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郊区传统村落价值评价及可持续利用模式探讨——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为例

北京市西部门头沟区保留有许多传统村落,这些传统村落经过历史的积淀而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京西独特的景观旅游资源。在深入系统调查的基础上,结合悠久性、完整性、乡土性、协调性、典型性对传统村落的价值特征进行了综合评价,将传统村落划分为遗产性村落、特色性村落和保护性村落三种类型。在探讨传统村落可持续利用机制的基础上总结了传统村落可持续利用的6种模式。     

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发展多情景分析及振兴模式构建（英文）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旅游型传统村落系统解决生态环境污染、社会文化变迁、传统村落原貌消退等问题。以北京市6个传统村落为案例地,综合运用熵权层次分析法、情景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通过利益相关者的感知评价结果来探讨旅游型传统村落的绿色发展未来变化特征,并基于此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振兴模式。主要结论如下：（1）从绿色发展情景方案来看,基准发展情景、经济振兴情景和绿色振兴情景方案的具体特征和目标函数不尽相同;（2）从利益相关者对情景方案的感知评价结果来看,不同情景方案下的案例村落绿色发展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嬗变,但无论对于何种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的传统村落来说,绿色振兴情景方案均是最优选择;（3）构建了以绿色经济为关键、以传统文化为核心、以生态文明为基础、以村落社区为主体、以外部政策为保障的五位一体的旅游型传统村落绿色振兴模式。本研究成果有助于丰富绿色发展和乡村旅游理论,可为旅游型传统村落的绿色振兴提供理论参考与科学指导。     

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

文献①分析发现,国外传统村落旅游存在多种驱动模式,研究的内容有传统村落旅游影响、传统村落社区与旅游、传统村落游客体验等,旅游研究的区域性很明显.基于国外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现状与国内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特点,认为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研究在如下方面有待深入:个案研究的拓展;旅游资源本体可持续性研究;旅游资源的再创造性;游客体验和游客感知;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现象的多学科研究.     

中国传统村落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通过梳理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其研究态势,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思路。首先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概述,将国内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历程分为起步探索、初步成长、繁荣发展3个阶段,并基于CiteSpace软件对研究者及发文机构、关键词及研究内容、研究前沿进行量化分析,发现：①核心研究者之间联系较弱,多处于独立研究状态;②发文机构之间合作度低且地域主要集中在南方;③研究内容主要为传统村落的乡村旅游开发、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与保护、社区参与传统村落旅游发展及传统村落与生态旅游;④传统村落旅游的研究前沿分别是传统村落旅游新业态、传统村落旅游与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开发新路径及传统村落旅游绿色发展。     

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活化可持续路径模型建构

传统村落作为承载中国传统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空间场所,近年来受到学界和产业界持续关注。在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传统村落面临消失、衰败与空心化的危机。随着现代城市居民快节奏、强压力和怀旧观驱使,寻找乡愁和记忆的故乡成为乡村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机遇。如何保留并传承这份“礼失而求诸野”的宝贵空间成为重要理论议题,也是具有中国特色实践价值的命题。通过综述国内外研究,从理论视角探讨了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提出“旅游活化”这一理论概念以振兴并传承传统村落的自然、社会和文化资源价值,从而实现可持续保护与利用。借鉴吸收了文化地理学三层文化体理论,提出了传统村落旅游活化的可持续路径模型,模型以旅游为出发点,遵循物质层、社会层和精神层的基本演化路径,明确了各层的实施策略和旅游活化所对应的资源价值要素,提出各层在旅游活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重点问题,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提供了理论支持。     

认知重构与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演化 ——以湖南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采用开放式问卷、深度访谈和扎根理论方法,构建旅游创新年谱,识别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的认知基础和认知维度,探究认知重构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由旅游服务创新主导向旅游体验创新主导演化。(2)客体变迁与认知主体学习驱动村民四维认知重构,并通过旅游创新主体多元化以及路径创造推动旅游创新演化。(3)传统村落家的体验将深层次化,真实性将得到重构;自组织旅游创新演化将成为传统村落旅游地演化的重要力量;社区旅游创新既是村民对家的重塑和美化,也是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     

中国典型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4种村落的考察

以中国传统村落、民族村寨、旅游重点村和森林乡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ArcGIS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典型村落整体上以胡焕庸线为界,呈“东南密集,西北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2)中国典型村落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集聚性,其中传统村落高密度区分布于黔东南-湘西、皖南-浙西南-闽北、晋东南一带,核心区呈“品”字形格局;民族村寨高密度区位于湘桂黔交汇处,由西南向西北和沿海地区逐渐减少;旅游重点村以京津冀和沪苏浙为双核心向西辐射到青甘、川滇一带;森林乡村则以北京以及浙江与安徽交界处为双核中心向周围辐射分布;(3)影响典型村落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有地形地貌、水文、交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以及生态环境等。全国典型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能为全国典型村落的开发保护和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与参考。     

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资源约束下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基于社区旅游参与和案例比较视角的研究

探讨资源约束下社区参与视角的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形成机制,有助于社区旅游参与能力提升以及社区参与基础上传统村落遗产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安徽宏村与湖南张谷英村为案例地,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对关系嵌入、知识获取与资源约束下传统村落旅游创新意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与案例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参与背景下,关系嵌入实际区分为行业嵌入、政治嵌入和社区嵌入三维度,其中,行业嵌入对社区旅游参与者的知识获取和旅游创新意愿的影响不显著,政治嵌入通过知识获取影响社区旅游创新意愿,社区嵌入对社区旅游创新意愿有双重作用机制,是最重要的社区旅游创新意愿驱动因素。在传统村落从生活聚居地演化为成熟旅游地的过程中,存在社区嵌入与政治嵌入的下降风险;从长期看,传统村落社区旅游创新意愿形成机制的实现需要克服由此造成的干扰。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

文旅融合发展有助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以北京市16个典型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理论框架的基础上,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加权TOPSIS模型进行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采用模糊定性分析法（fs/QCA）解析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组合路径。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是一个沿着“文旅资源深度融合—文旅产品体系培育—文旅产业功能提升”脉络,持续向传统村落地域系统释放综合效益,进而推动传统村落全面振兴的动态过程。(2)案例村落的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整体差异较大,不同效益维度呈现梯级分化的典型特征,各村自身在4个效益维度上的水平具有非均衡性。(3)单因素必要性分析中,所有单变量因素均无法单独成为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4)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组合路径共有3种类型,即成熟发展路径、快速发展路径及渐进发展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影响要素组合。本文从文旅融合视角为传统村落全面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科技支撑。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及影响初探

传统村落的旅游开发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形式,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路径。虽然原住民在传统村落旅游开发中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但也确有一些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较多展现了村民在旅游空间生产中的权力及影响,但这是否就更有利于传统村落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呢？本文主要借鉴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结合对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古村的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的特点及可能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参与模式之所以较多体现村民的主导作用,往往是因为外部资本和地方政府的介入较少,这虽然有助于保障参与旅游开发的部分村民的利益,但也容易陷入投资不足、低水平开发的困境,而且受限于村民的文化素质和利益短视倾向,传统村落旅游会遭遇更明显的经济利益与文化保护之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复杂矛盾,不利于旅游开发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这就是说,社区参与模式下的传统村落旅游空间生产未必能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乡村振兴,地方政府的科学指导和外部人才、资本、技术等的引入,可能有助于克服由此带来的急功近利倾向。     

“美丽中国中脊带”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及活化策略

以“美丽中国中脊带”区域97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从本体价值禀赋、遗产资源组合优势、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环境及区域旅游发展水平4个维度构建传统村落旅游响应评价体系,通过熵值法、TOPSIS法计算各单元旅游响应度,并运用ArcGIS 10.2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表明：(1)各单元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差异明显,南方高于北方,胡焕庸线东侧高于西侧,呈现由高到低依次为南部、中部、北部的空间格局;省际之间传统村落旅游响应度较低、空间分布较为均衡;传统村落资源丰富,但旅游开发利用程度整体不高,79.38%的研究单元旅游响应度在3级以下。(2)传统村落旅游响应3级及以上的景观亚区均位于胡焕庸线的东侧,空间分异明显;景观区、景观亚区传统村落数量与该区域旅游响应相关性不强;景观大区传统村落数量与该区旅游响应度有一定的耦合性。     

苏南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及特征研究——基于苏州12个传统村落的调查

乡村性作为乡村的本质属性,是村落得以存续的关键。在面临剧烈的内外部重组与分化中,传统村落乡村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忽视甚至埋没。以苏州12个国家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根据发展路径将其划分四类,并通过构建传统村落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对其进行乡村性评价。研究表明：苏州传统村落乡村性基本保持较高水平,但不同发展路径村落乡村性构成特征各异。传统技艺型村落在产业驱动下乡村性得到均衡增强,旅游发展型村落在片面激活中产生乡村性极化,综合开发型村落的自我探索维系着均衡的乡村性,生活服务型村落在城乡互动中面临乡村性衰败危险。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要以乡村性的整体均衡提升为导向,选择适宜的发展路径。     

旅游驱动下的传统村落城镇化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宏村为例

旅游开发已成为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有效途径,使得传统村落地域土地利用、就业方式、产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旅游发展成为传统村落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文章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宏村为例,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土地、产业、人口等方面探讨了旅游驱动下地域城镇化的过程。结果表明:1)宏村的土地城镇化过程主要发生在景区外围,表现在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2个方面,申遗前宏村的土地开发主要集中在景区内小规模的扩展,申遗后发展方向转移到与宏村隔河相对的际村,土地开发速度快且规模较大。2)经过近30年的旅游发展,宏村的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逐渐以第三产业为主,2012年第三、二、一产业结构为68∶21∶11;同时旅游小企业快速发展,国际奢华度假品牌企业开始进入。3)宏村人口地域集中化趋势较为明显,主要是在旅游利益吸引下本地居民的返回以及外来投资者和劳工人口的流入,当地居民就业结构向非农化(旅游接待业)方向转变,生活方式日益现代化,社会行为方式及居民思想观念等方面日趋城市化。最后,简要讨论了影响宏村旅游城镇化的因素。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研究——以湖南德夯村为例

当前,传统村落地域空间系统呈空心化态势,而三生融合作为地域空间系统发展的优良状态,其融合过程也是空心化问题治理的过程。探索典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达到“三生”融合的驱动因素和驱动过程,可为传统村落空心化治理提供借鉴思路。基于此,论文从实践论的角度对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概念进行定义,以湖南德夯苗寨为例,依托扎根理论对影响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相关变量进行解构,再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动力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生态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本底基础,包括人化生态实践和原始生态实践两条回路;(2)生产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物质动力,囊括旅游产业发展、旅游产业创新和旅游生产阻力三条回路;(3)生活子系统是“三生”融合的关键保障,由物质生活实践、精神生活实践和制度生活建设互动三条回路组成;(4)生态保护限制了生产和生活的无序扩张,生态产品打造促进旅游产业发展、改善居民生活,居民生活实践又反促旅游生产创新和生态保护,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功能叠加。总结其地域系统在多重因果键和因果回路循环下达到“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模式,可为同类型传统村落提供借鉴。     

浅析中国山地村落的聚居空间

中国传统村落数量多、分布广、个性鲜明，被称为“传统文化的明珠”、“民间收藏的国宝”等，其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人聚环境，近年来逐步受到世人的瞩目。山地村落由于所处地形地貌的特殊性，空间特征明显，形象清晰，无论是选址、布局、意境追求、景观建构均呈现显著的空间意象和外在景观，构成历史文化价值丰富的村落文化景观。开展中国山地村落聚居空间的系统研究，不仅是文化研究、乡土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是城乡规划、旅游规划及现代旅游文化村落设计的需要。特别是在传统村落面临急剧损毁的今天，倡议传统村落及其保护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从乡土建筑、地方文化、景观资源三方面入手，提出山地村落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分析中国山地落环境空间、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等的形成及布局特点，并试图探讨以下几个论点：对中国山地村落的类型及境界进行分类；阐述中国传统的、系统的村落规划思想；对山地村落作多维空间的立体图象研究，寻求景观后深刻的文化影像；完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保护制度的措施等等。希望能对山地村落文化景观的理论研究有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提出一些理论依据。     

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多情景模拟——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

在乡村旅游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外部市场活动频繁介入到传统村落场域,村落敏感性和脆弱性加剧。基于产业系统风险构成,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按照“风险扰动—适应过程—适应结果”的纽带因果关系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设定高、中、低3种风险模拟情景,预测分析不同情景下传统村落的风险适应机制,结合关键驱动因子探讨适应优化的决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歙县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大多处于中高等级,空间上呈现一定的优势集聚;2）低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生态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利用,应对能力和学习自组织能力作用较大,建议现状低风险村落发挥内外联动机制,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3）中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表现为经济发展缓慢但社会组织基础稳定,学习自组织能力和缓冲能力影响较大,建议现状中风险村落完善各项设施配套,激活可持续内生动力;4）高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产业发展面临困境,风险应对机制和再生产逻辑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建议现状高风险村落将保护修复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外部力量的有效干预。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评估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可加深现有研究对传统村落风险适应主体多元化、过程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动态化...     

陕西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

文化遗产景观是地域文化的符号表征,文化遗产景观基因则是地域文化代际传承的基本“遗传”单位和文化遗产景观形成的决定性因子。目前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研究已成为文化地理学的重要方向之一。通过识别与提取隐藏在文化遗产景观内的文化基因,可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基本特质。传统村落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遗产景观,整体上延续和传承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集中体现在传统村落内的文化遗产景观之中,对传统村落进行遗产性景观基因识别研究可揭示地域文化的人文地理性和传统村落的社会文化性。基于地域文化遗产景观基因理念,以陕西省35个代表性传统村落为例,首先从宏观和中观尺度,分析了传统村落遗产性景观的文化环境特征;其次从微观视角,建立了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综合运用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方法,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的基因特征进行分析,识别出传统村落的地域文化特质。本文旨在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认识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遗产景观,为实现传统村落的文化复兴提供科学依据。     

北京市高端旅游发展探析

近年来,随着国内旅游消费升级和旅游产业转型加快,高端旅游市场培育和高端旅游产品开发日益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内容。高端旅游产品具有高品质、个性化、高附加值、高生态质量的特点。在界定高端旅游产品概念和主要特征的基础上,全面盘点了北京高端旅游产品开发利用的现状。总的来看,北京市以开发高端会类旅游市场为突破口,注重创新高端旅游营销方式和优化环境,高端旅游发展迅速。但北京高端旅游产品体系不健全,高端旅游市场、产业和区域合作有待进一步拓展,高端旅游政策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以期为高端旅游管理和研究提供参考,为高端旅游企业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