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差异化调控

脆弱性作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重要属性,是探讨系统易受负面影响或损害程度的有效度量、解析系统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有效途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以2007—2017年为研究时段,建立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以定量测度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揭示其时空分异特征,进而划分脆弱性类型并提出差异化调控策略。结果表明:①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是系统运行状态的综合度量,包含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3个要素,其体现了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多元主体与以“地”为核心的乡村生产空间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制衡关系。②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暴露度总体呈上升趋势及“局部突出、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敏感性总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适应能力总体呈快速上升趋势及“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特征;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及“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特征。③ 将重庆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划分为适应能力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敏感—适应脆弱型和强综合脆弱型4种类型,并按照“生态优先—分类调控—重点突出—因地施策”原则针对不同类型提出差异化“降脆”策略,以引导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江苏省为例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土地利用格局变化,乡村地域功能和发展定位的多元化和空间差异特征日益明显。以经济发达的江苏省为例,采用定量化价值评价方法,研究县域尺度乡村地域生态保育、农业生产、工业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差异,识别各县市区主导功能类型,揭示不同类型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乡村地域多功能特征明显,工业发展功能占据主导;4 类乡村地域功能空间集聚程度均较低,生态保育功能高值区集中于沿湖、沿海或苏南山丘地区,农业生产功能集中于苏北和苏中,工业发展功能以苏南最强,社会保障功能则集中于市辖区及其临近市县;乡村地域功能组合类型多样,共可分为9 种;4 类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自然地理、空间区位、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在强度和影响方向上明显不同。研究可为针对性地定位乡村功能和发展导向、增强县域乡村功能特色和竞争力提供参考依据。     

黄土高原半干旱区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测度及时空分异——以陕西省佳县为例

从人地系统脆弱性视角着眼,基于65个样本点,451份入户调查问卷,65份村庄专题问卷,运用逼近理想解的排序法等方法探索了佳县1980—2017年微尺度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时空分异过程。结论表明:(1)乡村人居环境系统脆弱性均值已由0.66下降至0.45,空间差异度由3.99%大幅扩大至15.31%,呈现由空间重度脆弱的均衡状态分化至中低脆弱为主体,24.62%的村庄仍处于高脆弱状态的格局。(2)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脆弱性显著减轻,均值分别下降至0.38、0.42、0.47,居住子系统仅余1.54%的高脆弱村庄。支撑、人类系统脆弱性均值保持或上升至0.54以上的高位,高脆弱村庄比重均超过2/3。(3)居住、自然、社会子系统由高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演化至低脆弱样本村广泛分布,而人类系统呈现由低中脆弱样本村相间分布演化至高度脆弱样本村全局覆盖的时空格局。支撑系统空间格局动荡,低脆弱等级仅集中分布于交通干线沿线、行政中心驻地样本村。     

时空压缩下的中国乡村空间生产——以广州市域乡村投资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人文地理学者的角色是从空间和区域的角度参与各类乡村振兴实践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地理学代表人物大卫·哈维指出,“时空压缩”现象加剧了资本积累的危机,要消除危机,必须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入手。本文以2015-2017年广州市企业投资中的乡村项目为例,分析哪些项目是消除区域发展两级分化、抵制资本纯粹追逐利润的,从而为政府重点鼓励何类项目提供依据。本文采用经验主义的数据统计分析方法,主要研究结论为：①从空间分布上看,2015-2017年企业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大部分是按照“纯粹”市场原则分布的,即投资项目以近郊为主,高投资额的投资项目也集中在近郊,这种分布是“时空压缩”的结果。②2015-2017年少部分投资在广州乡村的项目并非“纯粹”追求利润,它们主要是为改变乡村生活的环境质量,而非生产经营性的、“空间修复”型的项目,更能体现人们对幸福生活本质理解的积极性项目。     

石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动态演变及调控途径研究——以大庆市为例

石油城市是人地相互作用十分强烈的人地系统,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在对典型石油城市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运用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及BP神经网络模型对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程度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预测2014~2023年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 17 a间大庆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整体上呈现波动下降态势,脆弱性指数由1996年的0.686降至2012年的0.283,目前已处在较低脆弱水平。2012年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仅低于克拉玛依市,高于其他石油城市。2经济系统脆弱性主要影响因素为刚性产业结构和不合理的投资结构。3预测未来10 a,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先升后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依据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结合脆弱性演变规律,提出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规避、拮抗、适应等调控途径。     

基于空间界面视角的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新时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的转型重构过程,而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和外向性特征显著,其发展动力也变得更加多元,因此采用更加综合和系统的空间界面视角探索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村域经济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集成乡村性指数评价、游动分割窗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界面的位置和影响范围进行定量识别与判断,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巩义市空间界面主要分为自然界面、人文界面两大类,其中自然界面又分为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由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组成。②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空间界面具有的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其中,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     

区域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模拟方法——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区域经济增长是有着丰富时空内涵的动态变化过程,认识和定量分析这种动态变化过程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借助农业区位论、增长极理论和梯度推移理论的学术思想、概念和术语,在量化定义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GIS技术的区域经济增长时空分异模拟方法,进而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进行实证研究和专业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都市圈由城市增长极中心向外围,随着距离的增大,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显著的衰减特征,不同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低谷地带。1993~2003年期间,都市圈的经济增长时空分异尤以京、津两市的极化增长最为显著;京、津两大增长极除对唐山方向有拉动效应外,对其它地市的带动辐射力度尚较小;都市圈内部的城市等级还未完全展开,尚未形成合理的梯度推移和梯级演化结构。     

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解析——以苏州市西巷村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乡村经历着剧烈的转型与重构,乡村地区的建筑民居、生态景观、文化遗产等物质与非物质空间要素的潜在价值逐步显化,乡村空间商品化的态势逐渐显现。论文以苏州市吴中区西巷自然村为案例,采用田野调查、非结构化访谈等方式,开展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商品化的过程与机制研究。研究发现：乡村空间商品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空间本身逐渐成为商品被“销售”,进而获取一定利润的过程,该过程的空间内涵体现在空间表征与空间实践2个层面。从空间表征来看,西巷村空间商品化由乡村空间中农产品的商品化扩展到乡村空间本身的商品化,并且伴随着由单一的农业生产空间向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多功能空间转变,更加注重营销空间品质与体验等非实体产品。从空间实践来看,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西巷村空间商品化是由村庄内外部多元异质主体的一系列实践推动,各行动者能获取共同利益是其得以联结形成网络的基础条件,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需要得到充分重视。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自然遗产地生态脆弱性分析与评价——以托木尔区域为例

以托木尔区域为研究区,从景观生态学的角度,结合生态环境特征,选取分离度、分维数倒数、破碎度、植被覆盖指数和土壤侵蚀指数作为评价指标,探讨各景观类型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的空间分异规律,并依据生态环境的脆弱度等级结果进行区划。结果表明：（1）依据研究区海拔、坡度值划定地貌特征区,包括极高山、高山边缘区,南北部中山区,红层地貌区和南北部低山丘陵区;（2）建设用地的分离度最大,各景观类型的分维数倒数值差别不大,低覆盖度草地破碎度、景观类型脆弱度最大;（3）托木尔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具有强烈的空间自相关性,是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区域生态环境脆弱度指数空间表现为“北低南高”的趋势,自然因素是影响生态环境高脆弱度区域（7～9级）的主导干扰因素;人类活动与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于生态环境中脆弱度区域（4～6级）;影响低脆弱度区域（1～3级）生态环境脆弱度的主要因素是人类活动;（5）根据研究区内生态环境脆弱度值,结合当地自然特征、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研究区可划分为保护区、限制开发区和可开发区,并对其实施差别化的政策管理与保护措施。     

秦巴山区县域乡村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影响因素与优化策略——以陕西山阳县为例

秦巴山区是全国相对贫困的集中区域,乡村发展基础弱,乡村振兴面临挑战大。本文以位于秦巴山区腹地的陕西山阳县为例,从交易效率角度,运用新兴古典模型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探究山阳县乡村发展水平、类型和空间格局,利用随机森林回归与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与交互作用,揭示了乡村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发展水平地域类型的乡村振兴对策。研究表明：(1)山阳县乡村整体发展能力较弱,83.5%的乡村处于自给自足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自给自足型与富足型4类,空间集聚性较强,地域分异特征显著,自给自足度高值主要集中在4大热点区和3小热点区,自给自足度低值主要集中在1大冷点区和3小冷点区。(2)坡度、农业科技采用、高程、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乡村能人带动、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农业专业化程度、耕地破碎度等是影响山阳县乡村发展水平地域分异的8个主导因素,乡村发展水平多受双因素共同作用,农业科技采用、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乡村能人带动、农业专业化生产与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等对乡村交易效率与发展水平提升的驱动作用显著,可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制约。(3)商品化率的提高可显著提升乡村...     

欠发达山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与空间分异研究——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

欠发达山区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的测算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前普遍使用的人均建设用地标准法存在计算简单、测算结果偏离实际等问题。本研究以福建省松溪县为例,综合考虑自然、社会、经济、生态以及土地资源现状5个方面的因素,构建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综合修正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法、ArcGIS空间分析,探讨松溪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及其空间分异情况。结果表明各个评价单元综合修正系数介于0.156 6~0.714 1之间,2020年松溪县农村居民点整理现实潜力为315.43 hm2,总理论潜力转化率为38.20%;以整理现实潜力为主要依据,将全县划分为4个潜力分区,并为各分区整理模式和时序提出建议。     

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地域分异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个抽样村进行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从乡村聚落的居住条件、居住设施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探讨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研究是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的基础。由于地域范围广泛,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组合、经济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条件差异悬殊,因此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较为明显,在聚落空间格局（规模、密度、形态）、居住条件（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建筑特色）、居住设施（道路、饮水安全、网络电视开通率等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盆地-丘陵-低山区、发达-欠发达-落后、近郊-远郊-偏远等地貌、经济、区位梯度差异。     

大都市区不同土地利用系统转换时空分异特征——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的土地利用类型矢量数据为基础数据,利用缓冲区分析和洛伦兹曲线等研究方法,构建土地利用转换指数,分析不同人为影响程度下广州市不同土地利用系统的转换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广州市人工系统占比呈逐渐增加趋势,且具有由中心逐渐向外扩展的空间演化特点,自然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占比逐渐减少,半人工系统在整个系统中逐渐趋于平稳,但重心开始偏移城市中心,逐步向外围扩展;2）广州市土地利用系统功能形态转换整体呈现出由生态、生产功能占主导地位逐步转变为生态、生产、生活3种功能兼顾的功能形态特征;3）广州市土地利用系统间相互转换方式发生转变,1990-2000年的主要转变方式为具有生产功能的半人工系统转变为具有生活功能的人工系统,2000-2010年主要转变方式为具有生态功能的自然系统转变为具有生活功能的人工系统,其中具有生活功能的人工系统驱动着土地利用功能结构的改变。     

发达地区县域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分析——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采用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回归相关分析法对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特征进行研究,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规律--1996～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分阶段性上升趋势,1996年和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呈5级分布格局,且空间分布状况变化不大.自然条件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最基础的因素,人口、经济、技术因素是造成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解释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格局.     

发达地区县域土地集约利用时空变化分析——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

采用综合评价法、聚类分析法、回归相关分析法对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特征进行研究,并对其驱动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福清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具有明显的时空变化规律——1996~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分阶段性上升趋势,1996年和2005年土地集约利用在空间上呈5级分布格局,且空间分布状况变化不大.自然条件是影响土地集约利用最基础的因素,人口、经济、技术因素是造成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解释了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格局.     

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以铜陵市为例

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包含敏感性和适应性两方面,具有典型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特征。以一般系统理论构建敏感性和适应性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评价模型,以反正切函数构建二者耦合度评价模型,并以耦合度表征经济系统的脆弱度。以铜陵市为例,2001-2010年该市经济系统敏感性和适应性状态值呈递增正相关变化,适应性变化速度快于敏感性(前者先递增后递减,后者平稳递增);脆弱度在2005年前递增,之后递减,评价结果与铜陵市经济发展实际相符。基于一般系统理论的耦合度评价模型为矿业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新途径。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构成及运行机制研究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典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论文以系统论为指导,遵循系统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从学理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内涵及要素构成进行辨析,并围绕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划分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主要由基础要素(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核心要素(多元经营主体和乡村文化)、驱动要素(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和管理要素(制度和政策)4种要素构成;依据乡村生产关系变革、经济体制变迁、城乡关系转变等规律,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4个时期,不同时期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不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特征表现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支撑与约束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以及调控与反馈机制推动自身运行发展。从要素功能、结构关系、协同等视角去审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状态、诊断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或障碍因素等,将成为未来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的重点。     

矿业城市社会系统脆弱性研究——以阜新市为例

矿业城市面临着严峻的群体性贫困、集体性失业和人居环境恶劣等社会问题,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特征.在对社会系统脆弱性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以阜新市5个辖区作为研究单元,选取资源型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为敏感性分析指标,从经济水平、教育水平、生活质量、社会保障等方面选取应对能力指标,构建了脆弱性评估模型,并对阜新市社会系统脆弱性程度进行了定量评估.结果表明,2005年阜新市社会系统呈现中等脆弱,但各辖区社会脆弱性差异较大.其中,社会脆弱性指数最大的是太平区,其次是新邱区,而海州区最低.     

中等城市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研究——以丹东市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的空间分异已经成为城市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研究的热点之一,我国对于城市空间分异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大城市,很少涉及中等城市.实际上,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人居环境空间分异并不仅仅存在于大城市,在广大中等城市中也已初见端倪.我们以中等城市--丹东市为例,通过调查走访获取数据,建立数学模型,使用MapInfo和Surfer作图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图像处理,探讨了丹东市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的特点.研究结果表明:(1)丹东市作为典型的中等城市,其内部人居环境已经异化,显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趋势;(2)人居环境空间分异的总趋势是沿鸭绿江岸线向陆地呈扇形逐级递减;(3)扇形外围--西北部地区的人居环境空间分异打破逐级递减和平行扩散的规律,在局部形成小范围的次级核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