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发展演化：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分类与演化特征

资源型城市是中国式"问题城市"的代表,但它本质上不属于同一职能类型.随发展阶段的不同,资源型城市表现出不同的职能特点.本文利用全国城市职能分类的成果,按照优势职能、突出职能、职能强度和职能规模四要素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特征进行了整理.按照优势职能将资源型城市划分为典型期资源型城市和变异期资源型城市,按照突出职能划分为采掘业城市、制造业城市和商业城市,按照职能强度和职能多样化程度划分为职能专业化和职能多样化的资源型城市.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职能具有多样化的趋向,但多数城市仍囿于采掘业城市和制造业城市的范畴,并且职能演化缓慢反复.这说明,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仍将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命题.     

中国沿海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及突破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区域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是探讨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区域经济韧性的关键。本文以中国沿海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面板数据对2002—2017年区域经济韧性、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利用一步系统GMM估计,揭示了影响中国沿海地区区域经济韧性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金融危机初期,中国沿海各地区经济韧性差距缩小,但随后出现较明显分异：上海和广东呈“U”型分布;福建、广西和海南不断提高并维持在较高水平;江苏和浙江的在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常态初期出现两次下降,随后较快回升;环渤海地区则大多为负值。(2)中国沿海各地区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度普遍高于路径突破度,且整体呈现出波动下降和上升的趋势,以路径依赖为主的产业演化逐渐向路径突破方向转变。(3)金融危机冲击下各地区新产业的数量明显减少,新产业在钢铁及其制品的进入优势迅速下降,转而集中出现在化工、机械制造等产业。(4)产业演化路径依赖和路径突破对提高区域经济韧性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路径突破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更为突出。     

中西部典型资源型城市环境脆弱性评价

在对环境系统脆弱性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从资源型城市环境系统对区域环境因素敏感指数和适应指数两个方面构建了脆弱性评估模型,并对中西部20个地级以上典型资源型城市进行了评估。在综合考虑不同资源型城市环境系统脆弱性特征的基础上,根据脆弱性得分划分为严重脆弱、一般脆弱、轻微脆弱3种类型。研究结果发现,从分布区域来看,中部环境脆弱性小于西部;从城市资源类型来看,脆弱性依次为:有色金属城市煤矿城市石油城市黑色金属城市。     

资源产业依赖、人力资本与“资源诅咒”假说——基于资源型城市的再检验

利用2003—2013年中国典型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在考虑潜在内生性的条件下,使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开展"资源诅咒"假说的再检验,进一步讨论资源型城市的人力资本能否有效缓解"资源诅咒"。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资源产业依赖对增长的负向作用,但却不能明显抑制"资源诅咒";资源型城市普遍存在资源产业依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挤出"。     

资源型城市发展演化路径及转型调控机制——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困扰中国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难题,深入剖析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根据其演化规律,提出针对性的转型发展策略显得尤为重要.以甘肃省白银市为例,结合资源型城市生命周期的3个发展阶段:勘探兴起期、鼎盛繁荣期、枯竭转型期,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思维方法,揭示了资源型城市的演化呈现出多个正负反馈机制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梳理了不同演化阶段的表征.总体来看,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体制痼疾、路径依赖和外部不经济三大困境,亟需综合性的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策略进行规划引导响应.     

制度演化与区域经济弹性——两个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比较

区域经济弹性是后危机时代经济地理学一个热门研究议题。已有研究侧重于将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化成区域经济体在受到冲击或干扰后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应对能力和手段,但缺乏动态演化观。基于制度演化视角,将区域经济弹性概念化成一种制度演化过程,并根据制度演化的不同模式（如层叠、转化和替代等）,提出了一种分析和理解区域经济弹性差异的方法。该方法将被应用到中国两个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山东枣庄和辽宁阜新）的经济弹性比较分析中。通过关注2000年后两地新产业的诞生过程和机理,结果显示：枣庄的经济弹性同制度良性层叠和转化这两种模式密切相关,这两种模式有利于促进区域产业更新和多样化;然而,阜新的经济弹性则表现出一种对原有制度的不断厚化过程,使得在产业上体现了较强的路径持续和拓展性。制度演化视角能结合区域经济弹性的过程、能力和结果这三个方面,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弹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的时空分异与协调演化特征

资源型收缩城市“精明”与“健康”发展是形成节约型空间格局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认识生计脆弱性与经济效率的有机关联是破解资源型收缩城市“空间失控”、建立“以人为本”精明城市发展的重要支点。通过对资源型城市与收缩城市的界定,筛选东北三省1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建立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uper-SBM模型和函数模型法分别对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的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并通过SPSS软件对2个系统间的发展规律进行相关性分析,选取2006年、2009年、2012年和2015年4个评估时点,引入协调模型对两者间的协调性进行时空分析。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资源型收缩城市经济效率低主要是由于投入大、产出小;② 城市生计整体呈现出脆弱性,其中公民教育程度是导致生计呈现脆弱性的关键因素;③ 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脆弱性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④ 研究期内城市经济效率与生计抗脆弱能力的协调性是由失调阶段到协调阶段的过渡,整体上呈现东部、北部地区集聚上升发展,西部、南部地区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区域差异较大。     

中国城市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19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深入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空间格局演化、集聚模式与驱动因素,主要结论如下：中国数字经济呈现平稳发展和空间集聚趋势,发展重心偏向东南部,空间格局总体呈现东强西弱格局,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发展“四级”格局逐渐清晰。加速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中西部地区,起跑发展型城市主要集聚在“胡焕庸线”以东,平衡发展型城市呈现零星分布。信息化基础、地理区域、经济水平、人力资本等对数字经济空间格局与演化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化基础和人力资本的影响越来越重要,而地理区域的影响逐渐弱化。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波动特征与影响因素——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借助H-P滤波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2000~2014年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以来经济发展的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资源型城市经济总量保持上升趋势,但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与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政策和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历程相吻合;② 第三产业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而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作用强度仍然较弱;③ 东北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可划分为试验阶段、全面启动阶段和深化阶段,经济转型深化过程中应加强实践探索,激励体制机制创新,构建有利于衡量测度的指标体系。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研究述评及启示

由于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多元和综合属性,其研究内容往往呈现跨学科的属性,涵盖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进化论和复杂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强调历史过程和空间异质性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因其超越原有的单线逻辑的叙事而受到旅游研究者的关注。作为旅游目的地研究的新范式和新理论,演化经济地理学被应用于旅游目的地的演化路径和演化动力机制,并为其提供了“结构—过程”分析视角。而另一方面,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及演变,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有着较大区别,只有在充分立足于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实际状况和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才能够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的旅游目的地理论体系,探索更为多元化的旅游研究方法。加强与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结合能够为中国的旅游实践提供较为宏观尺度的政策分析视角,进而有助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加强中微观层面的多尺度耦合机制和多元主体行为研究,将有助于探索不同利益相关者参与下中国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技术关联研究进展

技术关联是现阶段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概念,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和现实经济增长路径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演化经济地理学的背景下,探讨技术关联的概念和测度方法,从静态和动态2个视角探究技术关联影响产品演化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在国家、区域和企业等不同尺度上梳理了相关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研究证明了产品演化路径显著依赖技术关联,即遵循路径依赖过程。近年来一些研究成果发现,有些区域通过向技术不相关产品进行演化从而实现了路径突破,并对其原因进行剖析,发现金融危机与扶持政策等外生力量和地方环境与制度等内生变量都会导致路径突破。中国发展路径的特殊性为西方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提供很好的案例,同时也为中国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创造重要契机。     

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产业集群成长——河南鄢陵县花木产业的案例研究

产业集群的成长是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动态交互作用下实现的。通过河南省鄢陵县花木产业集群的案例分析,试图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来挖掘决定分工深化、知识创造的因素,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的关系及其影响集群成长的机制。研究发现,产业集群是解决"分工好处和交易费用增加的两难冲突"的一种高效产业组织模式,也是同时实现劳动分工协调与知识协调的一种高效协调机制;市场需求扩大、分工深化、知识创造与扩散之间互动引致的收益递增和集群租金,构成了集群成长的关键机制。而在分工深化与知识创造中,政府的强力推动、地方创业家的兴起、知识传播通道的建构发挥着关键作用。     

中国城市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通过对221 BC-1911 AD年间中国城市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① 在整个研究阶段,中国城市分布的重心位于中东部地区,秦—唐时期重心向西南地区大幅移动,唐—元时期重心先东北方向移动后转向西南方向,元—清时期重心主要向北移动。以腾冲—瑷珲一线为界线分区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阶段西部重心在南北及东西方向呈现出较大的波动趋势,东部重心呈现出与全国类似的运动轨迹。② 标准差椭圆分析表明全国及东西部地区城市分布经历了明显的分散—集聚—分散的变化趋势,其中西部地区最为明显。从城市分布的平均方向看,全国及东部地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均以东北—西南为主要分布特征,西部地区是以西北—东南为主要分布特征。③ 从城市密度分布特征看,其空间连续性和自组织性不断加强且由空间相关性引起的结构性变异处于显著状态。从方向上来看,全方向上的均质化程度呈下降趋势,西北—东南方向各时期城市密度均质化程度相对较好,空间差异相对较小,而东—西方向差异最为明显。④ 分析不同时期城市设置的相关因素发现,221 BC-1911 AD年间,中国城市设置相对集中在地形平坦、气候适中且靠近河流及中心城市的地区。     

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

区域产业不断演化与升级推动区域的持续发展。演化经济地理学强调内生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的作用,却忽视了外生因素以及制度因素等所带来的路径突破和创造的机会。利用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研究中国城市出口产品的演化路径。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发展受到原有产品结构的影响,表现为路径依赖。然而,这种路径依赖发展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具体而言,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出口产品演化受到产品关联的影响最大,更多的是扩展与本地具有技术关联的产品;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对技术关联的依赖相对较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对外联系、技术关联集聚经济和制度环境均有利于削弱对城市现有产品结构的依赖,有助于创造新路径。     

中国农业地理集聚格局演化及其机制

通过对1981～2008年12类农作物种植重心、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专业化指数的计算,探讨了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种植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及演化路径,并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构建分析框架探讨其演化机制。结果显示:(1)中国种植业整体上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增大,区域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逐步加强。(2)与制造业地理集聚总体呈现"南下东进"不同,种植业地理集聚逐步"南下西进",从东部省份向中西部省份转移,东北地区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也是重要的集聚地,而昔日鱼米之乡的优势已逐渐下降。(3)农业地理集聚格局的演变经历了由自然集聚向社会集聚进而形成完善的农业生产体系的过程,其中,自然集聚的作用日益减少,而社会集聚作用逐步增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社会变异步伐的加快,也将进一步推进农业的地理集聚和空间重构。     

中国内陆河西五市对外出口的路径演化：类型、过程、特征及驱动机制

中国多数内陆城市常年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如何打破原有路径依赖,真正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对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产品贸易数据和企业、政府实地调研数据,通过动态二元边际分解和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测度,对中国内陆城市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演化过程及机制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① 河西五市对外出口路径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两类。第一,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正处于从对外出口的初始路径创造到路径分化的探索阶段,且开始尝试由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向“核心区”跳跃。第二,嘉峪关和金昌两市经过对外出口初始路径创造、深化阶段已进入对外出口路径锁定-需路径突破的新阶段,但依旧处于出口产品空间“边缘区”。② 河西五市两大类路径主要受政策主导,并在技术创新、贸易壁垒、信息网络和交通网络共同驱动下进行演化,这与东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别。③ 河西地区两类路径的演化机制存在差异。受宏观历史政策的影响,酒泉、武威和张掖三市早期对外出口路径演化滞后,但自2000年以来,在一系列的政策作用下,对外出口路径演化开始趋于分化;而嘉峪关和金昌虽然早期积累了大量技术和人才优势,路径演化较快,但受企业惯性影响,后期陷入“刚性专业化”陷阱。研究结果有助于中国内陆欠发达城市探寻对外贸易路径突破的有效途径。     

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的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进展

经济复杂度是近年来演化经济地理学的重要议题之一,其关注产业结构转型和内生增长路径,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结构转型过程,对经济地理学、发展经济学等理论深化具有重要作用。论文介绍了经济复杂度的理论背景,梳理了演化经济地理视角下经济复杂度的内涵、概念及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回顾了经济复杂度的主流测度方法,并基于产业多样化与产品空间理论探究了经济复杂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而回顾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收入差异和创新等方面的实证研究进展,发现绝大多数文献证明了经济复杂度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区域可以从提升产品空间密度的思路出发,通过提升产业生产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复杂度提升。中国经济复杂度高于相同收入水平的其他国家,发展路径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为经济复杂度理论研究提供了案例,且在实践中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以郑东新区为例

基于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构建了区位机会窗口、金融机构衍生、区域产业分叉、制度厚度“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郑州为案例,以郑东新区金融产业集聚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了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过程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在金融产业集聚起步阶段,郑东新区开发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在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衍生是金融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在全面提升阶段,区域产业分叉是金融业态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主导力量;在郑东新区金融业集聚演化的全过程中,持续改进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安排使制度厚度不断加厚,自增强机制使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不断增强。与制造业的企业衍生、产业分叉过程不同,金融业集聚演化缺乏从大学实验室、科研机构、已有产业衍生和分叉出以技术为纽带的相关企业的实践,但对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有更强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