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

产业地理学研究产业空间分布及其动态演化规律。基于地理邻近性的集聚理论揭示了产业地理不平衡分布的内在机制。演化经济地理学借鉴演化经济学的历史视角,从历史角度考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渐进演化机制,认为地理邻近性不是产业地理格局演化的充分必要条件,以认知邻近性为核心的多维邻近性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本文从认知邻近视角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区域产业发展与布局动态演化规律,总结出中国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关联法则”,即一个企业或区域进入（或退出）某项经济活动的概率是该企业或地区拥有的基于相关知识基础的经济活动的函数。本文全面地回顾了关联法则涉及的关键概念,梳理企业和区域尺度的实证研究成果,讨论关联法则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补充和拓展。本文指出：① 在认知邻近视角下,基于资源转换和组织学习等理论基础,关联法则研究了企业或区域发展新产业与现有产业之间的关系。② 关联法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企业和区域尺度,还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创新和韧性等。③ 外部联系、冲击以及内部制度环境等可能会降低区域产业动态对本地产业基础的依赖性。关联法则指出中国区域需培育内生发展模式,围绕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发展区域产业和实现区际产业优化布局与分工,逐步建立相关多样化的产业体系,增强区域韧性,支撑国内经济循环。     

大概念引领下的地理教学探究 ——以"水资源和水循环"为例

在信息更新飞速的当代社会,地理学科需要引入大概念教学,以促成学生核心素养的落实、知识体系的结构化和知识的迁移,实现在学习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思考方式、学习态度和问题解决的能力和自信.本文以"水资源和水循环"单元为例,提出了大概念引领下的地理教学路径,即提取大概念、分析获取核心概念和一般概念、创设情境促成知识的迁移.     

合成型产业全球创新网络演化与邻近性机理——以节能环保产业为例

不同知识基础产业的多空间尺度创新网络模式是创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但对全球尺度下合成型产业创新网络演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仍有不足。基于此,以节能环保产业为合成型产业案例,构建2000—2020年193个国家间产业专利合作网络,分析产业跨国专利合作网络演化特征及邻近性影响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节能环保产业全球创新网络规模持续扩大但发育程度较低,国家间技术创新合作存在择优链接特征,表现出“强核心、放射状”的核心-边缘结构,非均衡性较强但有所减弱。(2)节能环保产业技术创新合作全球化过程中的区域化倾向明显,并存在稳定的空间指向,形成了多个不断分化融合的产业技术创新合作组团。(3)地理邻近性、技术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对节能环保产业跨国技术创新合作的促进作用持续增强,社会邻近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在三阶段均维持在较高水平,文化邻近性的影响始终不显著。(4)地理邻近性辅助技术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对节能环保产业跨国技术创新合作发挥不断增强的促进作用,地理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仅在第三阶段存在显著的互补效应,地理邻近性与文化邻近性的交互效应始终不显著。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

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与影响因素是经济地理学探讨的热点议题之一,以往研究侧重于产业案例的分析,主要关注国家和城市层面的知识网络,而对科学家等个人层面的网络研究较为缺乏。以2014—2015年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为原始数据,筛选出高被引华人科学家,并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检索高被引华人科学家之间合著论文的数据构建知识网络,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并运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从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3个维度,探讨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特征,且具有小世界网络的网络特征;② 此知识网络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的空间结构特征,地理邻近性作用明显;③ 高被引华人科学家知识网络形成过程中会受到科学家自身科研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地理距离和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呈现负相关关系,地理邻近性的影响仍然存在,社会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均对知识网络的形成有促进作用。     

尺度转换思想的内涵及价值分析研究

地理事物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和层级性,地理学习中需要学生能够准确有效地把握信息、重构知识.尺度思想是地理学中的重要指导思想,尺度转换能够帮助学生从不同层面认识地理事象.本文着眼于时间尺度转换、空间尺度转换以及时空尺度转换,通过课堂教学中典型案例的剖析,揭示尺度转换思想对于地理教学的促进作用.     

基于过程性评价的高中地理教学评价初探

过程性评价是以学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为主要特征的价值判断,注重学生在知识掌握、能力发展、方法运用、问题解决,以及学习过程中的合作交流、情感态度等方面的变化;它不仅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还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过程。目前部分中学地理教师正在探索将地理教学评价由重结果、轻过程向全面反映学生地理学科核心素养转变的方法。本文以“河流地貌”单元学习为例,从过程性评价的目标制定、评价内容的设计、评价方法的选择、评价结果解释四个维度,讨论如何有效设计与实施指向地理核心素养的过程性评价。     

跨界生产网络的组织治理模式——以苏州地区信息电子业台商为例

以最近8年内在苏州地区投资设厂的信息电子业台商为例,分析其本地集聚的供应链的企业间交易关系的本质和组织网络的治理模式,以探讨全球生产网络的地域性集聚的经济地理意义,以及企业组织间的治理结构对地方发展的影响。指出这一轮信息电子业台商的跨界投资基本上强化台湾代工厂商与品牌大厂之间的策略性合作,然而台商生产网络的跨界扩展也交织着企业组织间的权力运作,导致生产网络的治理模式发生改变并形成了空间集聚的动力。研究显示,从全球生产网络的厂商间交易治理结构出发的分析视角有助于理解区域发展的机会与限制,而就发展中国家由全球生产网络之跨界转移所形成的新工业空间而言,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厂商间具有地理邻近特征的"互赖性"并不能脱离全球商品链所内含的不对称权力关系。     

世界城市中的跨国机构研究综述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 超越或嵌入国家地理疆界范围的行动者改变着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政府组织和跨国非政府组织等跨国机构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认为, 不同类型的跨国机构在全球尺度上创造了复杂而多样化的全球政治地理结构, 也形成具有政治特色的世界城市体系。不仅如此, 跨国机构通过地方尺度的行动, 深入城市的全球化发展过程, 成为与世界城市紧密关联的影响因子, 对城市制度和内部空间等方面的变化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当代西方地理学中跨国机构研究进行梳理和评述, 在此基础上指出目前存在的不足, 不仅是从地理学视角对跨国机构研究进展的把握, 也希望对中国当代政治地理和城市地理中跨国机构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浅谈数学思维方法在“地球运动”教学中的运用

新课程背景下地理教学注重知识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体现过程与方法的教学目标。地理学是一门相对综合的学科,对相关政史、理化知识要求较高,而高一学生的地理基础相对薄弱,相关的政史、理化知识储量不足,导致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和主动性不够。     

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及其学科范式

中国减贫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回溯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特征和学术贡献,归纳其学科范式,对今后地理学研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学科价值。基于CiteSpace 6.1.R2对1988—2020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的中国贫困地理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和区域减贫实践促进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机构、作者和发文数量逐渐增长,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需求导向性;(2)城乡减贫政策差异和异构形成了中国乡村贫困地理和城市贫困地理研究分异格局,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城乡二元性;(3)减贫政策调整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学科范式的变迁,反映了贫困地理研究的范式演进性;(4)在地理学学科范式框架下,发展地理学和贫困地理学以贫困地理研究为共同领域,发展地理学旨在建构减贫过程、方法和决策,而贫困地理学重在解构贫困过程、方法和决策,代表了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基础和不同的学术话语表达。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形成机制

跨境并购是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重要途径,对世界经济地理格局演化具有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7年全球跨境并购交易记录数据建构网络,借助复杂网络分析、GIS空间技术以及引力模型等方法,对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探讨。研究发现：①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的规模、密度、范围均有小幅度增长,并存有去中心化趋势。② 全球跨境并购方和标的方的空间分布重心出现由西（欧美）向东（亚太）转移的迹象,其首要推动者为中国,但中国跨境并购联系的出入口依赖于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地区。③ 全球跨境并购网络社团的空间组织范围总体与世界大区的范围保持吻合,其中全球最大的社团由英美主导但其凝聚范围出现收缩,中国主导的亚太社团凝聚范围得到扩大,德法主导的社团对欧洲进一步整合。④ 研究期内国家（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和离岸金融中心等属性要素,以及国家（地区）间地理、语言以及历史的邻近性要素始终是驱动网络形成的重要动力,而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市场规模指标在2009—2017年对跨境并购联系的形成只产生了单向（接收或发出）影响,经济邻近性作用失效。     

中国企业本土并购双方的地理格局及其空间关联研究

借鉴已有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综合运用GIS空间分析与计量模型等方法,重点分析省区空间尺度上中国本土并购双方企业的地理格局,从企业地域“根植性”视角探讨并购双方区位选择与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 买方和标的企业在空间上呈现共同集聚特征,总体形成了与中国沿江沿海“T”形区域发展格局、“核心-边缘”城镇等级体系相似的地理格局;② 并购双方企业主要集聚于经济发达区域,虽然2010年代以来中西部省区企业参与并购投资事件有所增长,但省区间差异逐渐固化,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大都市地区更多以买方角色主导企业跨区域并购,而中西部及资源型区域企业则多以并购标的角色为主;③ 企业并购投资行为根植于地方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买方和标的企业的区位选择机制较为相似,并购双方更偏好集聚于证劵和金融市场繁荣、区域创新系统完善、经济和产业基础雄厚的区域。     

Megalopolitan glocalization: the evolving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of intercity knowledge linkages within and beyond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004-2014

We develop the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ical potential of the incubator and hinge functions of megalopolis incorporating ideas from the literature on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nd New Argonaut connections respectively. Empirically, we investigate how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YRD) has incubated but also articulated knowledge interactions a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Drawing upon co-patent data from the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database, we show that the YRD’s knowledge hinge role has strengthened over time, notably as a result of the role played by economic entities in Shanghai – the YRD’s gateway city. To unpack the YRD’s knowledge hinge role, we use information attached to co-patent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channels –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Chinese domestic enterpris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New Argonaut” linkages – by which YRD cities have accessed exogenous knowledge at different geographical scales. In conclusion we highlight the value of megalopolis as a meso-scale unit of analysis for rel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y.     

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空间分散而在90年代趋于地理集中;大部分省区的制造业结构逐渐多元化,9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专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存在显著的产业间差异,出口加工型产业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原材料指向型更加接近资源地而比较分散,消费市场导向型产业需要就近市场也趋于分散,各地区竞相发展的高利润、高税收产业也更趋于分散。本文系统考察了影响各制造业省区地理分布的区位因素,发现影响我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的重要因素依次为政策和制度因素、劳动力素质和成本、规模经济、自然资源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凯尼尔斯知识溢出蜂巢模型的修正与对比实证

通过引入知识溢出效率系数,构建知识溢出效率系数经验公式;采用区域知识能力差距替代区域知识存量差距;采用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替代区域学习能力;对凯尼尔斯知识溢出蜂巢模型进行改进,转变其仅测度区域间潜在知识溢出效应的弊端,使修正后模型直接评价区域间实际知识溢出效应值.通过对比实证表明,修正模型更具合理性和科学性,更加贴近我国经济运行现实.由此,修正模型将对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指导和借鉴.     

多尺度知识溢出研究——以进出口互动效应为例

知识溢出是地理学探究的重点话题。知识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溢出,其效应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本文选择进出口互动效应作为知识溢出成果的表征,并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测度了企业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三个地理尺度上的溢出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企业自身和企业所在的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新品种的产品,且前者的促进效应更强。同时,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存在负向影响。然而,该影响在发达地区中表现为负,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正。文章结果反映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知识溢出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溢出效应存在距离衰减特征。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于知识溢出话题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Global music city: knowledge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n London's recorded music industry

Drawing from debat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on relational and organisational proximity as a substitute for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he paper explores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London's recorded music industry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organisational connections on local and global scales.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knowledge transfer within the industry occurs simultaneously across multiple geographical scales, with certain organisational connections facilitating the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across organisational boundaries. However,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se connections do not offer the same scope for trust as is afforded by frequent face-to-face contact and therefore offer only a partial substitute for geographical proximity.     

尺度重组视角下粤港澳大湾区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机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长三角地区研发企业集聚与知识溢出强度——连续空间中的微观分析

利用2005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以长三角地区为范围,对企业地址进行地理编码,建立企业点对点的空间邻近关系,将距离从5 km逐次扩大到100 km,进行企业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的研发企业比较集中,大约在20 km范围内有明显的集聚状况,之后则有比较明显的分散,并与整体制造业活动空间分布趋向一致。知识溢出的空间强度随距离递增呈负指数幂函数形式加速衰减,于40 km处左右减势趋于平缓。与连续空间上的微观数据分析相比,区域层面上的归并数据分析放大了知识溢出的效应。     

滇桂边境地区跨境婚姻的现状、特征与原因

利用宏观县区政府统计资料和定性个案访谈资料,对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进行调查分析,结果发现：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数量在不断增长,地理通婚圈由边境向内地延伸,通婚辐射范围越来越广,一部分跨境婚姻即将演变为内地跨国婚姻;婚入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边境国家女性嫁入中国的数量远远多于中国边境女性嫁到邻国;跨境婚姻中夫妇双方整体教育文化素质偏低,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呈现出教育资源的弱弱结合;跨境通婚的结婚登记率较低,大多以“事实婚姻”的方式在中国组成家庭,并且这些家庭早婚多育现象比较严重,不利于中国计划生育的有序执行;夫妇年龄差偏大以及跨境通婚具有代际传承等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导致滇桂边境地区的跨境通婚不断增长的原因与地理空间的邻近性、跨境民族文化圈子的同源性、等级通婚圈的封闭性、边境邻国→中国边境→中国内地的二级经济阶梯推动性、中越两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互补性、不同国家婚姻制度“错位性”和边境地区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性存在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