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生活圈划分及建设水平综合测度方法——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社区生活圈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是城市基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基本单元,是城市更新的重要抓手。科学划定社区生活圈范围,综合测度其建设水平,为推进社区生活圈建设和实现公共资源高效配置提供理论探索,为地理环境与居民行为关系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及案例。论文基于生活圈科学划定-建设水平评价的研究思路,通过合并步行规划时空圈和Mapbox时空圈数据探索社区生活圈划定的优化方法,从设施布局、空间可获得性和居民满意度等维度构建生活圈建设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以乌鲁木齐市为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合并步行规划时空圈和Mapbox时空圈数据来划分生活圈范围,可以提升划分结果的时效性和边界准确性。(2)设施布局密度和人均享用量对生活圈建设水平的影响较为显著。(3)乌鲁木齐市15 min步行生活圈平均半径为812.75 m,平均面积为2.10 km²,老城区建设水平高于新建城区,商服类建设水平高于健康管理、教育、出行类等设施,设施数量不足和布局不均衡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面向15 min生活圈的城市服务设施规划模型与实验

生活圈规划是城市公共资源均等化配置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特定城市15 min生活圈服务设施规划实践中,针对某一类公共服务,如何确定其设施数量、空间位置和服务公平性,具有诸多挑战。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首次改进经典的设施区位问题（CFLP）为服务半径和覆盖率双重约束下的部分覆盖问题（μCFLP）,使其适用于生活圈服务设施布局规划。构造μCFLP线性规划模型,设计数学启发求解算法。按照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选择6个典型城市案例区域,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例,进行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实验。结果表明：改进模型适用于城市生活圈服务设施布局规划,能够平衡服务供给成本、可及性和公平性;在人口密度较低的城市,模型对服务半径和覆盖率参数设置敏感,服务质量与效率难以兼顾,而在人口密度高的大都市,相对容易满足15 min生活圈建设标准。本文模型在面向15 min生活圈的城市服务设施规划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一是无须事先确定设施数量,二是能够按覆盖半径与覆盖率探索最优设施布局。     

基于大数据的老年人生活圈及设施配置特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

老年人生活圈是社会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该领域已有一定研究,但在数据类型及其覆盖范围、空间尺度效应、空间分异特征等方面仍需进完善。采用手机信令数据和POI数据等大数据分析方法,以北京为样例,探讨老年人生活圈范围及其同设施配置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① 老年人生活圈存在空间分层特征,包括邻里生活圈、居住区生活圈、都市生活圈等多层次生活圈;② 生活圈同设施配套之间的关系存在尺度效应,居住区生活圈层面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生活圈的影响强度要显著高于邻里生活圈层面;③ 不同设施之间存在差异,购物、休闲娱乐、医疗服务设施等老年人的刚性需求类设施的可达性水平与生活圈半径呈现出负相关,而餐饮、文化教育设施等消遣娱乐设施的可达性则反之;④ 不同的地理区位也存在显著差异,设施可达性水平对生活圈范围的影响在市中心较弱,反而在郊区较强。结论将为国土空间规划和宜老化城市建设实践提供依据。     

15分钟生活圈的建成环境阈值效应研究

15分钟生活圈的高品质空间建设需要以人为核心对建成环境进行精细优化。本文立足居民个体日常活动出行的精细化需求,提出15分钟生活圈的建成环境评估策略,即生活圈应具备日常出行吸引力,在圈内“定住”尽可能多的日常外出活动。基于此,构建基于个体的“出行定住率”指标,利用北京活动日志和建成环境数据,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算法,探讨北京市15分钟慢行生活圈建成环境对非工作“出行定住率”的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以及这种非线性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① 15分钟慢行生活圈内有效的文体、医疗、零售商业设施POI点密度范围分别为3~6个/km²、8~20个/km²、100~300个/km²,有效的公园绿地占比为不超过8%;② 设施和绿地配置与非工作出行定住率的非线性关系受到空间区位的调节。最终为15分钟生活圈的建成环境精细化调整提供了科学分析的思路和方向。     

武汉市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空间异质性影响

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采用手机信令时序数据挖掘与解析居民迁居行为,结合服务设施POI（兴趣点）数据,综合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分析商业服务设施（餐饮、生活性服务、购物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医疗和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结果表明：(1)不同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程度不同,且服务设施在中心城区和近郊区的影响作用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商业服务设施中,餐饮对居民迁居影响最大,其次为生活性服务和购物设施;近郊区商业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大于中心城区,且各郊区新城之间的影响也存在差异。(3)公共服务设施中,医疗设施相较于教育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更大;且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对居民迁居的影响力高于近郊区。     

武汉市中心城区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基于三网融合交通系统的分析

以武汉市中心城区403个住宅小区均价为样本,基于"轨道-公交-慢行"交通路网和住宅价格特征数据构建地理空间数据库,针对公共服务设施不同的使用人群,采用改进的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并构建特征价格模型来定量分析可达性对房价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商业、公园、医疗设施的区位特征已被购房者所识别,其中,具有良好可达性的学校、商场、公园对房价起拉动作用,三甲医院对房价有负向影响。对房价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学校、商场、公园和医院,而养老设施的影响不显著。     

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分异分析——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论文基于高德地图获取的地图数据,使用城市网络分析工具(Urban Network Analysis Toolbox, UNA)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内的6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并对区内90个社区的居民出行可达设施的数量及类别进行测度,最后对各个社区进行总体评价。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北多南少,呈现出“一主多次”的“廾”字形的结构,主要分布在西安路商业区周边和各个街道的次级商业区;② 居民可达设施数量空间差异大,北多南少,各街道均有1或2个区域可达设施数量较多;③ 居民可达设施类型数量存在一定差异,70%以上的住宅楼中的居民可以获得全部6类公共服务设施;④ 各社区居民可达设施总体处于差异较小的均衡状态,但仍有个别社区存在内部差异较大的现象。设施的分布、地物的阻隔和社区的封闭程度对居民获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影响较大,建议构建“设施完善、便捷可达”的15 min社区生活圈。     

长春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格局与机制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是城市功能用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集聚与扩散可以更直接地揭示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中心地的演变特征。本文以长春市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利用城市用地现状图、地形图等数据资源,借助GIS软件,采用核密度、斑块聚合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长春市2003-2013年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与机制。研究发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增速低于城市建成区的增速;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特征的圈层差异明显;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空间结构从“单一化核心+多次级中心”到“多样化核心+多次级中心”,空间格局从“大分散、小集中”到“大集中、小分散”;城市不同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类型表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演变机制为城市功能空间的整体提升、城市功能空间的互动耦合、土地利用的市场竞争、交通设施与网络的完善、城市规划的引导与调控、城市大事件的快速推动。     

基于个体行为的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消费特征及社会分异——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事关城市居民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基于微观个体行为的公共服务消费特征探讨,有助于从需求角度审视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有效性及公平性。以广州中心城区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数据系统分析转型期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及社会分异特征,结果表明:广州中心城区医疗服务设施配置对城市居民购房选择的影响弱于公园绿地、教育和商业设施;费用支出、服务态度及技术设备条件决定城市居民的医疗服务消费选择,空间距离作用较小;医疗服务消费出行时间集中在35 min内,出行方式以步行和公交为主;医疗服务消费支出以自费为主,消费评价总体不高。在社会分异上,高收入群体更重视医疗服务口碑和技术设备条件,对费用支出关注程度较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选择偏好区级及以上高等级医疗服务,对公立医疗设施评价最高;而中低收入群体以"自己处理"及选择低等级医疗设施为主;公立医疗服务空间分布相对均衡,民营医疗设施则与中低收入群体更为接近,这与西方城市公共资源分布格局中的"服务反比例法则"不一致。     

城市医疗机构分级可达性与空间公正研究——以西安市为例

医疗机构可达性是衡量医疗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指标,均衡的可达性水平是实现空间公正的基础。利用医疗机构、居住点POI数据以及腾讯点位数据,采用基于空间格网的最近设施点法分析,探索了西安市不同层级医疗机构的空间可达性及空间公正格局。结果表明：西安市医疗可达性呈现“中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其中,三级医院的15 min圈层分布于主城区;一、二级医院的可达性格局相似,30 min圈层覆盖率超过70%;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15 min圈层覆盖率达到71.02%,仅有2.04%的居住点未被覆盖。医疗资源空间公正形成了4类区域：综合医疗空间公正区范围覆盖90.88%的居住点,48.13%的城市空间;高等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主要位于城郊地带;基本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范围狭窄,仅于行政区交界处分布;整体医疗资源空间非公正区主要分布在西安市南部和东部的秦岭山区。     

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基于公共服务设施专项调查及人口交通出行数据,采用GIS空间分析和数据统计方法,研究广州中心城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广州中心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整体上呈老城区为核心、老城外围为边缘的空间分布格局;区际及不同类型服务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布局的圈层及扇形分化特征突出,次中心区的配置水平逐步提升。自然地理条件、城市建设历史、经济发展、制度政策变革及供给与需求变化是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形成的主要原因。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析

通过构建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指数模型,借助三维模拟及GIS空间自相关技术,探讨了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格局、公平性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呈核心-边缘格局,区域供给规模差异大且与人口分布不相协调,区际及不同类型设施的空间聚集水平差异显著;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综合公平...     

基于POI数据的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布局与业态差异——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大型零售商业设施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运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大型零售商业设施总体及不同业态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分布呈现出由内向外扩散的多中心圈层式结构,沿交通干道生长和连片蔓延趋势明显,中心城区设施临近轨道交通分布指向性突出。不同业态分布差异明显,大型购物中心和商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及外围城区次中心,大型综合超市由中心城区内部向边缘区域扩散趋势明显,大型专业店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的边缘区域。影响因素方面,人口、经济和租金因素对其总体分布影响显著为正。不同业态所受影响因素有所不同,除人口等传统影响因素外,与生活中心、产业园或专业市场的临近性也会分别对大型综合超市和大型专业店的空间分布造成显著影响。     

基于居住适宜性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类型识别——以陇中黄土丘陵区魏店镇为例

以陇中黄土丘陵区魏店镇为研究对象,基于村庄详细调查数据库,在农村居民点空间布局形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乡村“基础生活圈”和布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识别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类型并提出应对策略。结果表明：① 魏店镇农村居民点受自然禀赋和交通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集中为主、分散为辅、散中有聚”的空间布局特征,且景观分异明显;② 10和20 min生活圈内覆盖的居民点面积和数量差异较大,相对集聚状态下的居民点更容易获得公共服务设施;③ 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程度较好,以中、高度适宜为主,二者斑块数量达到1742个,占到所有居民点总数的85.18%;④ 运用空间错位分析的二维组合矩阵将农村居民点“基础生活圈”和布局适宜性评价相叠加,重构为集聚提升型、引导发展型和搬迁扶持型。     

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分析

以教育、医疗和文体设施为例,采用Kernel密度分析和通径分析,研究了广州市城乡公共服务设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1）城乡聚集水平差异显著,总体上呈核心―边缘圈层结构格局,其中老城区为核心区,新开发区为过渡区,而广大农村区则为边缘区;2）不同类型设施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各具特色,医疗设施密集程度最高,教育设施次之,文体设施最低;3）区际空间分布不均,行政区划烙印明显,越秀、海珠和荔湾区核密度最高,与增城、从化差异显著,行政边界成为Kernel密度等值线连续向外扩展的割裂线;4）通径分析表明,人口因素决定公共服务需求,是影响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因素决定公共服务供给,防止人口过于集中分布和增加公共服务设施投入是解决广州市公共服务设施城乡分布不均最有效的方法。     

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进展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是城市社会性服务业的依托载体,是指城市中呈点状分布并服务于社会大众的教育、医疗、文体、商业等社会性基础设施。西方国家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理论及研究主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确立社会公共服务的政府单中心供给模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区位、供给效率是研究重点：70年代至90年代,从公共服务的双主体联合供给理论出发,探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公平;90年代以来,在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理论基础上,从社会结构视角深层次研究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空间可达性差异及社会空间分异。     

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研究

利用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工具研究2014年北京市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的均衡性。以市域各街道和乡镇为评价单元,构建供给指数、需求指数度量各单元内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和需求,据此分析和评判北京市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及服务质量的均衡性。研究结果表明:在市域尺度上,由于城市发展历史的影响,北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均衡性呈现核心-边缘的格局;在区县尺度上,受行政体系和城镇体系的等级性影响,均衡性程度高低与城镇等级高低相一致;公共服务设施的供给指数与需求指数相关性显著,可判定设施空间分布总体上比较均衡;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发现北京市存在设施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区域,其中教育设施、城市公园设施和医疗设施空间布局的均衡程度高于文体设施。     

基于居民时空行为的社区日常活动空间测度及活力影响因素研究——以南京市沙洲、南苑街道为例

新时期人本导向的社区生活圈规划转型关注居民的日常活动对社区空间的利用情况,从而反映出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需求.但目前研究较少关注不同类型居民的差异化时空行为特征,不能有效应对社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论文结合行为地理学的理论,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基于居民出行活动的频率和密度测度其核心活动空间和弹性活动空间,分析不同类...     

居住环境多维剥夺的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以郑州主城区为例

设计城市多维剥夺度量方法和提高剥夺地理识别的精度,是近年来城市社会地理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政府高效建成和谐舒适的人居环境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根据居住小区规划标准和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要求,从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设施邻近入手构建城市居住环境评价框架与识别方法,对郑州居住环境剥夺开展街道尺度的地理识别,并对识别出的街道按照消除剥夺政策措施的相似性进行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 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低的街道呈现“十”字型分布格局,剥夺指数值由“十”字型的中心向外逐渐增加,并且任何两个环境剥夺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居住环境剥夺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单一维度的剥夺指数值呈现显著空间集聚特征,但不同环境维度的空间变化呈现不同形态;③ 32个街道被识别为多维环境剥夺区,根据剥夺维度将其划分为噪音环境剥夺型、教育医疗剥夺型、生活出行剥夺型、品质生活剥夺型、居住条件缺乏型五种类型。依据不同剥夺类型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改善街道居住环境的适宜性和增强其街道活力。     

哈尔滨市商业中心时空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

商业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其空间形态与发展规律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哈尔滨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利用2012年、2014年、2016年的城市商业设施兴趣点(POI)数据,采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核密度分析、平均最邻近距离等方法,探究哈尔滨市商业中心时空演变规律与空间集聚特征。研究表明:(1)各类商业设施数量均有增加;中心城区商业设施向外扩散,且发展速度不均衡。(2)整体上,商业设施集聚程度不断增加,向城市外围蔓延;商业中心高密度区呈"面域+极核"发展,数量不断变化;商业设施的范围呈放射型面状扩张。(3)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商业布局呈"圈层+组团"的空间集聚状态,商业布局总体上是以中央大街商圈为中心向外扩张的;各类商业设施的集聚程度有明显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