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至民国时期京津唐地区人口与土地开发规模间的关系探讨

通过对京津唐地区金至民国时期人口变迁和土地开发的研究,对这一时段各个历史时期人口和土地开发的规律和特征进行了探讨.认为京津唐地区的土地开发过程与相应时期的人口变化密切相关.对本地区人口——土地亩数进行的相关分析表明,清嘉庆以前,这一地区的土地开发规模与人口的增长符合线性方程y=522+5.24x.这说明在此阶段二者间的变化是循着一定的规律进行的.清嘉庆未至民国时期,人口与土地的关系则不符合上述方程,显示出在人口——土地开发的渐变过程出现了一个突变的断层.这表明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下,人口与土地开发间的规律已被打破,从而引起了环境进一步的改变.     

黑河中游历史时期人类活动强度定量评价——以明、清及民国时期为例

黑河中游在明、清及民国时期经历了人口规模膨胀和大规模农业垦殖发展过程,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历史记载数据有限,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强度难度较大。本文选取耕地面积、人口数量、灌渠长度、粮食单产等参数为评价指标,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及估算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熵值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等4种客观权重法定量分析了黑河中游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前期、清代后期及民国时期的人类活动强度,获得以下主要结论：5个研究时期人类活动强度绝对指数分别为0.46、0.47、1.13、1.55及1.39,表明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强度持续增加,民国时期略有减弱。各方法评估结果综合排序相同,表明研究结果具有较好一致性。     

明清时期广州城图研究

分析明清时期有关地方文献中的广州城图认为:1.清初广州城扩筑鸡翼城后,其形制基本定型,由明初"三城合一"后的长方形演化为向北凸的不规则形状.2.广州古城在明清时期主要有3次扩城之举,城区分别向北、向南扩展,清道光年间城区范围已突破城墙界限向外发展,其扩展动力是经济功能的增强、人口的增加.3.城内的布局表现为内城北部为历朝的政治活动中心,经济活动则随城区的扩展作相应的调整,由内城扩展至新城、鸡翼城乃至城外西关一带;城市主要街道由明初的各成体系发展至清初已互相贯通,基本定型,其影响延续至今.最后,建议借鉴古代     

鄂尔多斯高原明长城的地理界线意义

鄂尔多斯高原明长城位于明万里长城的中部,是明代边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明长城的地理位置是当时综合自然-社会-经济诸多因素的结果。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地貌、气候、农牧业界线三个方面分析了明长城的地理界线意义。明长城一线是鄂尔多斯高原与黄土高原的地貌界线,长城南北地貌类型、地貌特征差异显著。明长城处在中国夏季风的尾闾,是中国季风区与非季风区、暖温带与中温带、半湿润区与半干旱、干旱区的分界线。明代鄂尔多斯高原的长城是农牧业的分野,同时鄂尔多斯高原明长城位于中国农牧交错带中部的中轴位置,明长城两侧生产方式和土地利用显著不同,具有农牧分界线的地理意义。研究结果可加深对明长城价值的认识并促进长城的遗产保护。     

粤北区域经济地理的历史变迁

首先简述粤北区域的政区建置沿革,指出从历史经济地理角度,粤北的发展大致分为秦汉以降至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三大阶段.秦汉以降至唐,粤北开发较早,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岭南领先地位.至唐宋,粤北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成为仅次于广州的要州大郡.但两宋后,珠江三角洲崛起,粤北则逐渐衰落,成为岭南经济较落后的地区之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粤北应该加速城市化进程,加强中心城市建设,变交通通道优势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促进粤北区域整体发展,早日实现现代化.     

惠州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研究惠州城市和形成和发展,重点考察了腹地和职能的演化,基于动力学分析,认为惠州城市未来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石化,电子等行业的工业化和以惠州港为中心的交通枢纽地位。     

我国耕地变化趋势与对策再探讨

本文分析了我国耕地预测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利用统计资料对我国耕地减少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对我国耕地变化趋势进行了新的预测，重点说明人口城镇化和劳动力非农化不但不是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而且是节约土地资源的有效对策。     

近2000年来甘肃民勤盆地绿洲的空间变化

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之际,民勤盆地是北方匈奴的游牧之地。自从西汉王朝驱逐匈奴以后,农耕文化传入本区,使本区由一个纯粹牧业区迅速演变为农业区。伴随着人类开发进程的加快和开发规模的扩大,加之自然环境的变化,民勤盆地从一个“土沃泽饶”、“可耕可渔”的湿生环境演变为“十地九沙,非灌不殖”的干旱荒漠环境。目前,民勤盆地成为干旱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典型,其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严峻挑战。作者在大量野外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文献、考古、遥感和地图资料,通过广泛搜集近2000年来民勤盆地绿洲演化的证据,对典型历史时期的绿洲分布范围进行了复原,并制作了相应的绿洲分布图。结果表明,民勤绿洲的开发始于汉代,繁荣于魏晋,萧条于南北朝至宋元,复兴于明清,鼎盛于现代。绿洲的发展在空间上总体表现为一个自西向东的迁移过程。     

古代刘家港崛起与衰落的探讨*

明代早期建都南京,当时贴木儿帝国崛起于中亚,一度阻断了丝绸之路,北方大运河严重淤积,明王朝只能采用海运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开展海内外贸易。长江河口成为南京的通海捷径,刘家港位于娄江(刘洒)与长江河口交汇处,太湖平原的东北部。娄江在宋代以前严重淤积,经元代至明初的治理,特别是明初"掣淞入刘"的整治工程后,娄江河道水深河阔,全江畅通,成为长江河口地区兴建大型海港的最佳的港址。娄江又能同富饶的太湖平原相沟通,使其成为刘家港的经济腹地。以上原因使刘家港在明初崛起,成为"海运千艘所聚"的大海港与郑和下西洋的出海始发港。明王朝迁都北京后开展大运河的治理,减少对海运的依赖,郑和下西洋终止与倭寇骚扰,均促使海运衰退。长江河口南岸严重崩塌,使刘家港崩塌入海。娄江严重淤积。以上原因导致刘家港衰落。     

明代济南地区旱灾发生频次分析

通过对明代济南地区历史文献中干旱灾害记载的整理统计,分析了该时期济南地区旱灾的时间变化特征、等级和成因。结果表明,在明代276 a间,济南地区共发生旱灾92次,平均每3 a发生1次。明代济南地区旱灾主要分为两个发生阶段: 1370—1460年代旱灾偏少期和1470—1630年代旱灾多发期。从明代早期到晚期,济南地区旱灾发生频次呈明显增加趋势,而明代中后期旱灾呈较明显的波动变化特点。明代济南地区干旱灾害可划分为4个等级:①以三级大旱灾发生频次最多,为36次,平均每7.7 a发生1次,占旱灾总次数的39%;②一级轻度旱灾和二级中度旱灾,各发生25次和22次,分别占旱灾总次数的27%和24%;③四级特大旱灾发生次数最少,共9次,约占旱灾总次数的10%。气候干旱、降水稀少是旱灾发生的主要原因,人为因素有可能加重了本区旱灾的危害强度。     

明后期延绥镇长城沿线屯垦的时空分布特征

毛乌素沙地及周边地区的环境问题,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明代延绥镇土地利用方式及规模对毛乌素沙地南缘的影响及其程度,也成为重要研究内容。从军地类型、分布及数量,可以看出万历时期延绥镇屯垦有巨大发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历史文献研究等方法,揭示了延绥镇近边垦地的利用格局,探明了明万历末年延绥镇36城堡草场地与军垦地分布及数量。万历年间延绥镇近边地区景观的时空特征主要是军事和地理环境共同决定的。万历末至崇祯年间,由于连年战乱及自然灾害,延绥近边垦地的农业生产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抛荒率基本在90%以上。明军垦的发展对此阶段毛乌素沙地南移的影响不大,自然原因可能是毛乌素沙漠变迁的根本原因。     

明朝前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移民活动及其社会作用初探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过多次有组织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本文初步探讨了它们的社会背景、迁移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论述了人口迁移在稳定社会局势、恢复农业经济、促进文化交流等方面的作用。     

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

在大量整理明代华南灾害资料的基础上,着重论述了明代华南自然灾害的时空特征。其时间分布很不平衡:明代前期灾害发生的频率相对较低;中期各种灾害逐渐增多,呈现出复杂性和严重性;后期灾害有所减少,但灾情仍较为严重。自然灾害的空间分布也不平衡:福建灾害最多,集中发生在福州、漳州、泉州等府;广东灾害次之,主要分布在广州、潮州、肇庆、琼州等府;广西灾害相对较少,但太平、梧州、柳州等府也常受灾。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明代华南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关,与各地的社会状况也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古代沙质荒漠化的历史演变

荒漠化是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是受荒漠化严重危害的国家之一。依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和现代学者研究成果,分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三个历史阶段,梳理了中国沙质荒漠化的演变过程。研究表明：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沙质荒漠化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如鄂尔多斯高原、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隋唐宋元时期,荒漠化扩展到东北地区,如呼伦贝尔沙地、科尔沁沙地等;明清时期,政府通过修筑长城和封禁政策,客观上抑制了边疆地区的垦殖开荒,但在人口压力下,明朝后期和清朝后期北部边疆的农垦快速发展,加速了鄂尔多斯高原、科尔沁沙地等地区的荒漠化进程。因此,数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特别是滥垦、滥牧、滥樵采等不合理土地利用方式,致使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区的荒漠化日趋严重。     

北魏至金代科尔沁沙地的变迁

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材料探讨北魏至金代科尔沁沙地变迁。认为北魏至辽代(公元386-1125年)还保持草原景观。辽代晚期由于农垦科尔沁沙地沙漠化面积日益增大。金代(公元1115-1234年)是历史上沙漠化最严重时期。     

交通枢纽的空间演进与发展机理

长时间序列的交通枢纽空间分布格局的演进规律,一直是国内外交通地理学有待解决的问题。考察交通枢纽的长期演变规律,有助于把握交通枢纽的发展机理,为空间优化提供科学支撑。对秦汉时期以来中国交通枢纽分布格局的发展过程与空间特征进行系统解析,认为存在秦汉至南北朝、隋唐、宋朝至辽金时期、元明、清朝、民国至今等6个阶段。基于中国不同历史阶段交通枢纽的发展轨迹,总结了交通枢纽的基本形成条件和空间演变的一般过程,并对交通枢纽的生命周期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了交通枢纽的基本发展模式,系统总结了中国交通枢纽空间布局的基本形态。相关研究既是对交通枢纽研究的理论完善,也是中国交通枢纽布局规划的理论基础。     

PRED系统特征与可持续农业发展途径选择--以聊城市东昌府区为例

通过对东昌府区PRED系统特征与系统惯性增长的分析揭示制约PRED系统协调发展与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确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总方向,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主要包括：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市场化、企业化和专业化基地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大盐碱地、中低产田挖潜改造,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调控机制。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 ,与人口数额、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由于西辽河流域南北地区资源环境的差异 ,两地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是不同的。本文指出 ,虽然辽中期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核心的上京地区与以老哈河流域为核心的辽中京地区人口数额相近 ,但辽上京地区人口接近或达到这一地区人口容量的临界值 ,环境已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求 ,最终以人口迁出形式求得人口与资源的暂时平衡 ;而辽中京地区 ,由于资源环境较优 ,整体上人口与资源禀赋保持平衡 ,仅局部地区存在资源不能持续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完成新一阶段生存环境的选择。     

基于RS和GIS的土地生产力与人口承载量──以向家坝库区为例

本文在分析土地生产力与承载力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以向家坝库区耕地为研究对象 ,根据库区经济地理现状 ,确定土地人口载量研究区域 ,并利用GIS和RS技术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和地形地貌特点进行深入分析 ,建立“空间·属性一体化”数据库。本文还建立了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评价指标体系 ,利用潜力递减法 ,进行以村级为单位的耕地粮食综合村尺度的近期和远景 (2 0 12 )土地人口承载量研究 ,提出与当地农业发展相一致的整个研究区环境容量。结果表明 ,与其它耕作方式相比 ,复种耕种可获得更大的人口承载量 ;库区环境容量已趋饱和 ,而且未来库区土地承载力呈下降趋势 ;通过改良品种、扩大水稻播种面积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矛盾。     

明代朝贡贸易体制下澳门的兴起及其与广州的关系

明中后期澳门的兴起既是历史选择的一次偶然,也是明代特殊海外贸易政策下的必然结果。文章从明代朝贡贸易和市舶司制度的兴衰入手,探讨澳门兴起的动力机制和主要影响因素,特别是在澳门兴起过程中广州所起的作用以及两者的经济互动。同时,基于明代全国视角下的海外贸易与港口分布的总体格局,综合分析澳门、广州以及隆庆以后的月港这3个在明代后期开放的港口,探讨三者在功能、性质、贸易对象等方面的异同点,进一步论证澳门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明代朝贡贸易体制对海外贸易和港口发展的束缚。正是由于广州在明代后期对外通商的垄断性和不完整性,澳门才能以广州外港的性质互补,从而成为当时最大的东西方国际贸易体系之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