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外来人口集聚模式和演化过程是考察外来人口空间行为的重要量度指标,通过量度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可以更好地构建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模式,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性总结.大城市边缘区外来人口具有与城市中心不尽相同的特征,解析这些特征是研究外来人口空间分布和空间行为的重要基础.文章主要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与集聚成因,较为详尽地论述了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     

县域尺度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基于最近三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2010和2020年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区县作为空间单元,采用时序比较法、标准差椭圆、Moran’s I指数、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以及空间计量回归模型,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 2000—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整体呈加速加深的趋势,但不同区域及2010年前后呈现相对不同的变化;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主要表现出相似类型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且考察期内低-低型集聚的区县逐渐向成渝两大城市集中,而2010年之后,高-高型集聚的区县快速向成渝两大城市中轴线的两翼集中;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县域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在考察期内加速扩大,且不同时期区域内差异增减变化不一,区域间差异的扩大更多发生在2010年之后,人口老龄化的整体差异主要源于超变密度的较大影响;4）与2010年相比,不仅老龄化惯性、生育惯性、人口流入以及教育水平等因素在2020年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影响更大,且2010年后有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向人口更密集的区县集聚。     

人口集聚区吸纳人口迁入的影响因素——以东莞市为例

人口集聚区的地域特征差异对人口迁移行为产生较大影响,从地域特征出发研究人口集聚区对于迁入人口的作用机制可为地域功能区划和配置公共服务设施提供参考。本文以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为基础,构建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拉力作用的指标体系。以东莞市为案例,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识别人口集聚区对迁入人口的作用力以及各类拉力的作用强度。结果显示：① 东莞市各乡镇人口集聚程度差异较大,且空间分布不均衡;在1995-2000年全市人口迅速集聚期,区域人口集聚度主要与地区就业岗位增加、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人口迁移的路径依赖相关。② 该市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为主的产业特色给迁入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对外来人口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③ 人口以路径依赖的形式进行链式迁移可以减低迁移过程中的风险和成本。④ 对人口集聚作用由强到弱依次为：路径依赖拉力、就业岗位拉力、收入水平拉力;综合的区域拉力与人口集聚度呈三次曲线关系。     

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与本、外地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以广州市石牌村为例

促进城中村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是广州市城市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之一,休闲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了社会交往场所,理应成为促进社区融合的重要工具。广州市外来人口集中分布在“城中村”里,本文以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石牌村为例,通过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试图分析“城中村”休闲空间建设在促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的社区融合方面所起的作用。调研结果显示,“城中村”休闲设施建设有效地促进了本地人口内部和外来人口内部的社会融合,但由于各种制度约束和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心理和行为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些设施建设在促进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社会融合等方面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大“城中村”社区休闲设施建设,营造和谐的社区环境,同时大力提倡多元文化的并存发展,消除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隔阂,让休闲场所真正成为促进本地人口与外地人口社会交往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手段。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ESDA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地级单元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呈东高西低的显著分割线,随着老龄化不断加深,最初自西向东阶梯上升的空间格局逐渐模糊;② 各地级单元间人口老龄化存在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出高-高和低-低相似值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成渝、山东半岛、辽中南等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区、西南部分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和珠三角部分地区,10 a间这种正向的空间集聚特征减弱;③ 中国人口老龄化空间格局演变是由人口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人口因素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致。对此,分别从人口和社会经济角度提出应对人口老龄化对策建议。     

老年人口健康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湖北省为例

基于湖北省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103个县区的60岁及以上人口的自评健康数据,以老年健康率为地区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测度指标,分析了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的空间分异显著,老年健康率的高值县区主要是地级市的市辖区,次高值县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域,低值县区则广布于省域边缘。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但随着空间差异扩大,空间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武汉城区及其周边为HH类型县区集聚区,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则是LL类型县区集聚区。总体上看,湖北省老年健康率的热点区域一直稳定地保持在武汉及其邻近县区,冷点区域也较为稳定地集中于鄂西、鄂东北和鄂东南边缘地区。除历史因素外,地区社会经济条件、自然环境因素以及老年人口社会经济特征的县际差异是湖北省老年健康水平空间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该结果对于促进老年人口健康的区际公平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测算与空间格局变动--以成渝地区为例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指数,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测度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水平并探索其空间格局变动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2010年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4倍、2.14倍,整体处于较大压力状态,并呈上升趋势,县域人口年龄结构升级态势明显,区域内部由隆升结构向隆升—塌缩并存转变。2)成渝地区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呈“一带两圈”分布格局,成都、重庆都市圈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较小,中间地带压力较大,并呈连片分布、逐渐扩散态势。3)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具有较强空间集聚性,形成“3+2”压力集聚区,渝东北、川东北、川南地区为三大压力高值集聚区,成都、重庆两大都市圈为压力低值集聚区;压力增长呈“西快东慢、北快南慢”格局,成—德—绵经济带的边缘县域压力增长较快。4)决定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化、服务化、老龄化,工业化、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程度,净迁入率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及趋势

利用4个代表年份的数据,对广州市10区2市(县级)进行分析。选取6项人口老龄化指标,利用模糊聚类分析方法,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空间分布呈三个圈层:中心区、内缘区和外缘区,其人口老龄化程度分别表现为老年型初期、老年型中期和老年型后期。利用GIS空间自相关模型进行分析预测,得出广州市不同圈层人口老龄化集聚扩散趋势,中心区呈扩散趋势,外缘区呈集聚趋势,内缘区介于两者之间。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等对人口老龄化产生重要影响,并通过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化表现出来,不同圈层间人口迁移的快速变化,是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差异及变化的主要原因。     

2000年~2010年西安市人口空间布局变化研究

基于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以西安市为例,运用GIS、Geoda等空间分析方法来研究西安市人口空间布局与变化特征.研究发现:(1)西安市人口空间分布圈层差异较大,"东北-西南"轴向扩张特征明显.户籍人口的郊区化和外来人口的局部集聚同时存在.(2)西安市人口局部空间集聚造成"空间马太效应"不断增强,中心城区及相邻的部分近郊区街道共同构成了常住人口、外来人口的高密度集聚中心,东西两侧的远郊区则出现了集中连片的低密度人口洼地,且两类地区均呈现扩大趋势.(3)园区开发、大学城建设、行政中心迁移、老工业区转型以及城市更新改造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西安市人口布局的演变.     

厦门常住人口社会分层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外来人口是城市常住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研究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居住、就业特征和社会经济情况,探索常住人口内部分层现象及其成因,进一步分析人口政策,有助于消弭差异,实现社会融合,合理分配城市空间资源,促进不同社会阶层全面发展,构筑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本文以厦门市为研究区,构建外来人口集中度指标,运用空间自相关和Logistic 模型,分析厦门市常住人口的居住分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外来人口在厦门市域范围内接近随机分布,具有经济导向性,并与第二产业规模显著相关。在城市核心区显示较强的空间聚集效应,与地价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Logistic 模型验证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在年龄,受教育程度,单位职务,房屋产权,居住面积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以住房资源分化引起的居住分层最为严重,并影响了外来人口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认同。这种分层会阻滞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应以政策为导向,提高外来人口的居住效用,将外来人口的政策融入到城市的发展规划中。     

基于义务教育校际分异的学校类型及其空间分布模式——以大连市初中为例

利用2015年大连市初中学校多维数据,在分析社会群体间分异状况及其空间表现的基础上,概括了学校的基本类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总结了义务教育校际分异的空间模式。在市域范围内存在4类学校,即成绩较好的城市综合社会群体子女学校;成绩一般的产业工人及一般技术人员子女学校;成绩优异的教师、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管理者及专业技术人员子女学校;成绩落后但生均教育资源充沛的农村地区学校。4类学校在市域范围内分异明显,形成了从内向外的5个教育圈,即城市中心教育圈、城市郊区教育圈、城市新区教育圈、外围城镇教育圈和外围乡村教育圈。教育资源在教育圈之间呈高低相间分布的特点,教学成绩和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呈现出从中心向外围逐步降低的特征。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地中学生环境解说需求

位于红河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内的元阳一中中学生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调查法,对遗产地中学生的环境解说需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解说内容的需求上,环境知识（4.05）＞环境意识（4.00）＞环境技能（3.95）,且发现性别与环境意识、技能,年级与环境知识、意识、技能,地区与环境知识、技能具有显著性差异,说明遗产地中学生对环境解说内容整体处于需要状态,且不同社会背景特征的中学生具有明显的需求差异;解说活动与形式上：发现中学生对亲身体验（83.3%）、据点解说（80%）、实地考察（87.7%）等媒介和形式需求度高,对解说牌示（19.9%）互联网（19.9%、解说折页（17.5%）等媒介和形式的需求度较低,且发现性别与解说空间方式、传统节日解说方式、环境问题解说方式,年级与解说媒介、参与环境活动方式,居住形式、户口类别、地区与参与环境活动方式、解说活动类型均具有显著性相关关系,说明遗产地中学生对解说媒介和形式具有明显的需求差异,且这种差异与性别、年级、居住形式等社会背景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总之,遗产地中学生对环境解说的需求明显且以参与性较强的亲身体验和实地考察为主,因此,针对这个群体的解说应该以参与式为主。     

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与演化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分析2010年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职业、外来人口与农业人口、家庭生命周期、新建商品房、住房条件是影响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其中新建商品房和家庭生命周期是新发现的两个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可划分为新城中产阶层居住区、旧城工薪阶层与高社会经济地位阶层混合居住区、近郊外来人口集聚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区、农业人口分布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这一新的社会空间类型反映了大学城与高新技术区建设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与2000年社会空间结构相比,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构成与空间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社会空间类型也逐渐发生分化与演替,社会空间结构整体趋于复杂化。     

基于倾向值匹配法的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健康的影响

伴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肥胖及其引致的慢性疾病已成为中国严峻的社会问题。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空间兴趣点POI、道路网等数据,探究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生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法控制自选择机制的干扰。研究发现：① 高密度的土地利用对居民总体的身体健康状况具有负向影响,而功能混合、支路网通达的城市肌理、以及充足的健康设施在降低身体质量指数BMI、抑制超重和减少慢性病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② 各类建成环境特征对中高社会阶层的影响集中在主观的健康感知,对中低阶层人群的影响则主要作用于客观的健康指标。③ 小尺度范围内的建成环境与中低阶层群体的身体健康水平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但这一规律在中高社会阶层并不明显。本研究证明了主动式空间干预手段在促进居民生理健康过程中的有效性,进而就建成环境的优化策略提出了初步建议。     

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的社会空间结构研究

基于消费者差异的特色均等化是义务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向。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大连市域范围内189所初级中学学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出5个主因子并划分为5类初中教育消费者,得出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在空间上呈现出职业的城乡分化、受教育水平的南北差异等多重分异特征。然后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和集中度指数将所研究的初中教育消费者所在学校划分为4类,即高学历高收入家庭子女学校、城市中上收入家庭子女学校、农民及外出务工人员子女学校和工人及办事人员子女学校。最后根据不同类型初中教育消费者所在学校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归纳出大连市初中教育消费者社会空间结构的圈层分布特征。     

乡村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跨尺度流动研究——基于陕西省淳化县的管窥

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乡到城的跨尺度流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事关乡村振兴和教育公平。解析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内涵并构建其研究框架,融合县级统计数据和调查访谈数据对陕西省淳化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淳化县乡村学生存在跨尺度流动现象并趋于加剧,突出表现为跨县域的跳跃流动成为主体和流动时间提前至幼儿园阶段,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的小规模化趋势和学前教育设施“城挤乡空”的潜在风险因此出现。② 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影响因素呈4级递阶结构,进城落户和随迁就学政策是深层动因,教育资源配置、父母文化程度与学校教学质量、家庭经济资本、父母籍贯分别为中层与浅层影响因素,父母工作地、家庭购房情况、学校寄宿条件和上学距离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③ 推力因素和家庭心理门槛的消除促使乡村学生流出,但实现流动需克服“人、钱、居”三大中间阻力和路径门槛,流入地的最终确定则受拉力因素和区位门槛的共同作用,整个流动过程的发生始终受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梯度力和随迁就学等政策的影响。建议多渠道增加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扩大省级政府及副省级城市的教育统筹权,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流动性转向。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及影响因素

流动人口是青藏高原人口增长的重要动力,其城镇居留意愿关乎青藏高原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测算青藏高原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根据来源地是否在青藏高原地域范围内,划分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解析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的分异特征,建立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及其近远程分异的影响因素。主要发现如下：① 青藏高原流动人口总体城镇居留意愿不高,仅有约32%的流动人口打算在城镇地区长期居留;除拉萨、西宁和海西等少数地区外,多数地区该比例仅约为10%。② 近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明显高于远程流动人口,但近程流动人口在多数地区的居留意愿仍低于20%。③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城镇医疗保险、社会融合程度以及流入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④ 近程和远程流动人口城镇居留意愿分异与流动原因、社会融合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密切相关。最后,针对青藏高原的特殊性,提出差异化的流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政策建议。     

医疗设施可达性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上海市户籍与流动人口的对比

医疗设施可达性关乎民生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公平等重大社会议题,受到广泛关注。将空间视角和社会视角相结合,考虑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在城市不同区域内可达性的差异,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反映当前城市医疗服务的资源配置及其社会公平问题。本文以上海市不同等级医疗设施的可达性为研究对象,利用改进潜能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中不同区域内医疗设施的可达性、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就医可达性差异及其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医疗设施可达性自内城区向郊区逐渐降低,郊区可达性的波动程度较大;户籍人口的就医可达性优于流动人口,2类人群的差异在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最为明显;居住地区位显著影响居民的就医可达性,但对于户籍人口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可为上海市医疗资源的空间配置优化和改善流动人口就医条件提供实证研究依据。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分析

利用2011 年上半年乌鲁木齐街道一级统计和调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乌鲁木齐进行社会区分析。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子有6 个,即:① 少数民族人口,② 知识分子,③ 普通工人及退休人员,④ 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⑤ 疆外流动人口,⑥ 农业人口。通过聚类分析法将乌鲁木齐划分为6 类社会区,即:① 民族混居区,② 知识阶层聚居区,③ 一般工薪阶层与退休人员居住区,④ 人口密集的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聚居区,⑤ 疆外流动人口聚居区,⑥ 远郊农业人口散居区。并据此建立了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以扇形和多核心结构为主,同心圆结构不明显。乌鲁木齐现有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是在其自然本底条件基础上,经过250 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社会经济因素、宏观政策和城市规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广州市城中村农民工医疗行为及其空间特征——以新凤凰村为例

运用结构式访谈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以城中村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医疗行为及空间特征,并探讨其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中村的农民工医疗保健水平低,医疗机构的使用率低;在医疗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农民工能动地通过各种途径解决医疗需求,形成三种类型的医疗行为模式,即"自力更生"型、"社会资本"依赖型及"经济实力"型。结合医疗机构的空间分布,农民工医疗行为的空间特征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同时表现出明显的波动性,表现为一个跳跃式五圈层结构。本研究试图为改善农民工的健康行为模式提供科学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国内城市保健地理及行为地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