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域结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然而,外资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何改善外资地域分布结构,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中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中国外资地球分布的现状及特点,分析了外资地域分布的动态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改善外资地域分布结构的举措。     

湖北省宜昌地域城镇体系的初步研究

在深入调查湖北省宜昌地域城镇体系发展过程基础上,本文具体剖析了宜昌地域城镇体系的结构特征,认为现已初步形成的该体系是与区域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宜昌地域地理位置优越,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水力、矿产、旅游及土特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它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开发地区。为适应区域的进一步发展开展城镇体系的规划十分必要。为此,作者提出了新的城镇体系结构的设想;(1)建立以区域型工矿业城镇为核心的职能结构;(2)建设东中西均衡分布,各具特色的空间结构;(3)加强两宜城镇群建设,建立中小结合的规模等级结构。     

广东省绿色食品生产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综述广东省绿色食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1)绿色食品生产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规模小 ,品种结构不合理 ;(2 )绿色食品“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与管理技术落后或缺乏 ;(3)资金投入与科技投入不足 ;(4 )宣传力度不够 ,人们的绿色食品意识淡薄 ;(5)绿色食品生产的“比较优势”未能充分体现。同时 ,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对策。     

江苏省典型样带区农业发展的地域差异

以江苏省204国道沿线15县(市)组成的典型样带为研究区域,根据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其增长率、农业产值占地区GDP比重、农业产业结构、农业优势度等多项发展指标,应用统计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样带区农业发展的差异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近30年来样带内各县市农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差距拉大,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呈现出北高南低的格局;(2)农业产值占地区GDP比重普遍下降,尤以苏南三市下降幅度最大,样带内各县市间农业比重的差距明显增大;(3)样带内各县市农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种植业比重有所下降,渔业比重有所提高,并且各县市间种植业比重的差距和渔业比重的差距均有明显增大;(4)改革开放以来,样带区农业优势度北高南低的格局得到逐渐强化,苏南三市不具优势,苏北地区优势度最高。     

论国土规划的理论基础

国土规划是一门在地理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系统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应用科学。其理论基础表现为复合型,包括三个部分;(1)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人地关系理论);(2)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空间结构优化理论(区域科学理论);(3)区域人地系统非平衡有序发展理论(区域开发的系统科学理论)。     

我国区域政策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的计量分析

在对近20多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政策讨论的基础上,以1978~2000年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分析模型,探讨了1978~2000年我国区域发展政策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1)1978~2000年我国区域发展政策对区域经济集聚起促进作用;(2)第三产业的空间分布变化对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变化影响最大,其次是第二产业,再次是第一产业,这说明在我国各省市区之间第一产业发展是比较均衡的,而第二和第三产业发展是不均衡的。     

基于旅游数字足迹的夜间旅游流网络结构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基于马蜂窝旅游网重庆市旅游数字足迹,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Ucinet和ArcGIS软件,以重庆市夜间旅游景点为节点构建夜间旅游流网络结构,以中心度、中心势、密度、结构洞为指标,从整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分析网络结构的特征。结果表明：(1)重庆市夜间旅游流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存在“核心-边缘”层级结构形态,受核心节点影响较大;(2)根据旅游节点的集聚和扩散能力的差异,夜间旅游流网络主要分为扩散型、集聚型、平衡型3种类型;(3)网络具有结构洞的特征,存在节点间有共同联接节点但彼此不存在旅游流联系的情况;(4)重庆的夜间旅游流主要受交通条件、旅游接待能力、旅游服务水平、旅游资源、政策条件、经济发展的影响。     

试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南北差异

在考察南北方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差异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资料,对19801999年20年间南北方经济不平衡发展作了系统的分析。通过定量计算得出结论:经济发展速度南快北慢现象是明显的,经济发展水平改革开放前北高南低,目前则是南高北低,致使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南快北慢的原因是:地缘优势和超前观念所获得的政策倾斜,导致了出口能力和投资(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差别;工业结构(特别是所有制结构和轻重工业结构)的作用也很明显,而国家投资的作用很小,且越来越不重要。扭转北慢的对策是加大北方改革开放力度,切实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造,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北方要注意把握机遇,构筑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我国区域开发战略的演变与区域差异的相关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地区经济差异在迅速扩大。本文首先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差距现状入手,详细地分析了区域开发战略及其开发历史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并运用线性相关分析法,进行了统计的,回归的分析,结果显示区域开发战略与地域间经济差异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中国耕地压力的空间分异及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基于342个地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CDCSSCI

以342个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利用耕地压力指数、GDI指数、空间自相关、平均增长指数等方法分析2001-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的时空分异格局与过程;在粮食生产因素基础上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变动的影响。结果表明:(1)2001年以来中国耕地压力状况逐渐减轻,但空间分异程度扩大、空间集聚趋势增强;(2)中国耕地压力格局总体稳定、局部变化,南北分化趋势显著;(3)耕地质量是决定中国耕地压力的基础性因素,农民收入、产业结构和经济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变动有更为显著的影响,作用超过了粮食生产投入因素。     

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采用东南沿海地区市55 个地区市的1995-2005 年间的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数据, 对东南 沿海地区总体、局部的空间差异变化、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初步探索。结果 表明: ① 1995-2005 年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时序分布和地区内部“极化”态势同 向, 表明东南沿海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② 东南沿海地区在1995-2003 年间地区经济 差异不断扩大, 这一时期, 三大地区内部经济差异水平分布层次不齐, 呈现南高北低的渐变 趋势, 表明这一阶段性的地区差异变动主要是由广东省、福建省内部差异构成; 2003 年以 来, 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差异呈现收缩趋势, 同时期, 三大地区经济差异均有收缩态势, 与东 南沿海地区整体差异变化趋势同向, 主要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均衡发展驱动地区整体差异的缩 小; ③ 地区经济空间演化特征与地区经济差异时序波动吻合, 相应地在空间上呈现出“极 化→扩散”现象。     

中国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与区域产业变迁——基于1952-2010年省区经济份额变动的实证分析

从区域经济份额变化出发,分析了1952-2010年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通过有序样本聚类的方法,将省区经济份额变动划分了8个阶段,并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了不同阶段驱动省区经济份额上升的产业及其变迁,以及与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布局总体上经历了沿海-内地均衡发展、沿海化非均衡发展以及东、中、西部相对均衡发展的过程,且整体上区域经济份额变动趋于减小。1979年以前,不同区域的经济份额在不同阶段变化差异较大,主要由第一和第二产业驱动。1979年以后,区域经济格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化趋势,但驱动产业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1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格局经历了重大调整,经济份额上升的省区明显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省区在第二产业上仍具有明显的结构优势,但第二产业竞争优势已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东部的北京、上海、广东在第三产业上呈现更加显著的结构优势,显示出结构升级和服务化的发展态势。     

沿海经济低谷地区的制约因素与发展策略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济分类方法 ,沿海 6个省市的 72个地市中 ,有 34个属于发展相对落后的经济低谷地区。经济低谷地区主要分布在省际交界处 ,从类型上分为黄泛平原、丘陵山区和沿海库区。由于自然条件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制约 ,沿海经济低谷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异正在拉大。国家需要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利用、投资环境改善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来加快这一地区发展。     

1985―2010年中国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时空变化

基于1985―2010年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数据,利用ArcGIS和空间统计的方法,分析了1985、1990、1995、2000、2005和2010年6个时间节点沿海城市人口密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并探讨了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85年以来中国沿海城市人口密度整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2010年沿海城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64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9.70%,平均人口密度在640人/km2左右。人口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集中表现为区域中心城市人口密度大,南通市以北地区大部分沿海城市的人口密度小于南通市以南的沿海城市。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城市地位与功能、国家政策以及城市发展历史等是沿海城市人口密度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其中人口迁入已成为影响人口密度时空变化的最重要驱动力。为进一步促进沿海城市人口的合理分布,建议加强引导沿海地区人口有序流动,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注重提高环境的承载力,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投影寻踪模型的河南县域交通与经济协调性评价

通过建构县域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对2003 年和2008 年河南省各县域单元的交通优势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与比较。进而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河南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性进行评价、比较与分类。研究表明,2003-2008 年期间河南省各县市交通优势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均获得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但区域分异现象还较为突出。县域交通优势度由2003 年的沿主要交通干线带状分布向团块状连片分布态势演进,中原城市群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外围地区,平原地区县市交通优势度高于山区县市;而县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西部普遍高于东部,山区资源县市高于平原农业县市。交通优势度与县域经济耦合作用强度普遍较高,并呈明显的增强态势,但多数地区交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度还有待提升,大多数县市交通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如何在既有的交通优势条件下推进河南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实现河南交通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问题。     

Effect of mar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pilot polic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resilience: Based on quasi-natural experiments from coastal areas in China北大核心CSCD

为了推动陆海统筹,转变和优化临海产业布局,制定和完善海洋开发政策与体制建设,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强国战略,提高沿海区域经济发展韧性水平,中国自2011年以来先后启动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旅游业是中国沿海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以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0年中国沿海地区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总结和评估该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的提升;而新冠疫情事件作为调节变量,削弱了海洋经济发展试点政策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在区域异质性上,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对中南沿海地区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最明显,而对华东沿海地区旅游经济韧性的政策效应则更为显著。鉴于此,合理扩大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因地制宜规划沿海区域经济体系,对防范系统性风险、提高区域经济韧性及旅游经济韧性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时期中国沿海区域窑业经济发展的时空特点——以窑业遗产为视角

以中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的窑业遗产为研究对象,运用地理学方法,将中国沿海区域分为内、中、外三个地带,分析这一特定地理区域三个地带内的窑业遗产构成、类型及其时空分布;通过与中国内陆区域同类遗产相关特点的异同比较,获知沿海区域窑业遗产的区域整体特色;进而探讨窑业经济发展与区域地理环境之间的深层内在联系。研究认为：该区域内窑业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折射出历史时期中国沿海区域窑业经济发展进程是一个从北到南、由内而外逐步推进的有序演进过程。     

东海区大陆海岸带高强度开发的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

东海区大陆海岸带作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探究海岸带高强度开发的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有助于揭示海岸带开发强度演变过程与规律,推动海岸带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故文章以东海区大陆海岸带为研究对象,利用1990—2020年7期海岸线与土地利用数据,揭示东海区大陆海岸线、海岸带土地利用的开发利用强度特征,通过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海岸带高强度开发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东海区大陆海岸带岸线平均移动速率为32.34 m/a,北部区域海岸线平均移动速率（43.54 m/a）大于南部（20.23 m/a）。杭州湾南岸区域在多个时期内海岸线平均移动速率最快,厦门-漳州区域的海岸线平均移动速率较慢。在空间分布上,海岸线变迁较为剧烈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河口、海湾以及城市等级较高的沿海区域。(2)耕地、林地、草地、水域、海域等面积不断减少,城镇建设及工矿用地面积不断增加。海岸带南部与北部的土地开发强度整体较高,中部区域土地开发强度较弱。(3)自然因素奠定了东海区大陆海岸带土地利用开发强度的宏观格局,社会经济要素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制造业分布的地理变迁与驱动因素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分布格局呈现出新的动向。以2004-2005年为转折点,以食品轻纺行业为主的部分制造业部门开始从沿海省份向中西部省份转移,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省份的产业份额明显下降,安徽、江西、湖南、河南、四川等中西部省份的产业份额趋于增加。在地市尺度上,制造业分布变化呈现出"西进北上"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产业份额从沿海发达城市转向沿海省份内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市、以及中西部省份内部产业基础较好且本地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市。中部地区的重点开发区域已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要素成本的区域差异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市场邻近和供给邻近逐步得到改善。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要素成本差异的扩大和贸易成本差异的缩小,使得贸易成本和要素成本的均衡关系发生逆转性变化,这是驱动中国产业分布地理变迁的核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