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以十八洞村为例

精准扶贫方略作为“一揽子工程”,为贫困乡村带来了强烈的外部冲击,驱动贫困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空间加速重构。在对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内涵、特征及过程与机制进行理论解析的同时,以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的实践加以实证,发现：① 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是一个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多维、全面、快速重构过程;② 在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过程中,行政势能、精英下沉、市场链接驱动,要素整合、动力激发、规划引导、能力培育、制度保障机制协同,推动贫困乡村由“低水平贫困均衡”走向“良性发展均衡”;③ 精准扶贫以来,十八洞村经历了经济系统从“二元经济”向“多元经济”转变;社会形态由纯粹的熟人社会向熟人逻辑与契约精神混合的半熟人社会转变;空间形态从生产、生活空间高度重合,但与生态空间隔离的两大传统农业区组团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有机融合的多元有序组团转变。十八洞村的实践为理解精准扶贫驱动贫困乡村重构的过程与机制提供了鲜活的样本,也是其“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最本质的体现。     

相对贫困视角下的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宁夏彭阳县为例

2020年是精准扶贫的收官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将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亟需科学评价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成效,通过补齐减贫短板,优化扶贫资源配置,实现区域精准化扶持。本研究在测度彭阳县多维贫困程度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的多维减贫效应,并分析了扶贫的困境。主要结论：① 精准扶贫多维减贫成效显著,农户多维贫困指标数量k减少了51.66%;② 各维度贫困指标剥夺程度均有降低,降低最明显的维度是生活、资产、住房和收入维度,教育和健康维度次之;③ 根据各维度减贫效应的差异找出减贫短板,分析了彭阳扶贫的困境。最后对如何摆脱减贫困境、推进建立解决相对贫困机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精准扶贫的政策效应评估及其分异研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提升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是防止返贫和实现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生计可持续性视角下系统评估精准扶贫政策效应，可为此提供重要依据。论文构建涵盖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3个维度的扶贫政策效应评估框架，以武陵山区石柱县为案例区，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法量化了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并讨论了其分异性。研究表明：(1)精准扶贫使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整体提升了20.5%，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环境和代际发展能力分别提升21.3%、23.9%、15.8%，农户生计环境改善更突出，而代际发展能力具有一定时滞性。(2)精准扶贫对生计要素禀赋较好的兼业型农户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其次是务农主导型和务工主导型脱贫户，而以“输血式”帮扶为主的补贴依赖型农户则被边缘化，加剧了群体间生计可持续性分化。(3)精准扶贫政策效应空间分异性明显。相比经济基础条件较好的王场镇和黄水镇，精准扶贫对具有区位优势的龙沙镇、贫困程度较深的中益乡的带动效应更大且显著。(4)围绕强化对山区教育与技术投入、对偏远地区资源倾斜以及引导贫困边缘群体治理等方面提出巩固脱贫...     

秦巴山区村域稳定脱贫测度及返贫防控风险识别——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返贫防控机制是后2020时代的现实要求,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承上启下的紧密衔接。以强度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地区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区域,基于脱贫稳定性测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口县60个行政村、1950个农户进行多维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异特征和返贫风险模式探究。研究发现：① 样本村脱贫稳定性等级分布总体呈现前端窄小、中部突出的“葫芦状”结构,各地区多维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城口县返贫风险可识别为双风险模式、三风险模式、四风险模式和五风险模式4种模式及各阻力因素多元整合主导的11种返贫风险类型,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等涉及农户可持续增收、动态抗风险能力及内生动力的要素逐渐成为现阶段返贫防控及减贫路径依赖的重点;③ 立足区域特征,把继续攻坚和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上,因村施策提高群众抗风险能力,精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的返贫网。     

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模式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探讨了产业扶贫参与主体及其影响因素的互动关系,阐释了产业扶贫促进乡村振兴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非特色型产业扶贫案例——德青源金鸡产业扶贫模式,总结了相关扶贫经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结果表明：（1）产业扶贫通常涉及政府、企业、被帮扶农户、金融机构/投资管理平台、科研机构等多个参与主体,其发展模式受社会、经济、地理、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产业扶贫能够有效整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自然、生态、人口等资源,推动实现乡村产业、文化、组织、生态和人才振兴。（2）德青源金鸡项目以蛋鸡产业为抓手,构建了金融资本和龙头企业相结合的产业扶贫模式;通过政府、龙头企业、贫困农户和贫困村“三权”分置,因地制宜地设计出资产收益扶贫模型。（3）金鸡产业扶贫的主要经验包括：完善消费扶贫机制,多举措推动产销高效对接;树立“长线”思维,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产业多维振兴有机结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多措并举提升人力资本;完善配套设施,实现脱贫攻坚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发挥党建和农民合作社作用,因地制宜地推动产业扶贫扎根;构建多方共赢的联结机制,推动长效脱贫和乡村振兴。这些经验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内在逻辑与实现机制

面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需要,当前中国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正逐渐由低层次的脱贫向更高层次的振兴转变,两者的紧密关联使得减贫对于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基本内涵,探讨两者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剖析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如何助推其乡村振兴。结果表明：① 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旨在科学诊断致贫因子的基础上采取针对性措施实施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的各种障碍性因素;乡村振兴则重点在于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②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内在一致性使得两者存在紧密的逻辑顺承性,精准扶贫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和基本前提,而乡村振兴是精准扶贫的深化和保障,可以说农村减贫的过程也是乡村逐步振兴的过程。③ 通过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配置补齐乡村人、地、业等发展短板,贫困地区重塑了要素耦合、结构合理、功能复合的乡村地域系统,从而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振兴,最终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和农村美的发展目标。     

Transformation of relational space in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or network: A case study of Hebian Village,Mengla County,Yunnan Province北大核心CSCD

精准扶贫中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积极响应,共同助力贫困户脱贫,引致乡村关系空间在脱贫前后发生转化。论文使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从行动者网络视角重新审视云南省勐腊县河边村的精准扶贫,将关系空间转化划分为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和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对关系空间转化的解释,发现了河边村关系空间的阶段特征与转化路径:(1)精准扶贫中河边村的关系空间存在阶段性特征,包括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关系空间(标准空间较大)和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后关系空间(协商空间较大)。(2)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是标准空间向协商空间转化的过程。以脱贫攻坚阶段为例,“两不愁、三保障”这一明确政策目标下的标准行为构建了较大的标准空间,有利于确立强制通行点,促进阶段内关系空间转化。(3)阶段间关系空间转化是前一阶段的协商空间转化为后一阶段的标准空间的过程,脱贫攻坚阶段的前协商空间就转化成了巩固脱贫成果阶段的后标准空间。这一关系空间转化的过程可结合新标准行为的应用和空间稳定性测度进行验证。(4)关系空间转化促成了村小组和村民转变为后关系空间中的关键行动者,他们在参与改善建成环境的过程中被动员起来,通过成立合作社的形式和其他行动者结成紧密网络联盟,未来会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论文所构建的关系空间转化框架对分析和促进乡村地区的发展兼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扶贫资源配置对低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以青海省18村为例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低收入农户收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基于青海省3县18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角度将所访低收入农户收入特征进行分析。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影响农户收入和收入结构的影响因子,确定因子的解释力和显著性,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低收入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增长明显,增收效果明显,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通过扶贫资源配置,农户增收意愿与内生动力明显提升,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3）收入影响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劳动力人数和建档立卡人数交互后影响力最大。（4）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影响显著,不同的收入渠道影响因子各不相同。在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测度及影响因素

生态移民村是一种具有扶贫脱贫与生态保护双重意义的特殊乡村类型,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重要对象。在空间重构过程中形成的空间剥夺现象,是当前生态移民村全面振兴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为探究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规律,以宁夏70个生态移民村2017年相关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以收入就业、教育培训、社会生活、居住环境及公共服务可达性为主要内容的空间剥夺指标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进而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对其影响因子进行探测。结果显示：①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整体水平较低,但总指数均值相对于非生态移民村显著高出0.023;② 宁夏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时空分异特征明显,总指数均值在时间上呈现“先较低—后上升—再下降”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北部低—中部高—南部次高”分布;③ 民族构成、地形地貌、移民时段、依托资源和经济区带是影响生态移民村空间剥夺的重要因子,前3项对空间剥夺总指数的解释力分别达到了22.4%、10.6%和14.0%。空间剥夺水平测度为生态移民生产生活评价和政策调整完善提供新的客观依据,相关部门可据此优化调节生态移民村空间资源配置,增加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机会,推动生态移民村全面振兴。     

林业生态扶贫政策的评价与建议:怒江州和阿坝州案例

中国采取了长期不懈的扶贫行动,近十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生态扶贫可以实现环境保护和农村脱贫的双重目标,中国把重点放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林业生态扶贫上。然而,贫困人口从林业扶贫项目中获利的程度、贫困户对这些扶贫政策是否满意、以及林业扶贫政策是否有效仍然是个未知数。通过对西南地区"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区具有代表性的怒江州和阿坝州79户农户的问卷调查,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林业扶贫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小额金融扶贫、结对驻村帮扶四条扶贫路径明显增加了建档贫困户的收入,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问题。贫困群众对林业生态扶贫政策感到满意,两州的生态扶贫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参与不积极、精准识别不完善、资金来源有限和资金不足等问题。我们的研究结果突出了林业产业和公益性岗位在贫困地区扶贫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健全林业生态扶贫政策,实现深度贫困区的生态保护和减贫之间的协同是可能的,文章最后还提出了通过林业发展实现扶贫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五项政策建议:(1)精准识别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2)选择有效适宜的林业扶贫模式;(3)拓宽扶贫资金渠道;(4)建立林业产业脱贫体系;(5)完善生态保护机制。     

云南典型山地乡村农业扶贫的机制与效应研究——以特色经济作物种植为例

农业扶贫是乡村发展与贫困减缓最为关键且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西南山区孕育着独特的自然生态与社会文化,承载了中国传统人地互动的经典实践,同时也是观测国家发展计划实施后人地关系变迁的关键地方。本文以云南丽江高寒山区的玛咖种植与西双版纳热带山地的普洱茶生产为案例,分析并回溯两种特色农业扶贫计划实施的机制与过程,力图呈现并比较特色产业扶贫带来的乡村发展效应。研究发现：① 农业扶贫项目的选择与确立,需要符合“国家—地方”这一对多元尺度层级的社会文化语境与政治经济管治框架。各类经济作物被引进成为山地乡村的产业扶贫项目,得益于中国地缘政治战略、“内地—边疆”的社会文化分异以及地方多元行动者之间的复杂互动;② 农业扶贫使得山地乡村实现了资本下乡、土地利用有效转型,从而达到不同程度的经济资本积累与文化再造,使所在地方农民经历了从市场竞争的被动接受者到主动的市场主体的身份转型;③ 农业扶贫中“扶贫”与“产业”所表征的政治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并非互相矛盾与掣肘,二者在中国乡村发展语境之下得到了有效、协调的互促与兼容。本文为产业扶贫研究提供了来自地理学的新兴视角与反思,对西南边疆地区立足特色产业提振乡村经济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贫困地区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研究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是新时代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抓手,基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扶贫实践及成效梳理,提出了乡村振兴与精准扶贫有效衔接的理论框架,对于指导贫困地区乡村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结果表明,对贫困户、贫困县、贫困片区的精准扶贫,能够显著改善乡村地区的生产、生产和生态条件,逐步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乡村产业、生态、文化、人才、组织振兴,能够激发乡村发展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解决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问题。精准扶贫旨在补齐乡村发展的短板,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乡村振兴可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是精准脱贫的有力保障。因此,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的交汇期,应同步推进和实施两大战略,按照人?地?业?财的耦合协调状态,设定贫困地区精准脱贫量表,实现贫困地区乡村稳定与持续脱贫,设定县域乡村振兴率、村域居业协同度等指标,为乡村振兴成效评估提供定量考评依据。     

中国精准扶贫驻村帮扶工作成效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全国6378个村的驻村帮扶数据样本,本研究分析了精准扶贫工作中驻村帮扶措施的实施与进展状况,并用计量方法识别了影响驻村帮扶成效的主要因素,测度了帮扶工作的减贫效应。驻村帮扶队伍主要由县级单位派出的男性干部组成,平均年龄为42岁且学历以大专大学为主;驻村干部采取的帮扶措施保持了因村施策原则,具体包括“输血式”与“造血式”帮扶;帮扶项目的实施和成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总体上西部优于中部;驻村帮扶成效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干部的年龄、学历和派出单位等个人特征会影响减贫人口的数量,驻村工作队采取的扶贫措施主要会影响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研究结果将有助于为顺利推进中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论乡村聚落优化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

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将转入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乡村聚落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环卫、文化、防灾减灾等功能的发展不充分和多维剥夺,是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表现和重要原因,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必须从乡村聚落的整体优化出发。论文在梳理相对贫困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着眼于乡村聚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分析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困发生、乡村聚落优化与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建立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以期为2020年后的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① 乡村相对贫困的形成与聚落要素、功能密切相关,并因区位、布局、规模、形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② 乡村聚落是缓解乡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建立的空间基础,乡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发挥乡村聚落的要素支撑与空间载体功能;③ 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包括振兴村落产业、优化村落空间组织、强化村落文化认同、建立绿色生态村落、促进村落多功能协同转型、坚持分类施策等6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