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土地覆盖变化对地表温度的影响

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1978年以来的25年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覆盖变化,特别是城市扩展速度非常之快。通过把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相结合,研究了土地覆盖变化及城市增长状况,并且评估了城市增长对地表温度的影响。利用陆地卫星多时段数据监测了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通过陆地卫星热红外单波段反演了地表温度,研究了土地覆盖变化特别是城市增长对地表温度的影响。结果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覆盖变化明显,城市增长显著且不平衡。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化地区的地表温度提高了8.9K。研究表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结合,在监测和分析土地覆盖变化,特别是城市增长状况以及评估城市化对地表温度的影响方面,是十分有效的。     

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中耕地面积的变化特征分析

讨论了１９８０－１９９５年珠江三角洲地区７个主要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面积的变化特点;分析了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速度与耕地面积减少之间的关系。以耕地面积减少系数为主要指标,总结出珠江三角洲地区基于耕地资源利用特征的４种城市化模式。研究发现,部分城市出现的耕地资源过度消耗现象,不应简单地归因于城市化发展,而主要与当地城市发展规划和管理工作不力有关。     

基于遥感的珠江三角洲城镇等级规模研究

从 TM卫星影象提取出城镇实际建筑覆盖专题信息 ,以城镇建筑覆盖面积代替人口统计数据 ,对 2 0世纪末珠江三角洲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变动特点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城镇等级规模总体时空格局、各等级城镇数量与规模变动特征、各行政等级城镇规模变动特征、城镇等级规模总体变动态势。结果表明 ,1 988至 1 998年珠江三角洲城镇的内外圈层空间格局较为稳定 ,核心城镇的地位有所下降 ,各等级规模的城镇均衡化趋势较为明显 ,按行政等级划分的城镇中镇级城镇增长速度最快。     

城镇群体空间关系的生态学透视——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对城镇群体概念进行了辨析,基于生态学理论提出城镇群体是具有个体、种群、群落3种基本空间组织状态,由"人"与"地" 二元构素组成的复杂"人-地"生态系统.据此阐述了城镇群体按照3种基本空间组织状态与二元构素划分的空间关系基本类型.分析了集聚与扩散、增长与演替、遗传与突变(应激)、共生与竞争、寄生(绞杀)与袭夺等城镇群体空间关系的行为方式.以珠江三角洲为例进行了城镇群体空间关系的区域实证研究.     

北京地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究

本文利用1975、1984、1991和1997的LandsatTM/MSS数据,对北京地区改革开放以来22年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1975～1997年,北京地区发生了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大规模土地利用/覆盖变化,表现出城镇用地通过大量占用平原区耕地扩展,非城镇用地间结构变化明显的基本特征。同时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区域差异明显,近郊区和远郊区的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强度发生了逆转,远郊区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强度在90年代已经超过近郊区,而且该区高密度城镇用地的重心也向西北方向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移动,显示出同期北京城镇用地向西北方向扩展的趋势     

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发展的时空差异分析--兼论广州与深圳区域地位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的迅猛增长,珠江三角洲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镇经济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此背景下,文章通过对珠江三角洲三次产业结构及其增长速度演变轨迹的考察,对珠江三角洲的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划分和动因分析,从宏观角度,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城镇经济空间分布的时空差异。以此为基础,通过对广州与深圳经济实力与产业结构的纵向对比,结合两市在城市功能与区位特点等方面的差异分析,揭示了珠江三角洲2座核心城市区域地位动态变化的不同特点。     

珠江三角洲8000年来海平面变化*

本文对9类古海面标志物的107个样品年代数据进行沉积深度棱正、构造升降幅度校正后,绘出珠江三角洲8000年来海平面变化曲线。珠江三角洲8000年来海平面变化可分为趾今6000年前海平面急剧上升、距今6000-5500年海平面波动下降、距今5500-2800年海平面波动上升、距今2800-2200年海平面波动下降、距今2200-900年海平面波动上升和距今900-600年海平面轻徽下降6个阶段。海平面变化曲线与化石硅藻垂向变化、孢粉反映的气候变化、滨岸沙堤形成期和古文化遗址堆积的变化等有较好的一致性。     

珠江三角洲洪水变化及洪水风险与保险

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河网密布,洪水问题一直比较突出。原因不仅在于这一区域内水系交错、堤围众多、洪水时空分布不均,还在于伴随该区域经济发展及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洪水变化。人们对利益与洪水风险的取向直接决定了本区域洪水灾害损失的程度和抗御洪灾的能力。在各种防洪减灾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中,洪水保险是值得重视并应尽快开展的工作。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珠江三角洲旅游创新的协调发展研究——基于二象对偶理论视角

以珠江三角洲九城市为研究对象,借用区域创新二象对偶评价模型,构建区域旅游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区域旅游创新综合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发展水平。通过对区域旅游创新的综合发展水平、协调水平进行评价,发现珠三角九市旅游创新发展呈现U型的不协调发展态势。其中广州、中山的旅游创新能力较强,但是协调度不高;深圳的旅游创新能力较强,协调度较高;其他6城市的旅游创新综合水平较低,协调度较高。据此,应采取加大旅游业创新投入、强化旅游产业创新支撑、加速旅游创新扩散,加强广州、深圳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合作创新等相关措施,大力推动珠江三角洲九市旅游创新的协调发展,以提升区域旅游创新的整体水平。     

珠三角地区耕地多功能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分析

在借鉴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珠三角地区实际情况,构建耕地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求和评分法计算得出耕地各类功能指数。结果表明:2005—2013年珠三角各城市耕地总功能整体表现稳定,空间差异表现为中心城市的功能等级较低,外围城市的功能等级较高,耕地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耕地总功能的最主要因素;耕地的各项子功能整体表现较为稳定,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耕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及城市化水平、要素投入水平和政策因素等是影响各项子功能的主要因素。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性因素

生态游憩空间是居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开放空间。随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以及城市群居民对居住环境和休闲品质要求的提高,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区域组织成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在界定生态游憩空间并对其进行空间解译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集聚和分异特征进行了刻画,并分析了其与人文、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关系,揭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结果显示：① 各城市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的空间分异明显,反映了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缺少有效的区域统筹。② 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规模、等级以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但四者的集聚导向存在差异。③ 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与地形、交通具有空间依存关系,但与水系、旅游要素以及文化资源分布的关联性不明显。④ 生态游憩空间面积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相反,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存在供需空间错位矛盾。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

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和GIS技术,对珠三角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工业生产空间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利用多种模型定量分析了其空间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且扩展热点格局不断变动,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②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破碎化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的变化与此相反;③ 在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与重构。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

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了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演化

旅游地发展演化的研究可以理清旅游地发展的脉络,寻求旅游地发展的内在规律。文章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选取1980、1987、 1999、2008 年4 个时间断面,选取节点发展和交通连接两项指标加以体现城市群旅游空间发展演化过程,以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业绩反映城市节点的发展演化,以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公路交通连接反映城市之间连接的演化。通过构建旅游业发展业绩模型,反映城市旅游节点的发展状况,通过公路交通可达性、公路交通运量的演化反映珠三角区域的城际公路交通连接的演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群区域旅游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最主要体现在从以广州为中心的单极格局转化为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两级格局,珠三角各城市旅游业均取得了高速发展,城际公路交通连接效率和总体运行能力大大提高。但珠三角区域旅游发展的空间布局存在不平衡性,珠江口东西两岸存在较大差异,随着港澳珠跨海大桥的修建及以广州为中心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珠三角城市群旅游空间格局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区域空间网络体系将更加完善。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珠江三角洲城市空间形态及其演化机制对比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引人注目。利用RS与GIS技术方法,并结合经济、政治、规划等因素,对比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来珠江三角洲六大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和珠海城市形态的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979-2008年间,各主要城市在各自的地理条件和制度实践的基础上,演变出不同的空间形态。广州、深圳和珠海是自上而下的发展管治模式,其城市用地随着产业发展和优化而扩张并调整,但不同的城市发展政策造成了各异的空间形态;佛山、东莞和中山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管治模式,空间形态总体上较为分散破碎,并在不同地理区位呈现不同程度的空间联系。     

重新审视珠江三角洲海面升降问题

针对近年学界和传媒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海面升降的关注与争议,特别是对珠江三角洲海平面上升的预估,认为必须严肃对待,重新审视.通过分析广东地下埋藏古树蕴含的古气候信息,认为存在400年左右的冷暖周期;现代进入暖周期,加上工业化温室气体增加而引起全球升温.根据珠江三角洲典型潮位站长期和新近19年的观测记录,对珠江三角洲未来数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