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区位感知下的北京与非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差异

户籍进入限制是中国大城市控制人口规模快速扩张的重要手段。在此影响下,当地户籍与非当地户籍居民形成了差异化的职住空间关系。本文基于居住区位感知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模型,通过问卷调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剖析了北京户籍与非北京户籍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的差异。结果表明：① 影响两大居民群体居住区位决策的空间要素存在差异。京籍居民主要关注的要素为住房的位置和价格、居住小区的邻里素养以及教育、医疗、休憩等配套设施的可达性;非京籍居民则更关注住房支出和面积等住房基本条件、居住小区的公共服务和治安状况、购物和娱乐设施以及地铁交通的便捷性。② 职住空间要素影响职住关系的传导路径存在差异。收入与支出能力更为显著地影响了京籍居民的居住区位决策;政策与制度对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状况的提升有更为明显的制约作用;情感与发展期望则更有利于提升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满意度水平。③ 职住空间关系生成的行为主体存在差异。市场驱动下的住房成本和政府主导下的政策制度更为显著地降低了非京籍居民职住空间要素的可达性和职住接近水平;代表居民主体的情感与发展期望则相对显著地提升了京籍居民的长距离职住通勤的耐受水平。京籍和非京籍居民的职住空间关系及其生成路径的差异是中国大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户籍制度影响下的人口社会再分化的结果。     

1978年以来广州市居民职住地选择行为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重塑了个体日常时空行为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轨迹,但鲜有文献解析长时间序列下不同代际群体对职住政策调整做出的响应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时间地理学视角与代际差异理论,将广州市微观个体职住地变动历程与代际问题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分析1988年和1998年居民职住制度改革前后,不同代际居民职住地变迁行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发现：① 在居住地和就业地变迁方向方面,各代际居民住房迁出地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就业地变迁围绕两个城市中心,形成由老城核心地域向内城、近郊扩散的变迁过程。② 职住地距离变化方面,居民平均职住距离由1988年之前的4.91 km增至1998年之后的6.46 km,20世纪90年代出生居民（简称90后,下同）的职住分离度大于其他群体。③ 在职住地变迁率方面,住房商品化和就业社会化极大地增加了居民职住地选择自由度,60后和70后在1998年之后的迁居率分别为113.16%与112.33%,就业地变迁率分别为148.68%与197.26%,二者都远高于住房改革前的比例。④ 驻留时长方面,职住自由化使得驻留时长明显缩短。60后变化最为明显,该群体在一个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1988年以前的14.43年缩至1998年以后的5.43年,就业地驻留时长由12.43年降至3.95年;80后与90后在1998年以后的职住地驻留时长明显较短,70后相对较长。⑤ 能力、组合及权威制约中的房价、婚姻状况、学历、福利分房及下岗等因素对职住地变迁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因子女上学及同事关系等组合制约对就业地变迁无显著群体差别。     

基于感知的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机理

职住空间关系是洞悉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并揭示城市成长与演化规律的重要研究视域。本文构建了生活实践及其感知视角下的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生成路径分析框架和结构变量作用路径假设模型,基于居民职住空间关系感知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从影响因素和驱动机制两个方面剖析了北京居民职住空间关系的生成机理。研究表明：① 房价和住房支付能力在居民职住区位决策中起决定性作用;相比物质性居住环境条件,政策与制度、邻里状况以及居民的观念和发展期望等非物质性因素对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影响更为显著。② 政府行为下的土地供给和户籍制度、城市演化中的圈层蔓延式扩张和产业空间转移、市场机制下的就业分布和房产溢价以及居民的经济状况和价值取向是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微观主导性驱动因素。③ 在居民职住关系的生成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城市空间重构是政府向市场传导信息的中介,市场起了助推器的作用,居民则基于自身的住房支付能力对职住区位进行主动调整或胁迫适应,并通过职住空间诉求进行职住关系状态和信息的反馈。研究结论丰富了中国大城市职住空间关系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对北京市住房、交通、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城市规划建设具有参考价值。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家庭化迁移对流动人口职住关系的影响——以广州为例

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可能对其在城市的职住关系产生影响。本研究基于广州市居民日常出行调查数据,考察流动人口在不同家庭化迁移状态下的职住关系,并与本地市民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广州市流动人口职住临近特征明显,但随着家庭化迁移程度提高,职住距离增长,并接近本地市民水平。相较于个体单独迁移,夫妻共同迁移由于难以同时实现职住临近,职住距离更长;子女和老人随迁情境下,流动人口职住区位郊区化特征明显,因为郊区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家庭生活对住房和住区环境的更高要求,但该情境下整体职住距离增幅较小且不显著。多数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仍存在不稳定流动特征,以租房为主,租金规避需求与环境提升需求并存,需要相关政策加以关注。     

职住空间关系研究的比较述评与展望

职住空间关系因其丰富的内涵和复杂的要素关系而成为多学科研究的热点问题。虽然跨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是职住关系研究的发展方向,但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各学科关注了职住关系问题的不同方面,其研究立场和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通过梳理职住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主要内容、观点以及存在的争议,从学科背景这个全新的视角探寻了研究结论差异性的根源,进而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领域。分析发现：社会学侧重于社会政策和个体属性差异影响下的弱势群体职住空间错配研究,对“职住空间错配”假说的存在有较大争议;城市经济学强调市场对职住空间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职住分离是城市发展的必然阶段;城市规划学者试图通过测度城市通勤验证职住平衡的有效性,虽然备受争议,但其仍是城市规划的理想模型和指导思想;城市地理学则从宏观的空间测度和微观的个体行为变化洞悉城市空间重构及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总结认为,地理学者应在借鉴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宏观方面要加强基于大数据和全要素信息的职住空间关系集成模型构建和精细化模拟研究,微观上,基于后现代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职住关系对个体或特殊群体的影响及其响应的系统研究具有较大发展空间。     

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生命周期视角下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建成环境对居民休闲体力活动的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但这种影响对于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来说是否存在差异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将广州市居民划分为无子阶段、满巢阶段Ⅰ、满巢阶段Ⅱ、空巢期四个阶段,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研究建成环境对生命周期不同阶段居民休闲体力活动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1）各阶段居民散步、中等强度、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的频率和时间差异显著,但休闲体力活动水平无明显差异。（2）由于各阶段居民生活方式和休闲行为不同,建成环境对其休闲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各阶段居民都受到康体设施密度的正向影响。此外,无子阶段居民偏好多样化且中高强度休闲体力活动,因此受POI密度和交叉口密度正向影响较大。满巢阶段Ⅰ与满巢阶段Ⅱ的居民受到家庭束缚较大,受建成环境影响较小。空巢期居民偏好于散步,受土地利用多样性的正向影响较大,土地利用多样性高的地区,空巢期居民出门活动的几率更高。考虑到各阶段人群特征及需求差异,应采取差异化的建成环境改善措施,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供给。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的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

以广州都市区1 361个社区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住房数据为基础,从住房的建成年代、建筑结构、户均建筑面积、住房生活设施4个方面构建居民住房条件评价体系,分析其空间分异格局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广州市居民住房条件由中心向外围逐渐提升,具有“圈层基础上的多核心”式空间分异结构;② 户均建筑面积和建成年代是决定其住房条件差异的2项重要指标,旧城的住房条件异质性最高;③ 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互换效应和过滤效应、高房价和高地价影响和强化了住房条件分异格局,制度性因素、政府决策和市场力量同时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手机信令数据支撑下广州市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职住联系数据库,分析广州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广州市过剩通勤为76.01%,与国内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广州市职住空间组织效率偏低。过剩通勤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功能相对单一的郊区大型工业或房地产集聚区过剩通勤率偏高;传统市中心虽然就业机会集中,但因为高居住成本也出现较高的过剩通勤率;近郊区的特定功能区域,如大学城、偏农业发展型城郊村等区域出现较低的过剩通勤率;快速轨道交通（地铁）建设因降低了居民对通勤距离的敏感度而导致过剩通勤水平的提升,高过剩通勤率空间分布与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点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提升大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效率除需重点考虑提升区域职住空间平衡外,优化城市功能结构、降低住房成本区域差异等也需予以重点考虑。     

基于协同区位商的北京城市职住要素空间关联

就业地和居住地是城市居民工作以及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样也是城市空间结构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性研究对深刻理解职住关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协同区位商方法,对北京市写字楼与居民楼空间关联总体特征和局域空间关联格局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协同区位商作为一种测量点要素之间联系的方法,能够很好的应用到职住关系的...     

基于手机信令的跨界地区职住中心识别及其模式——以广佛地区为例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以广佛地区为例,采用洛伦茨方法识别广州和佛山的职住中心,进而分析了广佛跨界地区居民职住模式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广州市居民职住空间呈现就业单中心和居住郊区化特征,职住空间错位明显;佛山市居民职住空间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特征。2）同城化下职住空间呈现新态势,以金沙洲、芳村—桂城为主的跨界地区已形成连绵的、高强度通勤区域。3）5个跨界地区职住空间模式不同,其主要原因有：交通枢纽型的花都空港地区和新客站地区因其交通枢纽功能,影响着两地的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流动,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居住型的金沙洲和芳村—桂城地区承接了两市中心城区的居住外溢;产业型的五沙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形成跨界产业园,吸纳周边人口就业。可见,不同类型的跨界地区的发展都有利于缝合广佛两市空间断裂带,加速城市空间的契合。     

产业与地形因素影响下的山地城市职住空间关系——以重庆市主城九区为例

选择重庆主城九区作为典型案例,基于百度慧眼识别的就业人口与居住人口数据,通过测算就业－居住偏离度指数分析其人口分布特征与职住空间关系,划分就业主导区、基本匹配区与居住主导区。并基于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在对产业进行综合因子分析基础上,定量化识别产业综合因子和地形因子对重庆主城九区职住空间匹配性影响。结果表明：1）重庆市主城区的就业与居住人口空间分布趋势具有一致性特征,整体上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特征;2）重庆市主城区的职住空间基本平衡,街道尺度上职住偏离特征不显著,但城市多组团的中心地区职住空间匹配特征稍有差异,呈现主中心（解放碑）职住平衡度低、4个副中心职住平衡度高的格局;3）空间回归模型表明,综合性服务产业因子和生产性服务产业因子强化了职住分离程度,社会性服务产业因子、制造业因子和地形起伏度降低了职住空间差异。总体上,产业布局与地形地貌是重庆主城区职住空间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与政府规划、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相互补充、共同作用,塑造了重庆主城现今协调发展的就业－居住空间格局。     

大城市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就业—居住空间跨度不断扩大。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和通勤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者的职住状况产生影响。以通勤时间作为通勤成本能从就业者的角度辨析个体的职住失衡状况。本文基于贝叶斯-tobit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北京市7个街道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慢行交通、机动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4种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同时,引入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不同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之间原有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慢行交通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负相关性;②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正相关性;③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弱化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的原有关系,即在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条件下,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低,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高;④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的差异对机动车通勤与职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能够缓解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程度;但对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者来说,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加剧其职住失衡的程度。此外,机动车通勤者不易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出行方式。     

南京市住房困难人群职住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居住和就业的空间关系,既是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空间反映,也是评判城市空间合理性的重要准则。新就业大学生(取得专科及以上学历且工作未满3 a,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外来务工人员(收入低于2016年南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4166元/月,在南京无自有住房且租房居住)和中低收入人群(南京户籍,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3074元/月,人均住房面积不大于20 m ²)等住房困难人群,普遍面临住房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职住关系也呈现出特殊性。论文基于南京市这3类住房困难人群的873份问卷数据,采用两步聚类法对通勤流向模式进行划分,基于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通勤时间和通勤方式的影响因素,并以南京鼓楼区为案例解析住房困难人群的职住关系。结果表明：新就业大学生通勤流向主要为内部通勤,通勤时间最短,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和工作单位影响;外来务工人员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通勤方式机动化程度最低,职住关系受通勤流向、工作单位和性别显著影响;中低收入人群通勤流向主要为侧向通勤,职住分离程度最高,职住关系主要受到住房类型的显著影响。以鼓楼区为例,论文进一步发现新就业大学生以交通条件为导向、外来务工人员以工作地为导向和中低收入人群以居住地为导向的职住关系。     

职住空间关系影响传染病传播的模拟研究

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网格数据反映的现状职住关系,用多智能体模拟方法模拟传染病病毒从市域9个预设的病源点开始,藉由日常基本活动(居住、工作、通勤)传播的过程;基于过剩通勤测度职住优化程度,分析职住优化与传播的时空关联特征.发现感染人口的比例随时间呈S形发展,通勤时段的传播速度最快,病源点离市中心越近,传播速度越快;0.7...     

居住—就业平衡与城市通勤——以上海普陀区为例

居住—就业平衡一直是城市规划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内外规划学界对于能否解决居住—就业平衡问题以及是否有必要解决有着争论。通过对上海市普陀区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得出上海市普陀区居民的通勤物理距离、时间距离和费用距离都在加大以及居住—就业匹配失衡情况较严重等结论。这种失衡加剧的可能原因是级差地租、市场经济下的政策和高房价,同时在市场机制下人们的选择较为复杂,通过规划实现居住和就业的就地平衡较为困难。因此,现阶段的重点仍应放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上,同时减少高峰时段私家车和非必要公务用车的使用,中远期应探索更好的解决方案。     

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②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③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西宁城市居民通勤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城市转型中居民职住关系的变化对通勤交通方式、通勤时间的影响,以及不同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的差异性,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基于2013年西宁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数据,分析西宁居民通勤行为的居住区差异,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通勤距离、通勤交通方式、通勤时间三者之间的关系,探讨居住区类型及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对于通勤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通勤距离对通勤交通方式、通勤时间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男性、自有房者、高收入者、兼职就业者、高学历者采用机动化通勤方式的比例较高;在控制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之后,居住区类型属性仍然对居民通勤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发现,对西宁城市交通发展和空间布局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