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三角”理论与实践

一、“增长三角”的形成与发展。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的不断发展，亚洲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增长三角。这一概念是1989年12月由时任新加坡第一副总理的吴作栋首先提出的。他倡议建立一个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的跨国经济区，并称之为“新柔廖增长三角”。这一设想很快得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积极响应，并获得了成功，后其范围扩大，现称“印度尼西亚一马来西亚一新加坡增长三角”，也称为“东盟南部增长三角”。而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南部出现的生机勃勃的珠江三角洲一香港一澳门之间的经济合作，在增长三角的概念提出后，才被看作是具有新的经济意义的“珠港澳增长三角”。这两个增长的成功，使这种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很快得到了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欧洲、非洲等国家的仿效。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空间效应研究进展

伴随着全球生产方式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生产性服务业逐渐取代制造业成为“后工业社会”区域经济增长和城市体系重构的主导产业。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并结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经济学视角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多层级动力机制及其区域城市化效应”的研究成果,对已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适应性进行讨论。结论为：①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时空演变态势上既呈现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同期发展阶段趋同的特征,也具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路径;②转型期政府—市场、政府—企业、中央—地方等关系,决定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程度以及资金、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形成了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动力机制。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和集聚促进了巨型城市区域的发展,改变了城市体系的组织模式,但有别于西方的是,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效应需考虑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联系的影响。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二十年投资及其地域分异研究

在亚洲开发银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下,由中国(云南和广西)、老挝、泰国、缅甸、柬埔塞和越南六国参加、亚洲开发银行、欧盟开发银行、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以及日本、美国等几十个国家和组织参与建立了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自1992-2011年的20年间,总投资达到140.56亿美元.在交通、能源、经济走廊、旅游、通讯、公共卫生和人力资源、环境和贸易设施等领域启动了81个建设项目.通过这些项目的实施,以中国云南昆明-老挝南塔-泰国曼谷线、中国云南昆明-广西南宁-越南河内线和中国云南昆明-越南海防线构成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南北交通走廊并以此为基础的经济走廊的地域格局开始形成:在沟通越南岘港-老挝中部-泰国东北部-缅甸毛淡棉的东西交通走廊建设成果,成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在东西经济走廊地域格局形成的重要基础设施:在泰国曼谷-柬埔寨金边-越南胡志明市-头顿市和泰国曼谷-柬埔寨暹粒-越南归仁的沟通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2条交通走廊构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南部经济走廊形成的基础设施根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和已经构建的南北、东两和南部交通走廊促进了该区域六国在跨境运输、国际通信、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增长,从而促进了该地域经济走廊地域格局的形成.文章提出了中国在交通走廊建设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与次区域六国和利益相关国家建设该地域政策协调机制,并与日本等贸易和投资大国共同促进从交通走廊的地域布局向物流走廊和经济走廊地域功能转化的区域发展.     

"拉美现象"的特点、成因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纵观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拉丁美洲是较早摆脱殖民统治并着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区域。近20多年来,拉美各国经济虽有一定增长,人均GDP也并不低,但贫富差距过于悬殊,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危机迭起,社会动荡不安,形成独特的“拉美现象”。本文分析了“拉美现象”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探讨了“拉美现象”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香港城市土地用途规划控制的机制

面对稀缺的土地资源、迅疾的人口增长、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以及强劲的面向服务业的经济转型,高效和优化用地成了香港土地用途规划控制的主要原则,香港也因此发展了自己特有的、以弹性为特征的城市土地用途规划控制机制.香港城市土地用途规划控制的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健全的法规和技术标准为土地使用的效益最大化和公平化提供了保障,决策、咨询、执行和辅助机构的职能截然分开保证了土地规划管理的公正性和高效率,全港发展策略、次区域发展策略及地区图则三层发展规划系统为土地利用规划控制提供了科学的架构,政府与私营机构的合作博弈在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及影响要素

在海洋经济质量转型之期,基于“认知—评价—建构—优化”理念,界定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内涵,通过中心-引力模型评价分析2000—2014年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构建了海洋经济增长质量模型,识别影响其空间特征的相关要素,并根据要素作用程度提出优化建议。研究发现：① 辽宁沿海地区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呈“核心—圈层”结构,形成以大连为“领头雁”的雁阵式相互继起模式;“钻石型”引力流结构促成辽宁沿海地区集中化连片发展格局;② 海洋经济增长质量空间特征主要受空间集聚效应影响,海洋资本、海洋基建和海洋产业结构成为推动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顺流机制,其中海洋产业结构成为影响辽宁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圈层空间集聚效应的关键流;海洋人才成为制约海洋经济增长质量循环引力流的逆流机制;③ 通过路径作用程度的象限划分,提出强化大连中心地职能,针对腹地城市定位及资源禀赋条件提出调控措施,推进沿海区域协调与一体化进程。     

西安城市"新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机制

基于西安市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库等资料,对以高新技术密集制造业、新技术密集公共服务业、生产者商务服务业三大产业组群为主体的“新经济”在典型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其机制予以解析.结果显示：“新经济”增长与发展格局受“路径依赖”及“新区位创生”双重效应影响,“地理靠近”依然是“新经济”活动获取有利区位条件的主要策略;两个国家级开发区、老城商业中心区、以及大学/科研/文教单位密集区是西安“新经济”生长发展主要区段;其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因其特有运作机制而成为城市新经济体系的组织中枢与增长核心.     

局部邻近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次区域网络演化研究——以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为例

依据省际交界地区主要城市与各自省会城市邻近程度,以“(空间距离)驱动机制+(经济发展水平组合模式)类型”为亚分类依据,将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细分为完全邻近、局部邻近和无邻近3种亚类型。以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为例,运用引力模型等方法,分析局部邻近弱弱型省际交界地区次区域网络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2008—2020年,区县节点发展潜力普遍提升,但节点的辐射强度、辐射方向未发生较大变化,市辖区仍是带动区域发展的关键节点。(2)各省内县域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但边界屏蔽效应依然明显,河南省和安徽省境内仍以市域强联系为主要特征。(3)鄂豫皖省际交界地区已形成三级次区域网络,且距离省会城市越近,县域经济联系越强,次区域网络越趋于完善。以河南省信阳市为分析重点,揭示了在行政区边缘化和经济区排他性的双重作用下,“小马拉大车”式的区县联系是自身介入区域发展不足的空间表现。     

地缘合作的理论框架探讨-以东南亚为例

地缘合作是基于地缘区位而进行的区域合作,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东南亚是地缘政治的传统"破碎地带",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区域。文章从地缘合作的概念、空间层次和合作框架进行理论探讨,选择东南亚中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南增长三角作为地缘合作的三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分别探讨了地缘区域合作、地缘次区域合作和地缘经济区合作三种类型的制度安排。地缘区域合作依托于地缘板块,通过国家联盟的政策体系来促进地缘合作;地缘次区域侧重于交通、能源等方面的具体项目,多渠道融资来推动次区域合作;地缘经济区则主要承载了边境合作区、出口加工区等政策性区域。研究认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引领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通和能源项目共建、边境合作区开发等是深化地缘合作的重要实践载体。     

中国外向型经济区制造业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与科学议题

当前,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经济转型形成历史性交汇,表现出不同以往的多元化过程与不同尺度的空间响应。我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内部出现企业迁入与迁出并存、旧产业区衰退与新产业区增长并存的新现象。这一新现象与经典的“核心-边缘”理论所描述的核心与外围之间的集聚、扩散过程有很大区别,是核心区域内部,在集聚、扩散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同时出现增长与衰退的空间分化。需要深入研究新时期制造业企业集聚、扩散的多元化过程、经济区域演化的多尺度空间效应、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多重动力机制等科学议题,从“多元化区位过程-多尺度空间效应-多重动力机制”,建立一个从企业区位到经济区域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探索符合时代背景与我国国情的产业集聚和扩散理论,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区积极应对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主动谋划转型与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汉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分析与对策

“汉三角”位于湖北、湖南、江西3省交界处的精华地带,属于中部发展中地区,具有区位与交通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旅游资源品种多样、人文气息浓厚等多种优势,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前沿地区。同时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在中部地区营造汉三角经济增长极,通过发挥其巨大潜力,不仅将完善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布局,而且对促进中部崛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中对汉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详尽分析,并提出汉三角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措施。     

GEOFEATURES AND RESOURCE ELEMENT COMBINATION OF TUMEN RIVER ECONOMIC GROWTH TRIANGLE

Ｉ.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ｎＴｕｍｅｎＲｉｖｅｒ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ｌａｔｅ1980ｓ,Ａｓｉａｈａｓｂｅｅｎｒｅｐｕｔｅｄｆｏｒｉ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ｒｉａｎｇｌｅｓｈａｖｅｅｍｅｒｇｅｄ.Ａｈｏｓｔ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ｊｏｉｎｅｄｈａｎｄ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ｎｄｌａｔｅ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ｙ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ｔｈｅｙ…     

论湘西旅游"金三角"的开发

随着"大三峡"旅游圈的形成,湘西旅游业面临巨大的挑战,开发湘西旅游"金三角",打造湖南旅游航母,是保证湘西旅游产业快速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充分挖掘大湘西的旅游区位条件和旅游资源优势,营造张家界、吉首凤凰、沅陵3地旅游联动,实现三位一体,实施形象战略、精品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内核到外缘打造整体的湘西旅游"金三角",是实现湘西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战略实施过程中,选择从旅游通道、开发序位、市场培育和旅游网络等方面逐步构建湘西旅游"金三角",使大湘西成为大三峡地区一个强大的旅游目的地.     

中原城市群的空间组合特征与整合模式

城市群已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城市群的空间整合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性问题。目前,中原城市群发展形势良好,被认为是我国将形成的十大城市群之一。本文运用分形、城镇化不平衡指数、城市网络、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等理论和方法,对中原城市群城镇的空间组合状况进行分析;构建促进中原城市群9城市协调组合发展的空间整合机制;依据中原城市群自身发展特色,对其空间整合模式进行选择,并由此提出其空间整合的总体概念模型。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过程及创新发展机制——以“寿光模式”蔬菜产业集群为例

在对农业产业集群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以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为例,分析中国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的“四阶段”模型及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并挖掘了“寿光模式”的“集群”本质。结论表明: ① 中国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创新发展:首先是从农业产业集聚开始,并经由专业村到产业集群,再到乡村创新极演化; ② 促进农户的企业化演变是农业集群及其创新体系形成的第一步。创建产业网络是农业产业集聚和专业村向农业产业集群升级的必备步骤,农业创新体系的形成标志着农业集群走向成熟; ③ 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的形成演化也经历了这4个阶段。各类各层主体通过知识增长、知识流动和知识采纳提高自己的内生能力和外部契约关系,并通过知识和创新网络实现五大维度上的协同创新,一起促进企业（农户）、产业（网络）、技术、制度和空间“五位一体”的协同演化,是农业集群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内在机制。     

构造新疆外向型经济增长极的思考──清水河-霍尔果斯口岸经济特区构想

经济增长极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心,而“三角增长极”是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空间保证。构造新疆西部边境地区外向型经济增长极──口岸经济特区,可以填补新疆一级“三角增长极”的西部空白,完善我国二级“三角增长极”空间结构,对新疆经济和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构建徐连临成长三角的探讨

文章概括总结了成长三角的基本特征，并进一步分析了构建成长三角的几个条件。然后运用成长三角理论，从促进区域合作和落后地区发展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徐(徐州)连(连云港)临(临沂)成长三角的构想，分析了其对区域发展的意义。并就如何促进该成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给出了具体的措施，认为协调成长三角参与各方的利益是构建该成长三角成功的关键，同时调整区域内的行政区划也对该成长三角优势的发挥起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东北地区城市地理基本框架

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出发,对东北地区城市体系框架、中心城市和大都市区、城市群和城市组群等城市地理问题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城市地理框架的形成演变过程分为三个时期,即古代城镇形成时期-近代城市形成时期-现代城镇体系形成发展时期。将城市体系结构框架归纳为：自上而下先快后缓的城市化进程,“弱金字塔”型的等级规模结构,沿铁路分布的“T”型空间结构,由“单一”向“新型”发展的城市职能结构。东北地区以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为中心城市的“四城市时代”已经到来,三省GDP向四城市高度集中,并且依托四市正在形成发展为“大哈尔滨”、“大长春”、“沈阳经济区”和“大大连”四个大都市区。作为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东北地区的城市群和城市组群也发育得相对完备而密集,已初步形成“三圈”的基本格局,即辽中南城市群以及吉中、哈大齐等2个大型城市组群。     

中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空间定位与发展态势--兼论点--轴系统理论与双核结构模式的空间耦合

本文通过双核结构模式与点～轴系统理论的有机融合 ,有效地解决了我国主要产业轴线的空间定位问题 ,据此测算并较为深入地分析了 1990 - 2 0 0 0年主要产业轴线的发展状况。并在从理论层面上廓清了双核结构模式与点 -轴系统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的基础上 ,对我国主要产业轴线的未来演化作了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表明 ,双核结构模式可以深化现有的T型开发模式 ,是我国沿海和沿江开发走向深化、空间范围拓展的有效的理论工具。从未来演化趋势看 ,沿海和沿江将一直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的一级轴线 ;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 3个沿海区域增长极继续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 ,以武汉为核心的汉三角区域增长极将从我国中部崛起 ,成为我国第 4个区域增长极。     

耦合视角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及交互机制

随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转型,测度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土地和经济三者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探索其演化过程的时空动态规律,已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科学问题。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在测度近16年来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差函数,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的交互过程,探索其城镇化协调空间集聚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 伴随长三角地区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人口、土地和经济”总体和两两耦合协调度演化均呈稳步提升的趋同现象;②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集聚程度逐年增强,空间关联作用范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极独大、三角核心、周边低平”的空间形态;③ 从各个城市的城镇化耦合水平跃迁路径来看,大多呈协同增长态势,表明城市的整体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和空间锁定特征;④ 长三角地区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从稳定和均衡→极化集聚状态的演变动力主要来自于土地-经济的交互作用,而从极化→均衡状态的演变动力更多地来自于人口-土地的交互作用。城镇化协调度的交互过程及机制研究为新型城镇化发展和长三角城市群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调控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