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和集聚特征

大企业总部是决策和控制中心,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其决策将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因此,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大企业总部的分布和集聚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研究考察了截至2011年底中国2320家上市企业总部在城市的分布及集聚特征,有以下主要发现:①中国的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和总体产业空间格局较为一致,即高度集聚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②中国的企业总部高度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具体而言即大量集中在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③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企业总部最为集聚的城市,不仅企业总部数量最多,而且企业的规模也最大,尤其是北京拥有超强的掌控力。而且,北京、上海和深圳几乎在所有产业领域都表现出绝对的领先优势。④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较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总部数量占全国比重仍在上升,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增长要明显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其地位还在进一步强化。⑤企业总部的数量和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机场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水平、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等呈现出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     

区域视角下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迁址研究

企业总部的区位及其迁移对城市和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研究以上市企业为对象,考察2001-2012年期间,中国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情况。主要有以下发现:①上市企业的迁移以东部地区为主要目的地,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上市企业净迁出量最大,东部沿海的长三角地区和北京是上市企业的主要迁入地。②上市企业迁移以上行迁移为主,即迁往高行政等级城市,北京、上海吸引了最多的上市企业迁入,而在省内迁移则是主要迁往省会城市。③从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的迁移指向,以及企业总部和注册地址分离的情况看,北京和上海在国内公司地理格局中的控制力还在提高,尤其是北京,以较大的优势吸引了国内最多的企业总部迁入。④不同产业的总部迁移率存在差异,总体上服务业迁移率比制造业更高,采掘业和房地产业是迁移率最高的产业。⑤拥有集聚经济带来的专业化、多元化的产业环境和优质配套条件,以及高行政等级带来的信息和政策优势,是企业总部迁往经济发达以及高行政等级城市的重要原因。⑥上市企业的总部和注册地址迁移主要是由于企业的兼并重组造成的,这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有关。⑦企业总部的迁移之后,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绩效的显著增长,即使有也非常有限,且持续时间很短;同时企业总部的上行迁移也没有比平行和下行迁移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改善更有帮助。     

湖南省中心城市竞争力分析

城市之间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提高城市竞争力已受到国内各个城市的高度重视，许多城市都将提升竞争力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文从城市经济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科技文化竞争力、对外开放竞争力、环境竞争力5个方面共选取34项指标，对湖南省13个区域中心城市进行评价，并对各市竞争力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和分类。最后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若干建议。     

基于上市企业联系的山东省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0—2020年上市企业总部分支机构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省内和省外两个维度构建了山东省城市关联网络,分析了其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内部关联网络呈现出多中心化、网络化发展的结构特征,由以济南为核心的单中心结构演变为济南、青岛双核心的格局,烟台作为第三极的重要性开始显现,但边缘城市网络地位呈现“马太效应”。（2）外部关联网络显示山东省已经跨区域建立起远距离、大规模的跳跃式联系。其中,山东省对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等三大城市群的集聚力相对较强,但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的辐射力相对较强。城市关联网络形成了青岛和济南双核心的发展模式,烟台的外部关联能力明显提升,其重要性开始凸显。（3）经济水平、创新能力、行政关系及地理邻近对当前城市间内外关联网络结构的形成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但省内以行政关系影响为主,交通则成为省外城市网络结构演变的关键。     

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及辐射研究

以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为研究区域,通过建立城市金融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突变级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对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并通过威尔逊模型揭示了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金融发展不平衡,北京的城市金融竞争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环渤海地区并未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金融辐射网络,金融一体化还不成熟,仍有金融盲区的存在;各中心城市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应打破地区间行政壁垒,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金融发展。     

湖南省中心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

简单分析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及研究意义，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科技实力、资金融通能力、对外经济能力和教育与人口素质等6个方面构建了城市竞争力的指标体系和城市竞争力计算的测度模型，进而运用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湖南省14个中心城市的竞争力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城市竞争力与综合经济实力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综合经济实力强的城市竞争力一般也较强；湖南省中心城市竞争力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点；城市竞争力的总体水平不高；中心城市竞争力的空间结构表现为东部竞争力强西部竞争力弱的局面。最后，提出了提高湖南城市竞争力的几条对策：更新观念，大胆创新，增强城市的综合经济实力；找准相对优势，提高自身竞争力；加快竞争力强城市的产业升级步伐，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民营企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分析民营上市企业总部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对了解民营企业发展现状,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2008—2017年中国民营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①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华东地区是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主要集聚区,但所占比重在下降,而以京津冀为代表的华北地区近年来发展较快,全国民营上市企业重心略向北移动。②中国民营上市企业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呈上升趋势,但远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热点城市明显较少,空间集聚性也较弱;第一产业占比很少,仅在1%左右。③中国民营上市企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存在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的大城市聚集的趋势。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GDP是影响中国民营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因素,相对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主要影响因素更为多变。     

中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竞争力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

中心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是经济区域内生产和交换集中的地方,承担组织和协调区域经济活动的作用。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心城市竞争力进行定量化研究,在此基础上对中部省域中心城市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潜力与条件、竞争力差异等进行了研究,认为中部地区多中心竞争是限制竞争力、协调与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合作与互动是中部地区整合优势与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结合"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从区域经济、产业、要素流等方面提出了通过加强自主创新、促进区域合作、发展现代服务经济等培育竞争力与协调发展战略。     

国家中心城市的内涵与判别

国家中心城市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关于国家中心城市的内涵与判别标准,目前尚无明确界定。鉴于此,文章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系统论述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基本概念和功能特征,明确了国家中心城市是指那些在全国城镇体系中具有核心控制作用,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功能节点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确定了国家中心城市的判别标准,进而构建国家中心城市六元判别指数--经济集聚指数、空间辐射指数、对外开放指数、文化创新指数、管理服务指数和生态保护指数,据此判定了12个国家中心城市,排名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天津、深圳、武汉、南京、成都、杭州、沈阳和大连;最后,根据判别结果,综合分析各项判别指数的得分情况和12个国家中心城市的优劣势,并指出今后的建设重点,即要特别加强对所有国家中心城市的管理服务功能建设,整体提升空间辐射水平,保证文化创新水平在稳定中持续增长,进一步加快经济集聚功能、对外开放功能和生态保护功能的建设。     

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研究——基于A股上市医药公司网络

基于特定行业的企业联系数据研究城市网络具有独特的价值,对理解产业格局和城市功能都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医药企业总部和子公司区位信息,研究中国医药行业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医药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沿海三大经济区,即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②中国医药企业的城市网络大致呈现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地区及武汉为中心的菱形结构;城市网络之间的联系强度差异显著,主要通过等级扩散和邻近扩散形成,表现在发达城市之间及距离相近者联系较强;③发达城市在网络中普遍具有较高的权力和影响力,部分药材资源丰富的中小城市也在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④中国医药行业仍处于国际化的初期阶段,在该行业拥有较强国际联系的城市有杭州、深圳、昆明、天津等;⑤医药产业不同行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差异较大,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在各个网络中都发挥重要节点的连通作用。     

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空间体系

以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 将货运量作为切入点, 把城市流模型改造为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模型, 应用ArcGIS空间分析手段, 测算各城市水陆空等不同运输方式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对1989年和2008年的数据和计算结果进行对比, 揭示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在中国城市体系中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等级结构, 考察各城市在整个国家层面和所在区域货运空间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果表明:(1),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功能北方分布广, 南方强度高, 以城市群为单位的外向货运密集区优势明显。(2),东部沿海省市的城市货运外向服务价值比重在近20年明显下降, 但相应货运比重上升, 表明其大宗货物运输的外向服务占全国比重明显上升。(3),不同运输方式的城市货运外向服务格局差异很大, 并在国际、区际、城市群和市域等不同空间尺度上的运输联系职能上形成分工。(4),中心城市物流外向服务能力可分为国家中心、跨区域(副)中心、省域(副)中心、(跨)市域中心四个功能等级。我国中心城市货运外向服务能力受多种复杂因素综合影响, 与城市GDP及货运规模成正比, 受区位熵反映的经济区位和运输区位影响很大, 与不同方式货运结构及运输距离密切相关。     

国家中心城市高校技术创新溢出格局比较研究

依据技术创新合作和技术创新转移两种典型的技术溢出路径,借助合作申请专利、专利技术转移信息,构建了高校技术创新溢出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2000—2015年国家中心城市高校技术创新溢出能力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国家中心城市高校技术创新合作溢出具有较强的地理邻近偏好,以广州最为突出;②与技术创新合作溢出相比,国家中心城市高校技术创新转移溢出的空间敏感度较小,以上海最为明显;③国家中心城市高校技术创新合作溢出能力权重大于创新转移溢出能力,技术创新溢出能力逐渐增强,合作溢出能力具有持续渐进性,转移溢出能力具有周期滞后性;④技术创新溢出能力与经济发展规模、创新人力投入规模和社会网络发展程度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相关性,与技术创新产出规模相关性不明显,与地理距离呈负向相关。     

国家园林城市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机理

“树典型”的国家治理方式生产出诸多针对特定类型地域的评选项目,将此类项目评定结果抽象为点状地理事物进行空间分析是值得探究的方向。以国家园林城市为例,基于对其政策演进、发展历程及特色模式的宏微观结合分析,选择2003 年、2009 年、2015 年3个时点,采用网格维数、集中度系数、核密度估计、ESDA及叠置分析、矩阵分析、PPCC等方法,探究其时空演变的多维特征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国家园林城市在时间演化上,历经建设探索、生态化发展和宜居性提升3个阶段;② 在结构特征上,表现出分形状况较复杂的特征和分布集聚程度不断上升的趋势;③ 在分布格局上,与中国的综合自然地理区划高度耦合、与“胡焕庸线”显著相关,呈现为“东南密西北疏”的特征且变化不大;④ 在关联格局上,一直存在全局自相关性,冷热点区域的变动明显;⑤ 在影响机理上,水热气候条件、历史园林资源、城市发育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分异和部门评审管理权力、地方政府重视程度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其演变的动力。     

中国中心城市铁路客运的空间联系及其结构图谱

基于全国286个地级城市交互式的"城市—车次—城市"铁路客运联系数据,运用基于O-D网络的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普快、快速、特快、动车和高铁等细分车次类型的角度全面解构全国铁路客运联系的空间格局与结构特征。研究认为,全国中心城市铁路空间联系分布格局体呈现向东倾斜的"开"字型结构,即由京沪—沪深线(沿海轴)、京广—京哈线两纵轴与陇海—兰新线、沪昆线两横轴相互交汇形成全国铁路客运的骨架。全国铁路客运联系服从类似城市体系的位序—规模分布特征,属于自然状态下集中型的空间最优分布。中国铁路客运联系总体上依托大的交通轴线以近域核心城市间的联系为主,动车组及高铁联系则集中表现为东部三大经济区间的联系。     

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我国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关系的定量分析

港口功能是特殊的城市功能,其发展很难找到与城市其他功能的平衡点。港口城市要健康发展,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之间的平衡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关系的分析,建立了功能关系矩阵,通过引入相对集中指数(RCI)的概念对矩阵进行了量化分析,确定了港口与城市的相互依赖程度。通过分析1985年以来我国25个主要港口城市功能关系的现状和演变特征,总结出我国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关系演变的一般规律: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关系具有不均衡性;港口城市功能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同港口城市功能关系的演变周期不同;不同发展规模的港口城市都存在各自的平衡状态。最后,针对偏离正常发展轨道的港口城市提出了相应的调整方向。     

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集聚的演化机理——以郑东新区为例

基于演化和制度经济地理学,构建了区位机会窗口、金融机构衍生、区域产业分叉、制度厚度“四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以郑州为案例,以郑东新区金融产业集聚区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了中国内陆区域中心城市金融产业在特定空间的集聚过程与演化机理。研究发现：在金融产业集聚起步阶段,郑东新区开发建设为金融业发展打开了区位机会窗口;在快速发展阶段,金融机构衍生是金融业集聚和集群化发展的重要内生动力;在全面提升阶段,区域产业分叉是金融业态创新和高端要素集聚的主导力量;在郑东新区金融业集聚演化的全过程中,持续改进的政府支持与制度安排使制度厚度不断加厚,自增强机制使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不断增强。与制造业的企业衍生、产业分叉过程不同,金融业集聚演化缺乏从大学实验室、科研机构、已有产业衍生和分叉出以技术为纽带的相关企业的实践,但对制度空间的粘性作用有更强的依赖。     

中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武汉市为例

人口回流是新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最新趋势之一,亟待对其特征与机制开展深入研究。本文以武汉为例,采用描述性统计和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揭示中部地区大城市省内与省际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总体偏低,省内流动人口低于省际流动人口。② 性别、教育、家庭结构、家庭年收入及家庭经济状况满意度等内源因素驱动流动人口回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信任、身份认同等外源因素则对回流有抑制作用。③ 省内流动人口回流受个体、地区因素影响较大,省际流动人口回流更易受家庭、社会因素影响。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重视不同流动人口回流机制的差异性。建议通过精准施策,一方面增强省际流动人口定居意愿,一方面促进省内流动人口就近城镇化。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空间效应及其变化——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话题,但相关文献多为静态研究.本文认为FDI的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即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或挤出效应,随着FDI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而变化.利用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城市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随着FDI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呈扁S曲线:初始,FDI对内资企业表现为明显的挤出效应;3～4年后,逐渐由挤出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溢出效应减缓下降,最终表现为不明显的溢出或挤出效应.此外,对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不同.     

中国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

随着城市经济向新知识经济转型,舒适物被认为是影响高端人才移入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在西方研究基础上,基于中国国情,探索性地构建了中国舒适物系统的综合指标体系,其中包括自然、文化、商业、交通、卫生和社会等6个一级指标以及34个二级指标。结合中国26个主要人口聚居城市的舒适物指标数据,对不同城市的舒适物综合指数水平进行测评;同时对测评结果的差异进行了解释分析。研究发现：① 城市舒适物综合水平呈现出比较大的差距,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进一步聚类分析表明,中国大城市的舒适物水平既存在差异,也存在舒适物发展上的共同特征;② 与西方城市人口普遍重视自然舒适物相反,商业舒适物和交通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城市舒适物总体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卫生服务设施、文化舒适物、商业舒适物与城市吸引力和宜居程度总体评价的相关性最高,这说明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仍以物质消费为主,而人才流动主要看重舒适物中的文化和消费设施发达程度、卫生医疗水平和交通便利程度,对自然舒适物和社会舒适物等“软”环境的重视不如西方国家;③ 中国城市舒适物结构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表现为发展不均衡的结构类型。城市舒适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紧扣舒适物概念和内涵,具有操作性和延伸性,一方面根据评价结果可以判断中国大城市舒适物水平的优劣与结构特征,另一方面评价结果可用于进一步分析其与城市经济、人才、企业等变量的关系,从而完善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和增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