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2010年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公路可达性演化研究

以14个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1980年、1995年、2010年的公路网络数据,定量分析公路网络结构及公路可达性的演化,并通过对公路可达性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14个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公路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化趋势。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0年,14个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公路网络结构不断优化,但优劣排名具有较稳定的继承性。1980~2010年,网络可达性有不同程度地改善,网络可达性的优劣排名具有稳定性;栅格可达性相对较好的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等,相对较差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根据1980~2010年网络可达性的空间集聚关系,将14个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化趋势划分为维持原样型、趋于集聚型、趋于均衡型3个类型。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公路交通优势度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过集成公路网络密度、城市邻近度和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等指标,测量了2012年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80个县(市、区)的公路交通优势度,对其空间格局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选择拟合程度最优的SEM模型探讨了公路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1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80个县(市、区)的公路网络密度、城市邻近度和加权平均出行时间的差异较大,公路交通优势度呈现偏右的正态分布;2将公路交通优势度从优到劣分为4个等级,第一等级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吕梁山区、燕山—太行山区;第二等级为秦巴山区、六盘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第三等级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以及四省藏区;第四等级为西藏区和新疆南疆三地州;3SEM模型的拟合优度高于OLS模型和SLM模型,结果显示,公路交通优势度对经济增长具有较明显的推动作用,公路交通优势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对其经济产出的贡献达到0.193%,提高公路网络密度能提升公路交通优势度,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     

连片特困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减贫效应测度

为科学测度连片特困地区物流业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熵权-TOPISIS模型对贫困程度进行评估,并以综合贫困指数为被解释变量,表征物流业发展水平的6个指标(货物周转量、物流业增加值、公路网密度、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货物平均运距)为解释变量,引入空间杜宾模型(SDM)计量县域尺度下物流业发展对区域减贫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物流业增加值、路网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对区域减贫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物流业增加值每增加10⁸元,本县(区)的综合贫困指数将降低0.060;货物周转量、公路网密度和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对区域减贫的间接(空间溢出)作用明显,本县(区)货物周转量每增加10⁸ t·km^-1,毗邻县(区)的综合贫困指数将降低0.020。均衡物流产业的空间分布、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和调动贫困县(区)物流需求,是发挥物流减贫效应的有效措施。     

连片特困地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估

借鉴社会—生态系统研究领域的恢复力概念,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基于资本的评估方法,构建易地扶贫移民生计恢复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陕南安康市3个区县的657份农户实地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微观农户视角实证分析和评估易地扶贫移民的生计恢复力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易地搬迁农户物质、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对农户生计资本分化产生作用。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积累水平以及环境、健康服务可及性等均是搬迁户提升生计恢复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搬迁类型对移民生计恢复力表现出显著的负向作用。建议政府充分发挥政策优势,针对不同搬迁类型和时间移民进行精准帮扶,着力解决搬迁户生计资本的薄弱环节,不断提升其生计恢复潜力。     

基于灰色关联的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影响因素分析

贵州是全国贫困面积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之一,对连片特困地区的致贫因素进行分析具有典型意义。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自然环境条件、劳动人口素质、生产经营投入、就业转移等因素与贫困的关联度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贵州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的因素,按影响程度大小依次为劳动力人口素质、自然环境条件、农业生产资金投入、农民转移性就业,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反贫困的相关建议。     

中国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提升抗风险与自我发展能力对连片特困区而言意义深远。经济韧性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应对冲击时抵抗、恢复、调整及转型能力的指标,能够有效评估连片特困区的抗冲击能力和返贫风险。基于中国12个连片特困区的地市级数据,通过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及核心评估变量对其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与对比,并运用多种回归模型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小于非连片特困区,二者虽均呈逐年递增趋势,但非连片特困区增速略快。进一步对指数分解后发现,连片特困区与非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的差距主要来自于适应与调整能力的差异。② 罗霄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经济韧性均值最高,而滇西边境山区、六盘山区、四省藏区最低,东西差异明显。③ 大部分片区经济韧性逐年递增,经济韧性越高的片区往往增速越快,但四省藏区、六盘山区、吕梁山区经济韧性出现下降趋势,其中,吕梁山区下降最明显。在对不同片区经济韧性分解后发现,不同片区间适应与调整能力差异最大,创新与转型能力差异最小。④ 地理区位、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外贸依存度、财政自给水平、地方财政教育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等变量对连片特困区经济韧性存在显著影响。⑤扶贫政策有利于增强片区经济韧性,经济韧性较低的片区对扶贫政策的依赖程度更高,其中,四省藏区、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对扶贫政策依赖最为严重。     

中国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程度比较研究——基于综合发展指数计算的视角

综合比较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对于更好地实施连片特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战略十分重要。基于"发展"与"贫困"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24项指标的综合发展指标体系,测算和比较分析了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结果表明:1在经济、社会和生态3个维度中,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经济贫困相对更为突出,社会服务有所改善,但仍然十分落后,生态条件较好、生态负荷较小,但生态脆弱性不容忽视;2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贫困程度在空间上呈"东部-北部-西南部"走向依次递增的特征,西南腹地是中国贫困的"重灾区";3 11个集中连片特困区在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万人科技人员数等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自我发展能力的指标上较为相似,但在建制村硬化公路通达率、人口密度、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村卫生室普及率和青壮年文盲率等表征社会公共服务的指标上具有明显差异。     

美、日促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减贫的经验借鉴

我国新一轮扶贫攻坚战聚焦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些地区贫困程度深,贫困面积广,致贫原因复杂,同时面临环境退化、生态脆弱等严峻问题,扶贫、减贫难度非常大。本文以美国阿巴拉契亚、日本北海道两个典型地区为案例,分析国外对集中连片落后地区进行保护性开发的措施和成效,总结可供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借鉴的经验,并从构建合作框架、提升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加大扶贫力度、导入绿色产业、重视生态建设等方面,提出促进我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资源开发、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对策建议。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

中国的贫困治理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增加贫困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保障贫困人口充分有效就业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地区转型发展的根本举措.基于2013-2017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解析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贫困地区非农就业的空间增长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并区分了不同人...     

中国不同类型地区人口时空分异特征——基于“五普”至“七普”分县人口数据的分析

开展新形势下中国不同类型地区人口集疏变化研究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论文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基于2000—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以及城市群、原连片特困区和边境区等不同类型地区的人口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2020年胡焕庸线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比值仍约为94∶6。目前中国分县人口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2010—2020年超过一半的县域人口负增长。(2) 2000—2020年城市群人口增长1.53亿人,2020年占全国人口的比重接近90%,是承载中国人口的主体区域。2010—2020年,19个城市群中珠三角和长三角人口增长最为显著,而哈长和辽中南城市群人口负增长。(3)原连片特困地区在2000—2020年人口持续减少,20年间人口减少了1100万人以上。新疆南疆三地州和西藏区2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人口增长明显,2010—2020年人口增幅超过15%。(4)边境地区县域2000—2020年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但2010—2020年人口集聚度和人口密度略微下降。其中,东北和北部边境地区人口下降明显,201...     

Spatial heterogeneity of the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formerly destitute areas of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Accelerating economic growth in formerly destitute areas and narrowing the economic gap with other regions are essential task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连片特困区贫困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连片特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发展是农村扶贫开发“新纲要”的重要方向之一。构建贫困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体系,从片区—省—县尺度多角度揭示2010-2012年间研究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空发展差异;运用圈层结构和脱钩模型系统分析“新纲要”实施以来其与县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呈西低东高的空间非均衡性和时间稳步上升的态势;② 片区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整体差异呈缩减之势,县域间农村公共卫生发展较为均衡,农村公共安全服务发展差距悬殊;③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程度随圈层辐射作用的减弱呈正相关降低状态,且前者的发展整体滞后于后者。     

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解析

山区土地开发及其导致的资源环境问题是农业社会人地关系紧张的体现,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转移减轻了山区农村土地的人为扰动,由此驱动土地利用发生转型,引发一系列自然和社会经济效应。按照“土地利用转型—驱动力—效应—响应”的分析框架,剖析中国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的特征和规律,提出山区农村土地整治的响应措施。研究表明：①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体现出土地利用形态在长期变化过程中的趋势性转折,显性形态转型即由农业社会的耕地扩张和林地收缩演变为城镇化进程中的耕地收缩和林地恢复性增长,隐性形态转型即伴随上述过程发生的土地边际化及生态功能恢复;② 社会经济因素主导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劳动力转移引发土地人为扰动减轻是直接驱动力,务农机会成本上升、恶劣的生存环境等引发劳动力转移的因素是更为根本的驱动力;③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降低了土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并提高了其生态安全屏障功能,其社会经济效应应聚焦山区农村发展与农户生计安全层面,并亟需实证研究的支撑;④ 当前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是自然恢复和生态优化的良性过程,有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山区农村土地整治要顺应其土地利用转型规律,目标导向从耕地数量增加转向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福祉协同提升。     

广西森林转型与森林扰动遥感监测研究

近20年来由于封山育林政策的实施和人工乔木林的大面积种植,广西森林面积大幅增加,正在经历深刻的森林转型,森林转型过程中农林交错带和森林内部的结构重组都给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扰动。本文基于2000—2016年MODIS-EVI影像数据、1∶100万地貌图和4期土地利用数据,采用变化矢量法和Sen+Mann-Kendall对广西进行森林转型背景下的森林转型路径和森林内部扰动特征分析。研究表明:自2000年以来广西森林的EVI变化强度以无变化和低变化类型为主,总体EVI上升趋势略大于下降趋势,EVI显著下降主要分布于十万大山、大瑶山、海洋山和越城岭等山地区域和桂西北的百色水利枢纽和龙滩水利枢纽周围,显著上升部分主要集中于桂中南的左江-邕江-郁江流域平原丘陵区、桂西南喀斯特区和桂东北山地区地势低平的河谷地带。广西森林面积增加的土地来源于耕地和草地,森林转型路径表现为"经济增长型"和"森林短缺型"两种路径并存,或者存在更为复杂的复合型路径。广西森林内部扰动的减少型和扰动型分布于桂西北喀斯特和桂东北山地起伏度较大的陡坡区域,增加型分布于桂中南的平原丘陵地区。由于山地陡坡区域和喀斯特地区的生态敏感性,应更多关注扰动型和减少型在桂西北和桂东北地区的集中分布问题。     

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格局及演化机制——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

以晋陕蒙接壤区为例,运用综合指数法、协调发展度模型和PCA模型方法,构建协调发展变化模型,借助GIS和SPSS技术,研究2000-2015年生态脆弱能源区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特征,揭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机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晋陕蒙接壤区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长期处于勉强协调发展类型;县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由“北高南低”演化为“中部高周边低”的空间分异特征;榆阳区、府谷县、横山县、神木县、东胜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的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度显著提升,河曲县、保德县、偏关县、兴县、达拉特旗和托克托县的协调发展度出现下降态势;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时空协调演进是居住环境因子、产业结构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公共服务设施因子和政府宏观政策调控因子等多重动力因子综合驱动的结果。据此提出推进区域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向优质协调发展类型演进的对策建议。     

元谋干热河谷区森林消长与生态环境变化研究

在元谋干热河谷区,森林覆盖率1950年为12.8%、1973年为6.3%、1985年降至5.2%、1993年升至5.8%。而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是导致森林面积消长的主要原因。森林面积增减,是生态环境向良性或恶性方向转变的关键所在,针对森林减少和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提出了恢复森林植被改善生态环境的对策。     

Forest transition and biogeographic meaning of the current laurel forest landscape in Canary Islands,Spain

This study provides a geographical synthesis of the current natural landscape dynamics of the Canarian laurel forest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a biogeographic study of its structure, composition, and dynamics. Historical socioeconomic changes and recent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have led to natural forest dynamics that make it necessary to change our current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Canarian laurel forest landscape. According to the forest transition theory, in the protected areas of Anaga and Teno Rural Parks (Tenerife) and Garajonay National Park (La Gomera), the forest reaction to the gradual abandonment of economic activity reveals how strongly human activity has shaped the features of the laurel forest, which traditionally has been considered to be relatively untouched by humankind. How natural disturbances have affected this fores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has also contributed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ts dynamics. This study explains the key patterns of spontaneous dynamics in the Canarian laurel forest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this forest and its landscape, while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human activity as the catalyst for its current vigorous dyna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