泸沽湖地区人地系统案例研究

历经２０００多年五老文化传统熏陶，荟萃藏、蒙、彝、纳西、普米、白、壮、傈僳、汉等多民族文化、美德之精髓，形成特有的摩梭文化体系，凝铸成泸沽湖独特的人地系统。本文从一个新视野探索摩梭母系家庭为主体的人地关系内涵，向世人展示其许多令人深思的社会真谛和传统美德，以启迪对现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进行新的思考。     

高黎贡山村域社会生态系统空间结构及其成因

社会生态系统(Social-ecological system,SES)是人与自然紧密联系的复杂适应系统,了解其组分、结构和成因是探究系统机理及规律的基础。选取高黎贡山东坡不同海拔的3个自然村,基于SPOT-5卫星影像和实地斑块调查结果,分析村域社会生态系统(Village SES,V-SES)景观组分构成;通过7个景观格局指数的计算结果,分析V-SES空间结构。在比较不同海拔V-SES景观组分和空间结构异同的基础上,结合自然环境参数和社会经济数据,分析导致V-SES差异的成因。结果显示:3个V-SES均为高度依赖于种植业的典型农耕社会生态系统,但其组分构成存在明显差异,低海拔的芒晃村系统组分最单一,而中海拔的芒岗村组分类型最丰富;其空间结构的差异则表现在景观形状复杂性、空间格局和景观连接性等方面,且均呈现出高海拔的汉龙村和中海拔的芒岗村位于两端、低海拔的芒晃居于二者之间的态势。导致V-SES差异的成因,既有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也有人口压力、市场需求和外部政策等社会经济因素,还有系统内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原因。     

基于土地覆被的局域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平衡

社会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是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内容。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山地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主要取决于自然植被的演替和人类活动的干扰。以土地利用/覆被的斑块调查数据和农户社会经济入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在村域尺度上构建了基于土地利用/覆被的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分析方法,分析村域社会生态系统各斑块在从祼地(或人工建筑)到顶级群落演替过程中所处的位置,揭示两类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通过对高黎贡山东坡不同海拔梯度上旱龙、芒岗、芒晃三个自然村的动态平衡分析,结果显示:动态平衡指数DEI依次为旱龙(-0.50)芒岗(-0.71)芒晃(-0.75);其中人口压力较小、土地生产力较高的旱龙村,处于最佳的V-SES动态平衡之中;芒岗村的土地生产力较高但人口压力最大,芒晃村的人口压力小但土地生产力最低,均处于V-SES动态平衡的较差状态。研究结果为村域社会生态系统动态平衡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且对开展更大尺度上的SES研究具有参考价值。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进展

适应性思想和方法因符合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求,对实现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改善旅游地社区生计具有重要意义,业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对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文献系统分析基础上,从研究尺度、研究对象、评估方法和分析框架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评述,研究发现:①研究尺度宏观微观相结合,以小尺度研究居多,中尺度研究需加强,研究对象需要多维度融合;②研究结合多角度框架分析,主要包括"脆弱性-适应性""恢复力-可持续性"和"恢复力-适应性"3种类型,促进多元化评估方法在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研究中的应用;③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需综合多学科领域进一步拓展。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2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3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4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变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自然地理学——2017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述评

面对变化中的全球环境以及变化中的学科热点,以“变化背景下自然地理学新发展与新挑战”为主题的第一届全国自然地理学大会于2017年11月20-22日在南京召开。聚焦地理学与可持续发展、自然地理要素与过程集成、空间数据挖掘与系统决策等当代自然地理学研究的前沿内容,通过学科前沿理论的凝练,引导自然地理过程研究的继续深化;依托理论与方法创新;在典型流域、区域实现了自然地理过程的初步集成,切实服务于人地耦合视角下的可持续社会决策。深化自然地理学分支学科的过程研究、推进综合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提升陆地表层系统观测和模拟水平,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自然地理学在地理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基础学科地位,为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的学科贡献。     

水资源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分析

我国是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之一,明晰水资源属性是解决水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水资源既具有自然资源的属性,又有着特别的社会属性。该文通过对水资源自然和社会属性的分析,认为无论是继续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实行国家垄断,还是明晰水权、逐步建立水市场都必须充分考虑水资源属性,方可能实现水资源支持下的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地系统耦合框架下的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自然环境与人类福祉的桥梁,是人地系统耦合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在构建生态系统服务与人地系统耦合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因素、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流动与需求等研究前沿,提出了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重点领域。主要研究结论认为：①国际生态系统服务模型发展迅速,SAORES模型是中国生态系统服务模型优化与参数本地化的突出代表;②生态系统服务权衡具有相对复杂的时空尺度,权衡分析的前提是辨析不同尺度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功能—服务的作用机制;③自然因素是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分布的基础,土地利用能改变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社会经济因素会导致生态系统服务权衡的差异;④为明晰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需求耦合关系,需进一步识别生态系统服务流的运移路径;⑤未来生态系统服务研究需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特征和机制分析、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流动与需求研究、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评价集成与优化、生态系统服务与人地系统耦合、生态系统服务与大数据集成等。     

人地耦合视角下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研究进展与展望

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是测度其管护效果并提出改进意见的重要手段。论文从人地耦合的视角出发,提出了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不同阶段对应的目标层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有效管理理论、景观可持续理论和社会—生态网络理论在指导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中的作用。依据不同阶段的目标层次,系统地梳理了中国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现状,并提出了提升社区治理在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性、从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向兼顾人类福祉提升的评估、探究管理工作对自然保护地有效性的作用机制、推动自然保护地监测网络与数据平台建设等未来研究趋势,从而完善人地耦合视角下的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路径,以期改善自然保护地有效性评估的时效性、全面性与合理性,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研究进展与网络化探索

论文运用文献调研法与归纳推理法重点梳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的类型、特征与发展趋向,并开展网络化建模的新探索,旨在归纳社会—生态系统研究热点。综述表明,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涵盖状态、过程和响应3个基本面,状态层面的结构研究揭示了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特征与要素间作用机理,并形成了“层次式”“综合交互式”“平衡式”“协同式”“点轴网络式”“开放空间式”6种基本结构类型,但仍需引入新的结构建模思想拓宽这一方向的研究路径。论文探索性地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六边形循环网络结构,阐明社会—生态系统是由双链嵌套循环运转的网络结构,系统性地回答了“社会—生态系统由哪些要素构成、要素之间呈现怎样的关联特征,最终形成的系统结构运行原理如何”3个基本问题。六边形循环网络遵循“点—线—网格—网络”的建模过程以及要素流组网嵌套循环原理,启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协调好社会与生态子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面对人地关系问题更加综合化、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增强等趋势,论文认为社会—生态系统结构研究未来应在理论、方法和应用3个方面突破,理论上增强多学科理论融合与支撑,方法上增强多类型建模互鉴与创新,应用上增强多领域服务拓展与推广。     

美国国家公园系统保护区规模的变化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保护区其规模具有随保护区类型、建设时间和地区分布的不同而变化的特征。自然保护思想和保护区建设中土地的可获得性是形成上述特征的主要因素。其中自然保护思想对保护区规模大小有指导作用，而土地的可获得性则直接影响保护区面积。     

基于社会网络方法的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研究——以泸沽湖为例

基于问卷调查和旅行社推介线路,获取旅游客流数据,借助社会网络结构洞理论、社会资源理论与结构角色理论,运用Ucinet和Netdraw软件,构建跨界旅游客流网络结构模型,并以川滇泸沽湖为案例地,探讨跨界旅游客流空间布局模式、网络结构及节点角色地位,试图揭示跨界旅游客流时空演变、扩散规律及内在机理,为跨界旅游区协同合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泸沽湖跨界旅游客流网络中,丽江古城区、大玉龙景区是旅游客流网络的核心和集散中心;泸沽湖、香格里拉处于次级旅游核心和次级集散中心地位;大理古城区、苍山洱海、昆明市区、束河古镇是重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通道;泸山邛海是唯一位于四川的次级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其他旅游节点中心性指标得分较低,主要接受高等级旅游地旅游客流辐射,相互连接强度较低,为一般旅游目的地和边缘旅游目的地;② 跨界旅游区客流网络存在核心-边缘结构,边界效应极强,客流网络结构分层明显,可细分为旅游核心、云南片重要旅游节点、云南片一般旅游地、跨界旅游地和四川片重要旅游地5类;③ 旅游客流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派系,泸沽湖旅游客流流动路径指向云南片区大玉龙景区、丽江古城区、香格里拉及四川片区泸山邛海,这些地区成为景区突破边界效应,带动跨界旅游一体化发展的关键。④ 川滇两省旅游行政部门共同制定旅游区发展规划,树立统一的旅游品牌形象,整合并优化资源、产品与线路,完善跨界旅游交通网络等是今后泸沽湖跨界旅游合作的重点。     

半干旱区社会-生态系统干旱恢复力的定量化研究

频繁发生的旱灾已成为限制中国西北半干旱区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扰动因子.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理论可以加深人们对干旱环境中的社会学与生态学交互过程与机理的理解,提高当地系统抵御旱灾的能力.社会一生态系统恢复力是指系统能够承受且可以保持系统的结构、功能、特性以及对结构、功能的反馈在本质上不发生改变的干扰大小.目前,恢复力的研究大多停留于定性的、概念上的描述,缺乏对恢复力可操作性的实证案例研究模式.本文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社会、经济和生态3个角度选择水分敏感因子,构建社会-生态系统,建立了恢复力测定的定量模型,计算了过去15年来榆中县社会-生态系统对干旱的恢复力变化,并分析了影响恢复力变化的因素.     

人地系统耦合下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研究进展与展望

21世纪以来生态系统服务退化与人类需求提升间的矛盾愈发激烈,如何有效推进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的协调平衡成为当前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主题.论文通过梳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福祉关系研究的阶段演进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从服务对福祉的影响与福祉对服务的反馈切人,逐步聚焦到供需关系与空间流动、权衡/协同的利益博弈、文化服务的价值化、生态...     

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

伴随着快速城镇化,生态环境剧烈变化与社会经济结构深刻转变使中国城乡发展问题愈发突出,城乡治理面临新挑战。社会—生态韧性理论与城乡治理实践存在紧密关联,但对两者关系的研究欠缺。论文以中国城乡发展问题为导向,厘清社会—生态韧性与城乡发展的关系,构建社会—生态韧性视角下城乡治理的逻辑框架。将社会—生态韧性的核心理念(耦合、自组织和学习)引入城乡规划、个体参与和政策制定,将促进城乡融合和可持续发展。在未来的城乡治理中,需要将社会与生态问题统筹考虑,贯彻人地耦合的理念,形成多层级的城乡协同治理网络,促进适应性治理,培育不同尺度城乡治理主体的合作和创新,尤其要重视城乡社区的学习、适应能力构建。实践中需要充分利用空间规划工具,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乡空间治理范畴,协调城乡生态系统服务与居民福祉的关系,增强城乡对不确定性的缓冲和应对能力。     

千岛湖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与影响机理

立足反映恢复力属性特征的盆地模型理论,构建基于稳定性景观的恢复力评价体系。从脆弱性、应对能力两大层面以及社会、经济、生态三大子系统入手,建立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测度指标体系,运用集对分析法,测度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甄别影响恢复力的主要因子,揭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因子影响机理及曲线规律。结果表明:1 1987-2012年间千岛湖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指数由0.4576缓慢上升至0.5622,应对能力指数由0.0282快速上升至0.9725,恢复力指数由0.1276稳步上升至0.8669,恢复力应是脆弱性与应对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2总脆弱性受生态子系统脆弱性影响最大,总应对能力受经济子系统应对能力影响最大,总恢复力受社会和经济子系统恢复力影响较大。总应对能力对恢复力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中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作用更加突出。3恢复力因子影响曲线可分为线性递增和递减、非线性U型/倒U型递增和递减6种类型,不同阶段、不同因子对系统恢复力作用方式、性质、速率具有差异性,主要以非线性影响为主,且存在不确定性。     

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社会—生态系统（SES）由社会子系统、生态子系统及两者的交互作用构成,具有不同于社会系统或生态系统单独具有的结构、功能和复杂特征。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治理旨在通过适应性的社会权利分配与行为决策机制,使社会—生态系统能够在动态条件下可持续地保障人类福祉。适应性治理理论的形成受到“公共池塘资源管理”“韧性”和“治理”3方面理论的影响,并为“转型治理”与“协作治理”提供了建构基础。该理论具有以下3个主要目的：① 理解和应对社会—生态系统多稳态、非线性、不确定性、整体性以及复杂性;② 建立非对抗性的社会结构、权利分配制度以及行为决策体系,匹配社会子系统与自然子系统;③ 通过综合方法管理生态系统,使其可持续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因此,面对人类行为主导地表过程的“人类世”,实现适应性治理有助于应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鉴于中国的生态环境正处于迅速变化时期,且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复杂,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以下3个方面：① 理解耦合系统的多元互动过程,增强适应能力;② 强调社会—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研究;③ 提高环境变化背景下理解和预测系统动态的能力。     

大别山贫困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影响机理

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主要由社会、经济、生态子系统要素和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相关变化要素构成,是社会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生态环境脆弱性的综合体现。以大别山区9县（市）为例,基于SEE-PSR模型构建理论研究框架和综合评价体系,探讨贫困山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时空演变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由0.52波动降至0.41,其中经济子系统脆弱性指数呈持续下降趋势,社会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呈稳定态势且对区域系统脆弱性综合指数贡献率达到76%,目前区域整体属于较低脆弱并朝着利好方向发展。② 空间差异上,2009-2016年脆弱性综合指数低值县域随时间变化呈波动下降且变异系数较小,脆弱性综合指数高值县域于2013年开始下降逐步演变为较低脆弱等级且变异系数较大;县域间脆弱性空间差异呈现连续波动上升趋势,县域间差异有所增大。③ 阻碍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因素由旅游收入增长率、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乡收入差距、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及耕地面积比率转变为旅游经济密度、游客密度及城镇化率,区域整体由状态主导型脆弱演化为压力主导型脆弱。     

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恢复对侵蚀退化生态系统碳贮量的影响比较

本研究以严重侵蚀退化马尾松林为研究对象,采取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恢复2种措施对退化地进行修复,监测恢复前后生态系统碳贮量变化。结果表明:自然恢复和人工促进恢复后生态系统总碳贮量分别是恢复前的2.78和4.87倍,其中,植被层碳贮量分别是恢复前的14.30和30.87倍,土壤层碳贮量分别是恢复前的1.85和2.78倍。生态系统内土壤碳的恢复速率落后于植被。2种不同恢复措施相比,人工促进恢复的生态系统碳吸存速率显著快于自然恢复(P0.01),人工促进恢复后生态系统碳吸存速率是自然恢复的2.17倍,其中植被和土壤的吸存速率也分别是自然恢复的2.26倍和2.09倍。而且人工促进恢复后的退化系统,碳库在乔木层各器官的分配方式更符合健康生态系统的分配方式,系统功能和结构更加稳定,有利于系统后期恢复。因此,从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的紧迫性和长期性考虑,采取积极的人工促进恢复措施能维持退化系统快速、持续恢复。     

自然的社会建构：西方人文地理学对自然的再认识

自然的社会建构作为西方人文地理学界对自然的再思考,渐成为理解自然与社会互动的重要理论框架,并逐步成为推动人地和谐、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范式。通过梳理自然的社会建构研究理论源起并对西方涉及自然的社会建构的研究文献进行全面梳理发现,自然的社会建构并非单纯指基于建构主义视角考察自然的知识生产或价值与意义,还应该关注自然被生产与形构的商品化过程。现有议题主要聚焦于政治与自然、商品化与自然、社会情感与自然以及日常生活与自然四大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国内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