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人口特征的城市生态游憩空间配置——以常熟市为例

生态游憩空间配置是休闲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城市优质生活环境营造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国家休闲城市综合标准试点市——常熟市为研究对象,以人口特征为切入点,对该市不同功能区内各年龄段人口数量、可进行生态游憩的时间、生态游憩意愿、对不同生态游憩空间的偏好,以及全市不同功能区人口对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进行了调查研究。人口特征影响城市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全市不同功能区的人口特征有显著差异,因此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不同。在人口量、人口平均生态游憩可能性、人口生态游憩空间类型偏好等因素的影响下,商业活动区内人口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指数均最高,其次为生活居住区、商务办公区、工业生产区;全市不同功能区内人口对草地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指数均最高,其次为水域和林地。可根据城市不同功能区人口数量、类型、分布特征,以及对各类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需求来指导城市规划建设中生态游憩空间的配置实践。     

城市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对比分析——以常熟市为例

生态游憩空间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升休闲价值是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常熟市具有突出城市生态游憩服务功能的林地、草地、水域区选择可比性观测廊道,在对游客自发性休闲游憩行为进行动态观测的基础上对各生态游憩空间的休闲价值进行动态对比。结果表明：① 全年水域的休闲价值最显著,其次依次是草地、林地。② 全年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的时间分布不均衡,且有一定互补性。③ 林地对于老年人的休闲价值最突出,而中年人更偏好水域休闲,青年及少儿更偏好草地休闲。④ 在城市生态游憩空间建设中可根据各年龄段人群分布确定生态游憩空间配置方案;根据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差异及其时间变化配置相应休憩设施,并对生态游憩空间实施动态管理;根据影响因素提升各生态游憩空间休闲价值等。     

基于数字足迹的城市游憩行为时空特征研究

以上海为案例,通过携程网采集数字足迹,运用集中指数、峰值指数和社会网络分析法,从时空二元视角比较居民与游客两类典型城市游憩者的行为特征。研究表明：1）居民在夏季和秋季有明显的户外游憩倾向,通常选择在非节假日出游;游客出游时间的集中指数较高,季节波动性较强,容易在寒暑假和黄金周期间形成客流高峰;2）康娱休闲类游憩资源深受本地居民喜爱;游客更偏爱知名度较高的观光旅游类游憩资源;3）居民游憩网络密度较高,核心景点的辐射能力较强,不同区域景点之间联动明显;游客游憩网络呈现小范围、多中心的空间形态,市中心的多个景点占据了重要的核心位置,彼此之间联系密切,但对其他资源的带动能力不强。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亚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利用生态足迹理论与方法,运用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模型,对中亚不同区域的生态安全进行了评价。分别测算中亚四国的人均与区域总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赤字和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最后按照生态足迹压力指数来评价中亚各国生态安全状态。评价结果如下:(1)吉尔吉斯坦14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0900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0.9388,处于稍不安全状态。(2)土库曼斯坦的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3303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1327;哈萨克斯坦的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8379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2320,都处于较不安全状态 。(3)乌兹别克斯坦的区域总承载力由1994年的28807119ha下降到2005年的28527138ha,而区域总生态足迹有所增加,即从44598092ha增加到51761368ha;多年平均生态赤字为0.8181 ha/capita;平均生态足迹压力指数为1.7540,处于相对很不安全状态。根据计算结果,中亚4国的多年平均生态安全都处于不安全状态,但不安全程度有所差别,吉尔吉斯坦的生态安全处于相对较好状态,其次为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生态安全相对其他中亚国家而言处于相对很不安全状态。     

郑州城市游憩地意象空间分析

城市游憩地意象空间分析对城市旅游的规划与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城市居民和外来游客为研究对象,采用意象草图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郑州市游憩地意象空间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居民和游客构图特点存在一定差异,并且草图中有一些城市意象5种要素无法涵盖的成分。通过对草图和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对郑州市的游憩地开发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城市公共游憩空间研究进展

城市公共游憩空间（Urban Public Recreational Space,UPRS）作为大众休闲时代居民惯常性游憩活动场所,是城市公共空间基本体系的重要内容,其规划、布局和服务水平是衡量城市社会文明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表征。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1985-2017年间相关高被引用文章为分析对象,梳理期间中国UPRS研究的状况,以期明确当前关注热点,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UPRS的合理规划和科学建设提供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中国UPRS学术研究呈现了阶段演化和等级结构特征,主要涉及UPRS类型划分、空间形态结构、综合评价体系、规划设计与开发策略、发展产生的影响、时空演化与形成机理、空间意象特征、可持续利用及政府决策9个领域。最后,针对宜居城市和游憩空间规划的实践,研究提出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构建学科交叉与多维空间融合的中国特色UPRS研究思路;培育人文主义理念,以国际化视野构建引领世界城市发展的城市公共游憩管理制度体系等建议。     

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行为研究

由参与游憩活动的本地居民和外来游客共同构成城市游憩者。城市游憩者在空间上的流动规律将影响城市游憩设施和旅游资源的开发管理。通过旅行测定手段获得基本数据，运用游憩活动空间和使用曲线分析技术，研究上海城市游憩者的流动规律。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性因素

生态游憩空间是居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开放空间。随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以及城市群居民对居住环境和休闲品质要求的提高,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区域组织成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在界定生态游憩空间并对其进行空间解译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集聚和分异特征进行了刻画,并分析了其与人文、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关系,揭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结果显示：① 各城市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的空间分异明显,反映了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缺少有效的区域统筹。② 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规模、等级以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但四者的集聚导向存在差异。③ 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与地形、交通具有空间依存关系,但与水系、旅游要素以及文化资源分布的关联性不明显。④ 生态游憩空间面积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相反,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存在供需空间错位矛盾。     

昆明城市居民的游憩活动空间研究

以昆明市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从城市居民的游憩空间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了城市居民游憩空间的一般规律,建立了昆明城市居民的游憩空间模型,提出了城市游憩设施与规划建议.研究表明,昆明城市居民主要的游憩空间是近中距离的游憩度假地;可以划分为主要游憩空间和辅助性游憩空间;昆明城市居民的经济属性、年龄属性与居民的游憩活动空间具有相关性.     

基于绿地生态机理的城市空间形态研究

通过研究城市大气污染自净化机制以及风与城市绿地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探索城市绿地生态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绿地生态机理一方面是绿地植物对污染物的吸收净化,另一方面是绿地与城市环流共同作用稀释过滤城市大气污染物.进一步研究表明,基于绿地生态机理,绿带环绕的组团式形态是一种较为理想的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外围紧密布局城郊绿地,组团中心为"绿心",居住区环绕"绿心"布局.组团的规模应根据各城市的具体现状确定,绿带的宽度要适宜.该城市空间形态能协助实现城市空气污染自净化过程,保障城市生态环境.     

基于旅游生态足迹模型的旅游区可持续发展度量——以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为例

在生态足迹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由餐饮、住宿、交通、游览和购物五个子系统组成的旅游生态足迹模型,将旅游生态足迹和当地居民生态足迹结合以综合评价旅游区可持续发展状态。评价系统将旅游区的可持续发展划分为5种状态。将该方法应用于云南省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结果表明:①旅游生态足迹和当地居民生态足迹均小于区域生态承载力,两者所构成的区域总生态足迹也处在生态承载力范围之内,说明旅游区社会经济发展处在可持续发展状态;②在旅游生态足迹各子系统所表征的旅游活动中,交通和购物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③旅游活动和当地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具有显著差异。     

生态建设15年黄土高原生态足迹时空变化

作为典型生态脆弱区和重点土壤保持功能区,黄土高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力图改善脆弱的生态环境。这些重点工程在短期内是否从根本上改善了其生态安全状况是亟待理解的一个科学问题。基于生态足迹思想与方法,定量分析了1995年、2000年和2010年三个阶段15年间黄土高原生态足迹和承载力的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 1995-2010年15年间黄土高原承载力小于生态足迹,总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② 黄土高原人均承载力呈现明显的空间异质性,1995-2010年高值区在中北部,其他区域为低值区,由东向西递减;人均生态足迹自东南向西北递增。③ 生态压力指数从1995年的1.059上升到2000年1.165,增幅较小,2010年上升为2.181,高原整体上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基于空间的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预测模型——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为例

介绍了测度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足迹分析的计算方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预测模型:在生态足迹的预测方面采用消费预测模型和人口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在生态承载力的预测方面采用地理元胞自动机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以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为例,采用以上模型方法计算了1995、2000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预测了2005年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河西走廊地区的生态足迹在逐年上升,生态承载力前5年上升后5年下降。采用该模型方法计算与预测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具有快速、准确、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但预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西安市贫困空间结构特征与发生机理

以中国西部综合型大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数据,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和FGT指数研究城市内部微观单元贫困特征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西安市整体的贫困状况较为缓和,贫困覆盖面广,但深度和强度较弱;随着城市圈层扩展,贫困属性呈现出“U”型演化曲线,表现出“高贫困、破碎、混杂—低贫困或非贫困、弱连续、较弱混杂—较低贫困、连续、内部分化、相对均一—较高贫困、相对连续、较强混杂”的演化规律,成熟建成区和新兴扩展区内侧分化区的贫困状况最弱;城市内部已基本发育成熟了旧城衰退型、发展剥夺型、传统工业衰退型、“城中村”型和新增长中心邻近型等5种表征不同贫困主体及户籍、住房等特征的贫困极核。西安城市贫困空间的结构特征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是在城市宏观社会经济和整体地域结构背景下,各收入阶层在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公共资源、政策导向和社会心理亚文化圈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接替、过滤、自主集聚、排斥隔离和强化等机制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综合表现。     

城市生态足迹计算与分析——以广州为例

生态足迹是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定量测度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新方法。生态足迹分析可定量反映城市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和影响程度,为城市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研究方向。本文以广州市为案例,估算2000年广州市的生态足迹,并分析了1995～2000年间广州生态足迹动态变化过程。结果表明:2000年广州市生态足迹为2.5ha/人,当地生态承载力为0.2ha/人,生态足迹是生态承载力的12倍半;近5年间万元GDP生态足迹逐年下降,但人均生态足迹略有上升。这说明广州市总体上经济发展方式正逐步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但今后仍需注重提高其资源利用效率,提倡节约型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模式,减少其生态足迹,逐步迈向生态城市,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的中国四大沙地地区可持续评价

基于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生产性生态足迹模型,评估并对比了我国四大沙地地区2000年和2015年的生产性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盈余状态,以揭示区域的可持续性。结果表明：2000-2015年,四大沙地地区人均生态足迹总体呈现增加趋势,毛乌素沙地地区人均生态足迹年均增长率最高,达20.85%,增长量为79.21 hm²·人^-1;人均生态足迹主要以化石能源足迹和草地足迹为主;2000-2015年四大沙地地区生态赤字程度在不断增强,毛乌素沙地地区人均生态赤字变化量最大,达79.51 hm²·人^-1,造成赤字程度加大的主要原因是地区化石能源的大量生产。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当前四大沙地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仍以自然资源大量生产和消耗为代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仍存在挑战,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以维持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甘肃省旅游环境承载力研究

旅游环境承载力是衡量旅游业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依据,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评价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是从生态经济学角度出发的一种宏观测算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已对甘肃省2000-2005年旅游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甘肃省旅游业处于一种生态不协调状态;并且通过实例的分析,探讨了这种方法在评价旅游环境承载力应用中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