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

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伴随的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是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体系优势源泉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地方据点优势源泉。中国城市加速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加剧和加速,城市发展取决于其全球性的链接程度以及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和地方根植程度。该文分析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基本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该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产业集聚对黄河流域工业韧性的影响研究

经济韧性是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区域产业结构被认为是影响经济韧性的最重要因素。2019年以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对黄河流域工业韧性进行系统评价并考察产业集聚对工业韧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域,从抵抗力和恢复力2个层面刻画区域工业韧性,构建计量模型考察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非相关多样性等不同产业集聚类型对工业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黄河流域工业韧性水平整体较高,绝大多数城市对外部冲击有着较强的抵抗力,同时在外部扰动退去后有着较强的恢复力;② 黄河流域工业韧性的空间差异显著：恢复力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山东,甘肃和青海的恢复力相对较低;抵抗力水平在空间上呈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③ 产业结构单一地区的工业发展更容易从外部扰动的影响中恢复,对某一产业的高度集中会增大区域工业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多样且关联的产业结构更有利于提高区域工业应对不利扰动的抵抗力,也有利于区域从危机影响中实现更快的恢复;④ 提高黄河流域的工业韧性,要避免对某一个产业的过度专业化集中,在推动产业多样化发展的同时,要注意提高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和关联水平。     

新因素对中国区域发展推动的地区差异性分析

近年来,推动中国区域发展的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新因素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著。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新因素的推动力是不同的,通过对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新因素推动力方面进行比较,表明在发达地区,新因素对区域发展的推动力远大于欠发达地区,并就欠发达地区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制定适合自身的区域发展战略,使新因素对区域发展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加强科技、信息与全球化的发展;加快体制创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人才资源建设;改善区域生态环境。     

全球化、跨国公司投资与地区发展关系研究进展

近年来,全球化力量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及其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因素之一。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全球化因素影响的深度与广度都将进一步扩展。随着经济活动全球化的发展,学术界有相当多的研究关注全球化、跨国公司投资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本文分别从国家、区域和企业三个不同的层面及全球化与区域发展互动的角度对现有的关于全球化、跨国公司投资与地区发展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和评述。     

全球化语境中城市重大事件的区域关联响应——基于北京奥运会新闻信息流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中城市重大事件在区域中新闻信息方面的空间传播效应。研究中,首先梳理了全球化语境中重大事件的地域新闻传播效应、新闻信息流的空间特征、流的网络分析工具等相关理论,揭示了重大事件在区域新闻信息的网络空间响应机制;其次,在实证部分,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研究标本,通过主因子分析来模拟测度大陆地区各主要城市对这一重大事件的绝对关联程度和相对关联程度;最后,研究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是否举办相关赛事、城市行政等级、是否为境外特定政治势力关注地均成为影响因素,而空间距离已经不再是区域关联响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以此检视了流动空间视角下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关系。     

中国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空间分异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探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前后工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格局演化的初衷,以全国28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工业资源压力和工业环境压力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两种压力的空间格局,比较归纳演化特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工业资源环境压力的影响因素,比对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变化。结果显示：① 全国工业资源压力东高西低的格局进一步显著,沿海产业集聚地区是热点区域;工业环境压力西高东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弱化,北方产业集聚区是热点区域。② 工业资产规模、工业生产效益、工业劳动生产水平是影响工业资源压力格局的主要因素,其中工业资产规模的正向驱动作用减小,工业生产效益的正向驱动作用增大,工业劳动生产水平的负向驱动作用减小。③ 工业资产规模、环境规制、工业开放水平、工业生产效益、工业化水平是影响工业环境压力格局的主要因素,其中工业资产规模的正向驱动作用减弱,环境规制的驱动方向由正向转为负向,工业开放水平和工业生产效益的作用分别由正向显著和负向显著弱化为不显著,而工业化水平的作用由不显著演化为显著的正向驱动。④ 比较影响两种压力格局的主要因素,工业环境压力格局形成的动力机制比较复杂,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工业环境压力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作用方向变化更为剧烈。     

中国工业废气排放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工业废气排放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各省域（不含港澳台）工业废气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和空间集聚效应;总体呈现东部、西部地区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东部多为高-高集聚区、西部则多为低-低集聚区,并且高值集聚现象的显著性逐渐增强,显著区域呈持续扩张趋势。在此基础上,以STIRPAT模型为基础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经济发展、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和国家政策等因素对工业废气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各省域工业废气排放存在空间依赖作用和正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工业废气排放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技术进步和国家政策对工业废气排放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口增长对工业废气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     

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部署与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革新,推动着地方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工业机器人正在经历从自动化工具到智能化工具,甚至向创新工具转变的过程。理论分析认为其通用性特征和技术进步效应有助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构建面板平滑转移回归(PSTR)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1)工业机器人冲击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效应,空间上可大致划分为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高西低的冲击区。(2)随着冲击的不断增大,物质资本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正效应受到抑制,工业劳动力集聚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的负效应得以增强。(3)物质资本集聚和工业劳动力集聚的弹性受冲击影响在胡焕庸线以西地区边际递增,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边际递减,最终收敛。(4)工业机器人在吸引人力资本集聚、技术要素集聚和引导消费结构改变的过程中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政策方向思考

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政策方向性问题。把经济全球化作为区域政策大背景分析其性质和影响效果．提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主角是区域的观点;分析了EU及其成员国的区域政策新动向及其依据;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今后的区域政策方向性问题进行了若干思考。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air quality and socioeconomic driving forces in China

Air pollution is a serious problem brought by the rapi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mposing great challenges and threats to population health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society. Based on the real-tim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obtained for each Chinese city from 2013 to 2014,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 pollution are analyzed using various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tools. With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is paper further quantifies the influence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on air quality at both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scale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13 to 2014, the percentage of days compliance of urban air quality increased but air pollution deteriorated and the worsening situation in regions with poor air quality became more obvious. (2) Changes of air quality show a clear temporal coupling with regional socioeconomic activities, basically “relatively poor at daytime and relatively good at night”. (3) Urban air pollution shows a spatial pattern of “heavy in the east and light in the west, and heavy in the north and light in the south”. (4) The overall extent and distribution of regional urban air pollution have clearl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regional air pollution can be basically induced as “the pollution of key cities is aggravated—pollution of those cities spreads—regional overall pollution is aggravated—the key cities lead in pollution governance—regional pollution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implemented—regional overall pollution is reduced”. (5) At the national level,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re the major factors in the worsening of urban air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 significant driver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at quality. (6) Influenced by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stage,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had strongly variable impacts on air quality, in both direction and intensity in different regions.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development idea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China are discussed.     

省区碳经济分析的CGE模型及其应用——以河南省为例

作为一种最划算的减排措施,碳税已在个别国家开始实施。编制河南省社会核算矩阵表（SAM）及其他区域SAM,构建了一个30部门的双区域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分析对能源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炼焦核燃料加工业和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分别征收不同价格的碳税后,河南省经济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情况。并考虑不同类型的碳税返还情景带来的居民和企业效益,以期为通用的双区域CGE模型提供依据。模拟结果显示：碳税的征收可以有效减少CO₂的排放;导致河南省增加值的下降;能源产业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国内价格受负面影响最大;其他行业中农林牧渔业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大。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对碳税政策的反应更加敏感,且碳税对农村居民带来的影响为负面的。对比分析的结果表明,碳税返还给农村居民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能够使得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和企业的利益都得到保障。     

河南农区经济发展差异地理影响的小尺度分析

对中国第一农业大省河南的乡镇数据分析表明, 地理因素对农区经济发展具重要影响。 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乡镇, 地形和农业资源条件具有显著的影响; 而在相对较高经济发展 水平的乡镇, 地理位置以及与此相伴生的基础设施条件的影响更为显著。模型分析表明, 地 形显著影响乡镇的人均收入, 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 其影响程度递减。人均土地面积显著影 响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的乡镇的人均收入。对非农产业比重低于20%的乡镇, 人均土地每 增加1 hm², 人均收入就增加约96 元。地理位置影响着相关农区经济的发展, 尤其是对收入 较高的农区的影响十分明显。全省高收入乡镇的70%集中在河南中部地区, 正好与中原城市 群的空间范围相吻合。就单个乡镇而论, 离县城的距离显著影响高收入乡镇的人均收入。地 理因素对欠发达农区经济发展影响处于变动之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 传统地理因素(如 地形、农业资源因素等) 的影响逐渐被对经济积聚有明显影响的地理临近性等要素的影响所 取代。因此, 不能简单的认为地理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下降。     

区域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

区域协同创新有利于促进区域间创新要素流动,优化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采用改进的DEA模型,在测度中国62个城市2003~2016年创新绩效的基础上,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区域协同创新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62个城市的创新绩效整体上在波动中稳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② 区域协同创新对于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绩效与区域协同创新核心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专利合作数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正向双门槛特征,科技论文合作数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现正向单门槛特征,两者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都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③ 科技人员流动量在跨过经济发展水平第一门槛10.088而低于第二门槛10.255时,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最明显;科技资金流动量在经济发展水平第一门槛9.427以下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最显著。     

中国区域水资源系统韧性与效率的发展协调关系评价

在界定水资源系统韧性概念的基础上,综合应用赋权法、SBM-DEA模型及发展协调度模型对2000—2016年全国31个省区的区域水资源系统的效率、韧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发展协调关系进行评价。结果如下：① 中国区域水资源系统效率整体上处于非有效区,在研究期间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② 中国区域水资源系统韧性的平均值为0.39,总体水平较低,研究期间整体上呈波动上升趋势。③ 中国区域水资源系统效率与韧性的发展度总体呈现平稳上升—较快上升—急剧下降—上升的趋势,呈倒“U”型发展;协调度在研究期间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大部分省区的发展度较好,而协调度较弱。④ 2000—2016年,水资源效率与韧性的发展协调度一直维持着“东?中?西”阶梯式递减格局,失调省区的数量降低,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省区的数量逐渐提升,整体向协调趋势发展;空间格局上呈现由2000年倒“E”型对称式分布格局向如今北部围绕天津、中部围绕上海、南部围绕广东的三级格局演变,格局分布与中国三大经济区基本吻合,可知中国水资源系统效率与韧性的发展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有明显的关系。     

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的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研究

城市区域是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下重要的空间组织形式,功能多中心是城市区域最为重要和本质的特征以及最为关键的演化阶段。以流动空间和城市网络理论为基础,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的研究可以从城际功能联系展开,通过定量测度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获得具有实践与理论意义的成果。以珠三角城市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城际轨道流为功能联系的数据基础,对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进行探讨。研究表明,基于城际轨道交通流功能联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较高的功能多中心性,在世界上典型的城市区域中处于中上水平;对于东西两翼多中心度的测度与分析发现,东西两翼城市间缺乏有效的城际轨道交通功能联系,对于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珠三角城市区域功能多中心度进入离心发展阶段。随着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的推进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的功能多中心将趋于成熟。     

适宜性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适宜性人力资本必须与区域产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相匹配,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效能,以有效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出发,基于ESDA方法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运用1998-2014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从初级、中级、高级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视角探寻适宜性人力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效能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① 人力资本与省域生产总值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路径依赖性。② 在全国层面,初级、中级人力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高级人力资本则作用很明显。③ 在区域层面,东部及东北地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赖高级人力资本,中部和西部初级人力资本贡献显著,中级人力资本在四个区域均不显著。这为区域人力资本培育和区域经济高速发展政策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于DEA模型的我国自然灾害区域脆弱性评价

应用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对我国自然灾害的区域脆弱性水平进行研究,在区域灾害系统理论的组织框架下,从区域自然灾害危险性、区域承灾体暴露性和区域自然灾害损失度三个方面构建了区域自然灾害系统的DEA投入产出模型,并利用模型得出的区域自然灾害成灾效率对区域自然灾害的脆弱性进行模拟反映,对我国自然灾害脆弱性的区域分异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我国自然灾害脆弱性的整体水平较高,地域格局为西部中部东部,且脆弱性水平与地区经济水平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经济发达地区的脆弱性相对较低。     

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及其对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本文从区域开发理论出发,系统分析了中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借鉴国外开发落后地区的成功经验,吸取其教训、指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站在全局和经济全球化的高度,采用市场经济方式,实行地区投资转移,有选择地重点投入,点线式开发,协调发展。     

中国高耗能产品生产与区域PM2.5浓度的动态关联效应——基于省级尺度的分析

面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及实现“双碳”战略目标,中国传统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效应备受学界关注。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结合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及动态系统GMM模型,探究中国火电、水泥、钢铁、焦炭等典型高耗能产品的生产规模与区域PM_2.5污染的动态关联效应。结果表明：① 短期内,省域PM_2.5浓度具有明显的时间惯性,火电、水泥、钢铁、焦炭产业规模的短期波动对其冲击影响有限;② 动态影响显示,区域钢铁生产规模对PM_2.5浓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火电、焦炭行业次之;③ 长期影响结果显示,钢铁、焦炭产业的扩张加剧了PM_2.5污染,而火电、水泥产品生产规模未与PM_2.5污染表现出同步特征;④ 区域PM_2.5污染成因具有复合性,研究期内控制变量如地区经济规模、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的提高加剧了PM_2.5污染,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力度越弱则PM_2.5污染程度越重。中国在高耗能产品生产规模逐年增加的情况下,有效地控制了区域PM_2.5污染的加剧。未来应进一步提高行业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控制污染物排放强度;增强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研究能源原材料产业的适度产能规模,在满足中国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等重大工程建设对基础原材料产业需求的同时,实现环境质量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