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格局

经贸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演变特点及格局,对于促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贸易畅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梳理了2001年以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演化历程,并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敏感性行业度量及k值聚类算法等,对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商品结构及格局进行了深入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出口商品结构有所优化,进口商品结构日趋集中,能源及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上升;2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的商品结构与各国出口优势行业基本一致;3中国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的国家存在一些敏感性行业,出口方面涉及服装鞋帽、矿物制品及交通运输设备等,进口主要涉及能源、矿砂及一些资源初级加工品;4由于国内各省发展差距明显,中国出口商品的空间连续性较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分析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域。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研究有助于加强沿线国家在石油产品贸易上的合作。以石油产品为研究对象,运用复杂网络分析21世纪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化,并揭示其与原油贸易网络的异同。研究发现：（1）石油产品贸易网络是“核心-边缘”式的小世界网络,呈现规模扩大、紧密性提升、结构日趋复杂的特征,且这些特征比原油贸易网络更显著（;2）石油产品贸易空间不均衡性显著,呈现出新加坡、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枢纽节点辐射,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等枢纽节点辐合为主的空间形态,枢纽节点地位日益强化（;3）石油产品贸易网络社团逐步聚拢,演化成以俄罗斯、新加坡和中东国家为核心的三大稳定社团,中国逐步“脱俄入新”。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和启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

"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对外合作战略的重点。中国各省(市、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是"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的主要内容。本文根据最新的国际贸易中心统计数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数据以及2010年30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以及中国各省(市、区)出口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同时呈现出不对称性;进一步从省(市、区)域层面来看,沿海省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对其GDP增长的贡献较高,新疆对中亚5国的贸易对其GDP增长的贡献非常高,对中亚5国的出口有着很强的依赖性。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连通性演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和核心环节。基于“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数据库,论文综合集成组团识别、核心—边缘轮廓、视差滤波等网络中尺度分析方法,构建探索贸易网络连通性的分析框架,从节点和连边双维度揭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时空格局、拓扑关系以及连通性演化,以期能为新时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研究发现：(1)“一带一路”贸易网络联系持续增加、网络密度不断提升、贸易规模分布空间异质性突出,逐步形成了联系日益紧密、层级结构明显、空间上非均衡分布的贸易网络格局;(2)“一带一路”贸易网络形成了5个贸易组团,组团结构存在地理邻近效应,地理距离在全球及区域尺度的国际贸易分工体系演化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3)“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正在经历结构性调整,核心结构和边缘结构呈现出明显分化,极化效应凸显;(4)“一带一路”贸易骨干结构不断拓展和丰富,呈现出向核心国家集聚的变化趋势,形成了以中国为绝对核心,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为次核心的骨干网络格局。研究结果对于理解“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优化贸易发展格局以及提升贸易网络韧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空间结构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形成的网络有利于加速经济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效率,对重塑欧亚大陆政经版图和优化中国地缘环境具有重大影响。采用复杂网络和地统计方法,借助GIS、Pajek、Ucinet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空间结构以及节点的邻近性深入研究。主要结论有：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性质,遵循增长性和择优选择;② 沿线国家贸易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等级性,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贸易网络是“混合型”结构,呈现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联系模式,不同中心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④ 拓展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科研邻近和语言邻近是重要的推动力,制度邻近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文化邻近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宜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再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辐射,进而向重点国家的周边地区拓展,从不同空间层次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科研和语言邻近的推动作用,强化对沿线国家的文化渗透。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事件GDELT数据库，分别从整体、多类别、多尺度等方面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关系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了“合作为主、分歧较多”“合作增多、分歧减少”“合作稳定、分歧进一步减少”三个阶段；(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事件呈现出“言语促进事件为主且集中，地缘分割事件多国频发”的特点；(3)国家尺度上的地缘分割事件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趋势，且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地缘促进指数呈下降趋势。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新型合作共赢国家关系提供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石油资源流动类型演变

综合运用石油自给率、流动比率等方法,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对1995—2014年各国石油资源流动类型时空演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1995—2014年石油净补给型国家数量较为稳定,无产型或低产型国家的石油贸易倾向变化相对较小;基本自给型国家数量占比最大,1995年占比1/2,其余四个年份占比稳定在1/3;净支出型国家数量显著增加,至2014年其中有5个国家保持不变,表明这些国家的石油产量具有较大的优势。2）1995年和2014年汇地国家均为39个国家,其中有34个国家一直保持汇地职能,空间分布上呈东多西少,南多北少,东西分化以西亚、中亚、东欧为界;有14个国家一直保持源地职能,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汇地相应,西多东少,南多北少,主要分布于西亚、东欧及中亚;交流地数量较少,呈分散分布,且分布地不稳定。3）从数量变化来看,研究期内汇地略有增加,源地略有减少,交流地略有增加;“一带一路”源地总出口量与汇地总进口量的比呈逐年降低趋势。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09—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有所上升但直接投资的流出地趋于集中,新加坡、中国和马来西亚一直位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前3位,所占比重从43.89%增至65.21%。(2)直接投资网络中小额投资流比重较大且呈上升趋势;大额投资流数量减少,并稳定分布于东南亚地区。(3)直接投资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各国点度中心度的空间差异显著并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其中核心国家控制力相对稳定。(4)空间距离、市场规模差异和移民数量对直接投资网络具有显著的影响,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政治差异的影响不显著。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对沿线国家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会产生重大影响。基于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6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开放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开放度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差异逐渐缩小。(2)开放度的重心在移动方位上分为两个阶段:2000—2008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而2008年之后重心逐渐向偏东方向移动。(3)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西北部开放度较高,而中部和南部开放度相对较低。(4)开放度在全局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区集中于新加坡和塞浦路斯2国,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中亚和南亚。(5)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陆路交通和港口对开放度均存在长短期效应以及直接、间接效应。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结构及形成机制

科技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以来取得显著进展。以"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为研究区,运用WOS核心集合论文合作数据构建国家间科研合作矩阵,通过GIS空间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以及负二项回归分析法,探究沿线各国2013年和2018年科研合作网络的多元化结构及形成机制,结果表明:①在全球尺度,"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知识流动日趋频繁,但内部合作紧密程度不及与沿线以外地区的合作程度。沿线区域对全球的科研合作网络由欧洲、美国和中国"三足鼎立"骨架结构向欧洲、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多个密集区构成的"多边形"骨架结构转变。②"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合作网络的空间结构,由中国、中东欧区组成的"双核发散"向"一区多点"构成的"多极化"空间结构转变;等级结构则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等级层次结构,且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控制结构呈现出由"单核心"向四周高、中间低的"多超多强"盆地型控制结构转变。③沿线国家的科研实力、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等国家主体属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等是沿线科研合作网络形成的主要机制,其中科研实力、社会邻近性的作用最大,地理距离对科研合作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印贸易关系分析

中国与印度的双边关系一直牵动着亚洲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研究其贸易关系对推进双边关系、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合作及“一带一路”建设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贸易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中印贸易关系发展态势,探讨中印贸易商品结构及敏感行业,评估中印贸易对两国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期为中印关系演变提供有利支撑。研究发现：（1）2001—2017年中国与印度的贸易规模迅速扩大,但印度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提升较慢;（2）东部沿海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较紧密,西部地区大部分省份与印度的贸易联系相对较弱;（3）中、印双方均未能识别出明显的敏感行业,中国从印度进口主要商品为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而中国出口印度的商品逐渐转为技术密集型商品;（4）机械设备、化学制品业的出口拉动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而非金属矿物制品、矿物的出口拉动对印度的经济发展贡献相对较高;（5）出口印度对东部沿海贸易大省的经济拉动比较明显,对于印度毗邻的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拉动也相对较大。     

“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演化研究

论文利用2001—2015年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贸易额,通过构建全球和“一带一路”技术贸易网络,从技术供给和技术销售层面刻画了“一带一路”技术贸易格局及其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一带一路”内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内部技术进口格局由独联体、中东欧地区主导向东亚地区主导转变,内部技术出口格局由西亚地区“一极主导”向东盟-西亚-东亚“三极主导”格局转变,“一带一路”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非常低下,大量的技术需要从外部进口,但“一带一路”作为技术销售市场在内部国家(地区)技术销售链中的地位显著提升;② 在“一带一路”外部技术贸易网络中,外部技术进口格局由东盟向东亚更替,而外部技术出口格局始终由以新加坡为核心的东盟地区主导,“一带一路”在国际技术销售市场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但其在国际技术供给链中的地位十分低下;③ 从技术贸易类型上看,内流型国家(地区)占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地区)依赖内部技术贸易来实现技术互补,而高技术贸易额国家(地区)大多都为“两头在外”型,“一带一路”区域技术贸易网络尚未形成。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分析

选取UN Comtrade 2000年—2016年中国与南亚各国相关贸易数据,从中国与南亚的贸易现状入手,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HM指数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进行测算。研究表明：①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印度是中国在南亚最大的贸易伙伴;②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③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一直以印度为主,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辅;④中国出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在缩小,以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中的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主;⑤中国进口南亚的主要商品类别的国家间差异较大,但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⑥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⑦“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势,而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多呈下降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