在长期的耕海过程中,渔民之间通过彼此之间的关心、照顾、互助等行为增进感情,从而产生家的团结、温暖等情感体验;渔船在长期的海上流动过程中,渔民逐渐对南海的岛礁、物产、边界等自然、人文环境产生熟悉感、安全感和归属感等情感体验,实现了对南海“祖宗海”的家园想象。     

自贸港发展与海南—南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

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野下,海南岛的岛屿特征、海洋属性与离岛空间特质以及自贸港的特殊制度安排,为推动区域一体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文章提出海南—南海的经济地理新概念,构建由空间理念、空间机制与空间行为3个维度组成的分析框架,并探讨自贸港发展推动海南—南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和前景。结果表明,空间理念、空间机制、空间行为在自贸港发展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发挥文化理念动力、规则制度动力、行为利益动力的作用。在空间理念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应落实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发展理念;在空间机制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要加强制度创新、完善海洋治理;在空间行为层面,自贸港发展过程中要构建海南—南海空间内的循环经济圈,强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总体而言,面对国际体系转型与贸易保护主义,把握自贸港建设与区域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影响机制与实践路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海洋本体论及其视角下的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研究

长期以来海洋位于社会边缘,海洋治理不可避免地陷入陆地中心主义。本文在批判海洋国土治理背后的陆地本体及其领土化逻辑的基础上,将海洋重新概念化为体积空间与动态时间邂逅的四维时空,指出海洋具有多维性、流动性、非线性和非客体的特点,并以此构建了以体积国土、流动国土、能动国土为特征的海洋国土分析框架,进而将其运用于南海海洋国土治理的理论和政策认知,重构了长期桎梏于陆地规范的“时间、空间和运动”观念,回应了文化和政治地理学的新唯物主义取向。研究认为：① 在南海的体积管控上,岛礁扩建是有效的策略。岛礁扩建使体积海洋折叠为二维领土,以偏平化控制三维空间,改变了南海的地理和空间性质;② 在南海的流动性管控上,因海洋的流体、尺度和深度特征,以及法律边界模糊性,加剧了维护南海海上安全的复杂性,需要考虑与之匹配的管控非法流动性的监管策略;③ 在南海的能动管控上,需要关注渔民独特的生态伦理思想,海洋保护需要考虑不同本体间的对话和信息转译,使保护行为更加紧密地融入到本土社会文化情境中。本文为海洋国土治理提供了来自政治地理学的批判性视角,同时对人文地理学的人海关系研究亦是积极的推动。     

南海《更路簿》“遗产化”的路径和机制

“遗产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社会过程。基于在海南省琼海、文昌两市的田野调查,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分析手抄南海航行路线指南《更路簿》“遗产化”路径和影响机制,以及交织在其中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地方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他者”和海南渔民在《更路簿》“遗产化”过程中会产生相互作用,其作用力量强于“我者”;《更路簿》由渔民家庭内部相传的用于出海作业的“秘本”转为公共领域的具有主权物证价值的“文化遗产”,渔民被赋予了南海“发现者” “经营者”的身份标签;文物收集和文化活动推进了“遗产化”并使不同群体产生互动,“我者”可在“他者”开展的遗产工作中干预“他者”的遗产认知和行为方式;《更路簿》可转化为旅游资源,但尚未形成强有力的“卖点”带动旅游业,居民在利用其带来的经济机会方面处于弱势;“遗产化”有助于《更路簿》记忆的复现和保存,但渔民的“个体记忆”被削弱,也使地方文化结构被重构;《更路簿》在琼海的植根性和“遗产化”效果强于文昌。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论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空间生产的特征,构建“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框架,以解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从资本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特征,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其资本三级循环过程有利于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从权力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了制度空间,能形成对政府权力的规训,推动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从战略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背景下“新国家空间”的一种形态,表征了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基地、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战略意义。论文运用空间生产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学逻辑,能增进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参考价值。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的缘由、内涵及意义

近年来,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在中国地理学界受到“热捧”,但也有学者对此存有分歧、质疑、困惑和焦虑,认为新范式“缺少地理味”“跑偏了”。在梳理西方人文地理学派思想及其范式演变的基础上,对新范式的出场背景、基本议题和内涵及意义进行了剖析。研究认为：① 西方社会文化地理学新范式倡导的“人之主观意念”“理论转向”“空间间性关联”“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既是对以计量革命为特征的实证主义和空间科学,以及伯克利学派“文化超有机体”的反思,也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日益凸显的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引致的复杂社会空间和文化认知的新阐释。② 在研究视角和对象上,新范式倡导“人之主观意念”,并确立“人”在地理学中的位置和对“地”的人文主义说明;通过社会文化等“理论转向”滤镜,预见社会空间的可能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意义和价值;通过“空间间性关联”滤镜,引导人们对多种空间,尤其是空间关系的关注;通过“伦理道德及本体生成”滤镜,强化社会文化地理的道德实践和人性提升,重构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③ 新范式用一种独特的方式,阐释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空间进程和交织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生动因,是人类对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实践认知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代表一种新的地理学哲学观和思维观。④ 中国学术界对新范式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原因之一是研究者对新旧人文地理学范式的哲学认知缺乏深度对话,另一原因是学术界针对新范式的理论阐释不足。未来社会文化地理学的中国学派,需要主动拥抱并吸收西方前沿理论的合理内容,在此基础上参与建构新的学科范式,积极回应反映时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