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实证分析

文章简述了传统测算区域经济差异的方法，以人均GDP、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个指标为例分析了湖北省区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同时建立了评价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体系，选取1990～1998年有关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湖北省区域经济综合差异，并进行了排序和分类；得出了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结论。     

主成分分析在城市PRED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以广东省所辖21个城市为例

依据1995-1999年广东省所辖21个城市科技人口数量增长率，城市人口数量增长率，耕地面积递减率，森林覆盖递减率，三废处理能力增长率，三废排放增长率，人平工资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等指标统计资料，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广东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PRED）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并从众多PRED系统因子中揭示出典型的敏感因子（主成分），同时，也为城市PRED）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并从众多PRED系统因子中揭示出典型的敏感因子（主成分）。同时，也为城市PRED系统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分类提供新的依据。     

中亚五国自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及碳排放影响研究

梳理1992—2018年中亚五国碳排放变化过程,运用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模拟人均碳排放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关系,基于中亚五国人均GDP、工业增加值、研发投入、自华进口中间品和资本品的技术溢出存量等指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以探究碳排放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 中亚五国碳排放先降后升,各国碳排放的变化率波动较大,其中哈萨克斯坦碳排放占中亚五国碳排放比重最大。（2） 就人均碳排放与人均GDP拟合的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关系而言,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表现为倒N型,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中亚五国表现为N型。（3） 中亚五国自华进口额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其中自华进口的中间品和资本品合计约占自华进口总额的3.920%~10.976%,中亚五国整体及各国中间品技术溢出存量均明显大于资本品技术溢出存量。（4） 在影响中亚五国碳排放的诸多因素中,人均GDP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每上升1%,碳排放分别增加0.337%和0.343%,研发投入、交互项LnZJ_it×LnS_it（中间品技术溢出存量的自然对数×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自然对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研发投入每增加1%,碳排放可减少约0.432%,在降低因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上升导致的碳排放方面,中间品技术溢出存量的影响极小。     

四川丘陵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及其驱动能力

以四川68个丘陵县(市、区)为研究区域和对象,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选择农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要素与GDP、地方财政收入、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等经济发展水平重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定量分析得出了工业发展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对丘陵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并就驱动能力进行了定量测度,并选择传统农业县、工业较发达县、旅游和第三产业较发达县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最后,提出了丘陵区发展的主要思路和建议.     

生态足迹影响因子定量分析及其动态预测比较研究——以新疆为例

探讨新疆生态足迹与其主要社会经济影响因子之间的内在关系.计算新疆1990-2006年的人均生态足迹,通过应用偏最小二乘回归(PLS)法和灰色关联熵法,进行比较和印证分析,揭示影响生态足迹的各种因素的重要性程度,筛选出最主要因素,并通过PLS回归和灰色预测拟合效果的比较,选取预测精度更高的模型.研究结果如下:能源消费总量、总人口、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耕地面积6项因子均属于生态足迹的显著影响因子;PLS回归模型拟合的效果优于GM(1,1)模型,说明该模型预测精度更高,可用于未来生态足迹的动态预测.     

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与因素分析

目前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分析，对于城市化和不同因素之间的研究不多。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不同地区的城市化存在很大差异。选取综合经济（人均GDP）、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5个因子作为反映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的指标，利用灰色关联分析，分析1984～1994年和1995-2004年两个时段（分别以1994年和2004年为代表）中国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与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两个时段中人均GDP都是相关性较高的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关联度在增加，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在增加；而信息化的影响程度变化不大，表明中国的信息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AHP权重矩阵构建方法改进及在农地评价中的应用

合理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是准确测度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的关键所在。本文依据灰色关联度对层次分析法(AHP)中判断矩阵的构建方法进行了改进,并获取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分别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综合评价模型和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2001-2012年湖北省枣阳市的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水平及其制约因素进行评估和辨析。结果显示：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GRA)改进后的AHP方法在确定指标权重时不仅能有效降低主观赋权的影响,也可避免熵值法等客观赋权法所存在的弊端;地均农业生产总值、人均耕地面积、化肥使用强度、有效灌溉面积、年降水量、人均GDP和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制约枣阳市农业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最主要因素,但在不同年份各因素的阻碍度表现不一。2001年以来,枣阳市农业土地资源利用的社会经济可持续性水平较高,综合可持续利用水平指数整体上呈增加的态势;但在生态可持续方面,2006年之后不仅明显低于之前年份,而且也显著低于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可持续性。     

基于绿色GDP和生态效率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可持续发展研究是各界一直关注的议题,有效衡量和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状况有利于向绿色高质量阶段的转型。基于能值分析法和Super-SBM模型分别测算了2000—2019年陕西省绿色GDP和生态效率,从经济和环境维度对其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衡量,并以能值理论为基础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对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绿色GDP和GDP总量持续增加,绿色GDP增长速度远不及GDP,绿色GDP指数持续下降,年均降幅为1.88%,过度依赖自然资源消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GDP和绿色GDP总量差距拉开,影响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2）生态效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增加和城市建成区不断扩展,导致生态环境压力上升,可持续发展潜力减小。（3）能值可持续指标（Emergy sustainable indices,ESI）和改进ESI值不断下降,到2019年分别为3.848和2.225,综合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陕西省可持续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良好状态。经济发展过度依赖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单一低效,生态环境压力加大,亟需发展绿色经济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模式转型。     

东北三省服务业发展空间极化的演变及驱动因子分析

以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为服务业发展衡量指标,分析东北三省服务业变化的空间特征,利用基尼系数和崔王指数,从整体和局部两个角度对东北三省服务业发展的非均衡性和极化特征进行测度,以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极化水平为因变量,人均GDP、工业增加值、实际直接利用外资、政府财政支出和市场发育指数的极化水平为自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对驱动因子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认为:1 2000~2012年间东北三省服务业发展程度显著,区域发展差异在波动中小幅上升;形成了以沈阳、大连、长春和哈尔滨4城市为核心的服务业发展格局;中心城市、资源城市及交通枢纽城市主导着服务业发展,差异具有显著的地域性。2东北三省服务业发展差异和空间极化在趋势上均呈现先升后降。服务业发展差异系数在总体上呈增长态势,空间极化指数呈减少态势。3不同驱动因子的作用和重要性不同,在推动服务业极化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均GDP和政府财政支出。     

国家中心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及障碍因素诊断

基于土地集约利用内涵及相关理论基础,结合社会经济数据,从土地利用投入、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产出及生态效益层面构建了评价指标;运用组合赋权法及多因素综合评价法对2006—2016年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分值进行计算;并运用障碍度模型对土地集约利用障碍度因子进行诊断。结果显示:(1) 2006—2016年间上海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始终保持高度集约状态。天津、武汉始终保持中度集约状态;北京、广州、成都、郑州、重庆变化较大,北京、广州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由中度集约上升到高度集约,成都、郑州由低度集约转化成中度集约,重庆由粗放利用转化为低度集约。(2)影响国家中心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准则层主要障碍因子为土地利用程度及土地产出,说明我国中心城市单位土地面积产出无法满足可持续用地需求;指标层主要障碍因子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建成区面积、地均GDP、人均绿地面积及建成区路网密度等。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及其分异机制研究

借助多元逐步线性回归、GWR等模型方法,探讨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最后提出城乡统筹可持续发展建议。结果表明： 1990年以来,东北三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大部分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收入差距整体有所拉大,呈现出“中间高、两端低”的空间特征。 城乡收入差距空间分布格局受经济发展水平、工业拉动效应、服务业带动力和交通通达程度影响,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由早期的正向拉大作用为主,逐步演变为负向抑制效应。 据此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步伐,优化区域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和比重,激发市场活力,破解制约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障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乡村资源开发,开辟致富增收新路径。     

2000年以来广东省经济极化时空演变

选择崔-王指数、变异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等3种方法,以地级市为基本评价单元,对2000年以来广东省的经济极化的时空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广东省经济极化程度呈上升趋势;（2）2000以来,广东省极化现象明显,但是经济总量的极化现象大于人均经济总量;（3）广东省人均GDP和GDP的Moran＇s I均为正值且呈现增大趋势,经济空间集聚程度呈增大趋势,但是人均GDP的空间集聚程度大于GDP;（4）从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来看,广东省经济极化格局2000年以来处于稳定状态。     

甘肃省能源消费碳足迹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英文)

能源消费是人类活动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行为之一,对能源消费导致的碳足迹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应用能源消费碳足迹的相关概念和方法,计算得到了甘肃省1990年-2009年的总碳足迹、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碳足迹产值和碳足迹生态压力;然后利用STIRPAT模型进行岭回归函数拟合,探讨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定量关系,并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最后通过脱钩指数分析进一步研究了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结果表明:碳足迹从1990年的每人0.091 ha上升为2009年的每人0.191 ha,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各能源消费类型的碳足迹构成中,煤和石油占据了绝对地位,其中又以煤所占比重最大,石油次之,天然气所起的作用甚微。碳足迹产值由1990年的1.18万元ha-1增加为2009年的2.51万元ha-1,碳足迹生态压力也从1990年的0.10上升至2009年的0.24。人口和人均GDP是驱动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因素,且回归分析和脱钩指数分析都表明经济增长与碳足迹之间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区域格局变化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社会消费水平差异、格局变化和形成机制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省区间的社会消费水平的差异总体呈现扩大趋势,但其中有一定的波动。通过突变点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社会消费水平差异变化可划分为1978～1987年和1987～2008年两个阶段。1978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南北区域差异格局显著;1987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的区域差异既有南北地区的差异,又有东西部的差异;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水平总体呈现明显的东中西阶梯差异的格局。1978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各地区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人均财政支出和第一产业产值比例因素的影响;1987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人均GDP、交通通达水平和第三产业产值比例因素的影响;2008年形成中国社会消费水平区域格局主要受人均GDP、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因素的影响。     

新疆县域农林牧渔业空间差异分析——基于ESDA与GIS方法

应用ESDA并结合标准差指数(S)、变异系数(V)等方法,从空间相关的视角分析新疆各县市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的空间差异。结果显示:以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来计算的新疆县域间的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呈现北疆高于东疆、南疆的空间差异。2003-2012年间:新疆县域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的空间自相关测度Moran's I呈曲线性增减态势,表明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的空间集聚性呈曲线性波动,但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的年增长率逐年上升。从局部自相关分析来看,区域间呈现两个极端化较为明显,说明新疆农林牧渔业人均产值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不均衡性。     

生态足迹法在长沙县生态县建设中的应用

通过运用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对长沙县2005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计算,得出长沙县人均生态足迹是2.52hm^2/人,以及全县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60 hm^2/人,从而可以看出全县人均生态赤字为1.92 hm^2/人,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县生态赤字最多的是化石燃料土地,然后依次为耕地、水域、草地,这表明全县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已经大大地超出了生态环境承载力,工业的飞速发展对化石燃料的消耗和耕地的占用的急剧增加是产生生态赤字的主要原因,同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     

邵阳市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研究

生态足迹是近年来测度生态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定量方法,也是一种用来度量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压力和响应的一条新途径。通过对邵阳市2000—2004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定量计算,结论为：邵阳市2000～2004年人均生态足迹均高于期间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且每年的生态赤字平均为-0．331hm^2;从生态足迹结构组成来看,邵阳市消费集中在粮食和能源消费上;从时间变化来看,邵阳市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总生态足迹、总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均呈减少趋势。并利用GM（1,1）模型对邵阳市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进行了建模预测,试图为邵阳市相关部门进行人口增长的控制、自然资源利用等决策提供参考。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nd standard and its revision based on climate and topography in China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nd standard is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scientifically allocating various typ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nd it is the basis for drawing up and revising the overall urban planning scheme. Considering China's current urban planning construction land standard, many problems exist, such as the gap in the land use control threshold, the lack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limate revision, and failing to consider the topographic factors.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this study proposed a step-by-step process framework and quantitative calculation method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vision of standar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Total-Structure control. By setting the conditions, a universal basic standard for construction land was established. Quantitative analysis was then conduct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asic standard and the selected key indicators, such as urban population size, sunshine spacing coefficient, the width of river valleys or inter-montane basins, and terrain slope, among others. Finally, revised standards were formed for climate conditions, topography, and geomorphologic conditions, which were matched with the basic standards. The key results are three-fold:(1) The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standard of 95 m~2/person can be used as the total indicator of China's urban planning basic standard, and the corresponding per capita single construction land comprises 32.50% of residential land, 7.42% of public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land, 22.50% of industrial land, 17.50%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12.50% of green space, and 7.58% of other land-use types. The results of the revision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size indicate that the difference in population size has little effect on the total amount of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2) The climate revision results of per capita residential land and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in major cities reveal that the revised climate value varies greatly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China. The revised climate values of the per capita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 vary by latitude as follows: the value at 20°N is 93 m~2/person, the value at 30°N is 97 m~2/person, the value at 40°N is 103 m~2/person, and the value at 50°N is 115 m~2/person. The basic standard land value of 95 m~2/person is generally distributed across the Xiamen-Guilin-Kunming line.(3) The cities located in mountainous areas, hilly valleys, or inter-montane basins can reduce the allocation of community parks and comprehensive parks when the average width of an existing river valley or inter-montane basin is less than 2 km. When the average width of the valley or inter-montane basin is between 2 km to 4 km, the alloca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parks can be reduced. The revised results of per capita sloping construction land reveal that the terrain slope greatly affects the revised value of per capita construction land. Specifically, the revised value at 3° is 3.68% higher than the basic standard value, and the increase rates at 8°, 15°, and 25° are 11.25%, 26.49%, and 68.47%, respective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