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对城市都市区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以长沙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制度变革的不断深化,长沙市制造业实现了快速发展,其制造业空间也在转型中得到重构。论文以长沙市都市区为例,基于长沙市工业用地矢量数据,采用空间分析、测度指标评估等研究方法,将制度变迁纳入城市制造业空间动态分析,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变迁对制造业空间演变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构建了制度体系作用下的制造业空间演变解析框架。研究发现,长沙都市区制造业空间郊区化迁移明显,并在开发区内形成集聚,整体呈现出“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特征;长沙制造业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受到土地制度、开发区制度、环境保护制度和产业制度等的综合影响。其中,土地制度加速了制造业空间郊区化;开发区制度吸引了制造业园区集聚;环境保护制度约束了制造业发展规模;产业制度影响了制造业产业组织结构。     

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外来人口集聚模式和演化过程是考察外来人口空间行为的重要量度指标，通过量度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可以更好地构建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模式，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性总结。大城市边缘区外来人口具有与城市中心不尽相同的特征，解析这些特征是研究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和空间行为的重要基础。文章主要分析了上海市闽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与集聚成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长沙市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长沙市为研究对象,基于兴趣点（POI）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Getis-Ord G_i^*指数等方法识别长沙市商务办公空间结构,并借助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城市空间因子对商务办公空间格局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长沙市商务办公空间已形成“多中心”的集聚形态,呈现“一主一副两带多组团”结构,形成以湘江以东的芙蓉广场为主中心,以长沙火车站为副中心的中央商务区,湘江以西暂未形成副商务区。2）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的主导影响因素是商业空间中的购物服务、酒店等;交通条件次之,平均影响程度依次为：公交＞主干道＞对外交通＞地铁;休闲、居住职能空间中除公园绿地的正向推动作用仅次于主干道外,其余因素均较弱,其中风景名胜和住宅区的整体抑制作用明显。3）各因素总体表征为“中心―外围”的圈层影响模式,商业空间、主干道、地铁、公园绿地在中心圈层推动作用较大,影响强度与距中心的距离成反比;在外围圈层受住宅区、公交吸引形成商务办公空间集聚组团。     

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外来人口集聚模式和演化过程是考察外来人口空间行为的重要量度指标,通过量度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可以更好地构建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模式,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性总结.大城市边缘区外来人口具有与城市中心不尽相同的特征,解析这些特征是研究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和空间行为的重要基础.文章主要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与集聚成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

为探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及效应,基于2006~2015年北京各区数据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等方法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研究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趋势,且动态来看,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多样化地区,交通运输业分散在专业化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北京各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联动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工效应与产业特性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1949年以来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特征、模式及机制——以兰州市为例

企业迁移研究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论题之一, 是一种从微观个体出发理解产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形成机制的重要视角。利用兰州市制造业企业迁移信息, 从迁移规模、方式、距离及迁移跨度4个方面对城市制造业企业空间位移特征进行分析, 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的模式、路径及其形成机制。案例分析表明: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迁移模式由计划经济时期单一行政主导的“梯度式”迁移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企业自主选择的“渐进式”迁移与政府先行主导的“跳跃式”迁移相结合的模式过渡, 大体上经历了向心式集中迁移、中心-外围互迁、外向型跨越式迁移3个阶段。研究还表明, 经济体制转型、地方政府自主经营权下放等宏观环境变化, 地方政策影响下的旧城更新、开发区建设、城市内外交通设施改善, 企业自身由于外部环境变化和内在扩张需求等诸多因素相互组合及综合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推动了中国西部大城市制造业企业的空间迁移活动。     

大城市服务业区位理论及其实证研究

文章从经济区位论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服务业的类型和不同类型服务业的区位特征,以及服务业布局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达国家大城市服务业布局的特征和空间演变趋势。最后就大城市服务业的区位特征和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进行了研究。     

大城市内部连锁超市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区位选择——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

连锁超市已成为中国大城市内部零售商业的主要业态。针对目前研究中对城市内部尺度连锁超市空间布局问题关注不足,本文以南京市苏果超市为例,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分布状况、不同类型超市的区位选择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方法包括点模式分析、空间密度分析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结果发现: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总体分布呈中心到外围递减的倒"U"型集聚特征;不同类型苏果超市的分布特征不同,华润卖场的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社区店、便利店的分布相对集聚;空间分布热点呈蔓延扩散与等级扩散混合模式。运用Binary Logistic二分逻辑回归对影响超市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情况、消费者规模、交通通达性、居民购买力、城乡差别、公司战略等多种因素,通过综合作用机制,共同推动了南京市苏果超市的空间分布格局。     

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规律——以广州市为例

文章以广州市为例,揭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规律:首先,人居环境系统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各阶段在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状况、基础设施建设、社区形态、景观类型、土地利用等方面都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其次,提出了人居环境容量概念,并借助于GIS空间分析方法,发现边缘区人口密度不断地增加,人居环境容量逐步趋于饱和;第三,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呈现出不均衡的周期性变化。在此基础上,借鉴Verhulst逻辑斯蒂方程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动力学机制,构建了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演变的阶段性、生命周期与可持续发展模型。揭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规律,可为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充实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后经济危机时期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的时空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基尼系数、空间相关性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采用天眼查企业数据库以及相关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009－2018年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时空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稳步发展,由出口导向转为内需拉动。2）企业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长江中游城市群蓄势待发,中部及川渝地区的城市发展迅猛而东北地区陷入发展困境,企业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3）深圳、东莞等城市一直为产业重要集聚区,城市两级分化严重。3）总体上,企业更倾向于选址在产业协同集聚程度高、创新能力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经济后发城市;在城市群尺度,不同因素对不同城市群存在异质性,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特点存在很大差异,长三角企业偏好创新能力高、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珠三角企业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京津冀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且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成渝地区企业偏好产业市场化水平高且创新能力弱的后发城市,长江中游城市偏好劳动力成本高的后发城市。     

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

旅游空间结构演变研究,对优化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促进都市圈整体旅游地形成和发挥都市圈旅游空间效应与功能有重要意义。以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为指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位序—规模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长三角都市圈旅游发展实际考察其旅游空间结构演变态势。结果表明,长三角都市圈旅游者和旅游收入空间分布趋向分散,各城市旅游发展相对差异不断缩小,其旅游发展趋向均衡化。长三角都市圈旅游发展实际也显示,其旅游空间结构呈现多中心、网络化和一体化特点。从长期来看,长三角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演变趋向高水平均衡。借鉴空间相互作用理论,认为以可达性、互补性和替代性为必要条件,以集聚和扩散作用为主要形式,以资金、技术、人员、信息和经验等的流动为主要内容,各城市旅游空间相互作用推动了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不断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演变。旅游企业扩张和旅游客流流动带动了旅游资金、技术、人员、信息和经验等的集聚和扩散,推动了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演变。     

电竞产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上海市2006—2018年电竞企业的数据,综合运用核密度估计、最邻近指数、Kriging空间插值分析等方法,探讨上海市电竞产业的空间演化过程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电竞产业可以划分为2006—2010年的起步阶段,2010—2014年的快速发展阶段,2014—2018年的爆发增长阶段;2）电竞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由双核心聚集发展为多核心聚集,具有整体上中心聚集、同时向外扩展的特征,南北方向是企业扩展的主要方向;3）高资本电竞企业主要向软件园区和高等院校聚集,呈现出4个高资本热区,这些热区未来更有机会出现更具竞争力的电子竞技企业;4）政府政策规划对电竞产业的区位选择具有导向作用,高质量人力资源、经济发展水平、周边电竞市场环境、交通便捷性是企业聚集的基础力量;与传统产业相比,由于电子竞技产业具有体育性的竞技特征,其竞技水平和赛事举办也会对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多中心空间开发战略研究——以大郑州都市区为例

通过对比分析单中心、双中心和多中心3种典型的都市区空间开发模式发现,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开发模式已成为全球许多都市区空间发展的核心理念。以大郑州都市区为例,结合其范围界定和空间开发的现状与问题,认为,应该采取多中心空间开发模式,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向北、向南和向东3个方向积极拓展发展空间,注重与东西两翼的协同发展,加强与开封、洛阳、许昌等周边城市的空间联系,将大郑州都市区打造成为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增长极、中部崛起的引领者和全国区域性中心城市。     

浙江省制造业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运用标准差椭圆、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核密度估计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从省域、区域、县域及县域以下多个空间尺度,对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点、面结合测度,并运用地理探测器,解析影响全省以及杭嘉湖绍、宁台温舟和金衢丽三大区域制造业企业空间分布的地理因子。结果表明：① 浙江省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呈递减态势,空间分布沿着“西南-东北-西北”的Z字型路径向外扩散; ② 浙江制造业经历了“三核并立”-“三核多中心”-“三核连片发展多中心”空间分异格局; ③ 环杭州湾地区一直处于全省制造业热点地区,浙江省冷热点区域空间格局大体呈现“东北-西南”的走向; ④ 影响全省制造业企业分异格局的核心因素主要为信息化、地形、市场规模、城镇化和技术创新等,影响三大区域制造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时空差异性。     

基于点状数据与GIS的广州大都市区产业空间格局

利用2004年数字城市数据,研究了广州大都市区产业内部、产业之间的空间关系,比较了广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各种产业的空间格局。将广州大都市区行业分为制造业、批发和运输、零售、生产服务业、房地产业、管理服务、教育、医疗保健及社会扶助和娱乐设施等10类。利用1 km2格网画出了各行业点状密度,并通过分区产业百分比及区位商分析了各产业企业的空间分布,中心城区的主导产业是管理服务、房地产、零售及金融保险等服务行业,而在新城区其主导功能是制造业、批发与运输及生产服务业等。利用平均最邻近距离分析广州大都市区中心城区和新城区各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广州大都市区各产业企业都呈凝聚分布,在中心城区金融行业分布最集中,其次是房地产、生产服务业、娱乐、管理服务等。利用邻近性指数分析了各产业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生产服务业和管理服务业、教育和医疗保健与社会扶助、娱乐和零售等邻近性较大。     

无锡都市区制造业的区位决策影响与适宜性分区

通过对制造业区位决策的影响要素分析,讨论各区位因子对制造业适宜性分区的控制作用。以经济发达的无锡市为例,综合考虑生态约束、开发引导和相关空间因素,分别选择生态服务功能、灾害易损性、水环境风险进行生态约束要素分区评价;选择交通、集聚规模和土地潜力指标进行开发引导要素分区评价;同时考虑城镇和基本农田的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综合评价全市域制造业的适宜性分区,作为制造业空间区位决策的依据,其中生态环境约束较弱、开发引导较强的地区可以适当布局制造业项目,而生态环境约束较强、或开发引导较弱、或人口相对稠密、或优质农田分布的地区需要严格控制乃至禁止制造业项目的建设。     

都市成长区城镇空间多元组织模式研究

都市成长区城镇的发展具有复杂与动态的双重特征,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将大都市成长区城镇的空间结构与功能组织过程划分成四个阶段,即各城镇独立发展阶段、成长区培育阶段、成长区发展与扩张阶段和成长区创新发展阶段.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从规模与结构两个角度对其所处的大都市区域化背景和自身发展特征进行解析,并对成长区城镇的发展趋势与路径进行研究,提出了网络化大都市区副城模式、创新极核与反磁力组团模式、文化创意与物流组团模式以及生态廊道与旅游组团模式四种城镇组群空间组织模式.并比较了四种模式各自特点和适用情况,最后总结了大都市成长区城镇空间组织必须着重把握的五个关系:与核心都市区之间的分工关系、与大都市人口动态变化之间的关系、与大都市经济区内外部联系通道的网络结构关系、文脉特质保护与构建都市区地域文化的关系、生态空间组织与都市区生态格局的耦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