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区工业开发空间区位选择

中国山区工业开发空间区位可划分为沿海山区、沿边山区和内陆封闭山区三大类别。各类别又有不同的工业开发组合内容。首次将沿边山区划分为沿水力、沿路边、沿城边三亚类地区。     

东风汽车公司“迁都”的区位分析

2003年9月28日，位于湖北武汉经济开发区内的东风汽车公司总部新大楼奠基。标志着东风汽车公司走出十堰，落户武汉。为什么要“迁都”呢?下面试从工业的区位因素来讨论“迁都”的原因。     

区位、制度与我国西部工业空间集聚机制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区位分析是理解区域工业集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近年来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学说的推动下,区位分析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基于企业调研和统计资料,分析了建国后各个阶段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与区位条件的关系.研究表明,区位条件与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紧密关联,但影响工业企业建立的主要区位要素是变化的,且区位要素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特别是与政策要素共同决定了兰州工业发展.区位分析是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但区位分析应置于"特定背景"之中,把地方特征、外部联系和宏观结构性力量结合起来.     

边境区位:一个基于企业集聚的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

本文整合了传统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有关边境区位的研究,构建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边境区企业集聚的分析框架,提出了一个包括要素成本、空间联系成本、交易成本、市场拓展、优惠政策等影响因素的集聚机理分析模型,运用该理论框架对美-墨边境区企业集聚进行了解释。     

甘肃内陆河流域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和发展的影响因素

问卷调查了酒泉市和嘉峪关市的41家工业企业,收集了大型工业企业的资料,了解影响工业企业选址和发展的主要区位条件。研究表明:韦伯工业区位论强调的成本因素和当地市场是影响内陆河流域工业企业选址和发展的主要区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成本因素是临近原料地和优惠政策;远离大经济中心和经济发达区的相对区位劣势制约大部分企业的发展;虽然只有少部分企业认为水量、水质和水价是企业选址和发展的制约因素,但分析认为,水资源短缺对当地工业发展有不利影响,而受访企业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间接影响;相较其他城市,酒泉市企业选址中集聚经济因素的影响小。     

基于区位选择的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研究

中国区域发展差距是区域经济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并形成了多种解释。基于构造的经济活动区位选择模型,认为区位是形成中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原因,接近中心的地区经济活动更为密集,而且由于聚集经济使得工人生产率以及工资水平更高。中国的东部地区靠近亚太经济中心,这一区位优势使东部地区吸引了更多经济资源,而西部的周边地区经济不发达,难以吸引经济资源,从而形成了二者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因此,西部要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不仅取决于自身努力,也取决于其毗邻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工业企业区位与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耦合分析——洛阳市大型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因素的案例剖析

工业企业区位和城镇体系布局的空间耦合关系是地理学综合性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命题.协调工业区位选择与城镇体系布局,促使工业化和城镇化在空间关系上形成良性互动,现实意义重大.在初步探讨了工业企业区位与城镇体系布局空间耦合的价值和一般过程的基础上,以洛阳市为例,讨论了不同时期内洛阳市工业布局指向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以部门和典型企业走访、企业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重点调查大型工业企业近期研发和管理、核心生产、配套企业等生产链不同环节的布局区位指向,分析其对城镇体系空间结构演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基于企业近期经济利益最大化目标取向的工业企业区位选择同城镇体系空间组织模式的耦合关系不尽合理,这不仅对城镇体系的完善、也对工业企业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基于此,提出符合城镇服务功能最大化的城镇体系布局意向及其对工业发展区位的期望,分析了在符合企业意愿和政府作为的基本前提下,引导大企业的配套企业向距离中心城市30 km县城集聚的可行性.并进一步从中心城市与县城的快速通道建设、政府补贴弥补土地价格差价、提高县城的公共服务支撑能力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为城镇体系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房地产外资的区位选择及空间转移

2006 年以来,房地产业成为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主要行业之一。对这一时期中国35 个重点城市的房地产外资区位进行分析,发现房地产外资集中的地区仍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型城市,但同时表现出向长江沿岸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核心城市等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面板Tobit 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内资企业的竞争是导致房地产外资区位变化的重要因素。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迫使房地产外资放弃利润率最高的最优区位,转而寻求利润率较低、而市场需求较大的次优区位。各重点城市间土地市场化程度差异的迅速缩小使得房地产外资能够自由选择区位,为房地产外资的这一空间转移策略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国农村工业发展形式研究

本文根据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理论,依初始主导环境因素将农村工业发展形式剂分为６种基本类型：农副产品加工型、城市扩散辐射型、矿产资源开发型、外资外贸推动型、人力酱推动型、市场加工循环推动型,并依是由权力精英或是由经济精英发动将６种基本类型划分为１２种亚型;本文重点对各个模型的形成条件和特征进行了分析,对不同模型的发展潜力产存在问题进行了对比,并探讨了它们在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中国乡村地域类型及分区发展途径

由于我国乡村地域差异显著,乡村振兴需分类有序推进。本研究立足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从资源、环境、人文、经济等维度构建了度量乡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计量模型,划分了乡村地域类型,明确了分区发展途径。结果表明,我国乡村综合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显著,呈现明显的自东向西递减规律;全国乡村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11个一级区和45个二级区,不同类型区制约因子各异;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是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区位条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综合体现。地理环境是乡村地域类型分异的决定性因素,资源禀赋状况是乡村地域分异的关键因子,人文和经济因素在乡村系统转型发展中扮演着重要作用。通过对乡村地域类型、特征及其分异机制的研究,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中国纺织业区际转移的粘性分析

如何破除产业区际转移粘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成为近年来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综合运用区位熵、产业集聚变动指数和面板数据的门限回归方法,对2000-2010年中国纺织业转移的时空特征及区际转移产生粘性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东部纺织业已出现明显的转移趋势,但就其跨区向中西部转移而言仍具有很强的粘性,其原因在于:1纺织业对本地市场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因而在市场接近效应的作用下东部纺织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存在一定的市场阻力;2纺织业集聚的外部规模效应仍在增强,特别是东部部分省份的纺织业未来仍有较强的集聚动力;3东部由于其特定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非均衡的特点为该地区纺织业在其内部省份间的调整提供了回旋余地。     

中国乡村发展进程与乡村振兴路径

乡村发展是乡村地域系统循环累积与动态演化的结果,全面梳理乡村发展历史脉络与地域分异格局,对于科学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落实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和人地系统科学认知,本文解析了1978-2050年中国乡村发展演化进程,探讨了乡村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揭示了中国县域乡村振兴水平的空间格局,进而提出了...     

The regional disparities of soci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Jiangsu Province, China *

Ｉ．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ｏｕｒｍａｉｎｇｏａｌｉｓｔｏｓ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ｗｉｌａｌｓｏｉｎｖｅｓｔ...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日益突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发展乡村旅游能够有力地契合和服务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农村繁荣稳定,加快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步伐,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系统梳理国内外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成果,针对内容深度相对薄弱、功能拓展比较泛化、时代特征不够显著等问题,把握新时代乡村旅游发展的新特点、新使命、新要求,充分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人口大国、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构建了融合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的新时代中国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归纳了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即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学理和逻辑机理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经济振兴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生态宜居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治理体系重构的路径研究、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研究。五个重点研究内容包括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保障层面,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科学、持续、健康发展。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方法论,汲取科学方法论的智慧和营养,构建多方法综合集成的方法体系,确保数据采集的真实性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是新时代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研究的关键。     

中国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及空间格局

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载体,满足城市群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优化金融资源在城市群之间合理配置,摸清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状况,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发展效率、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等指标体系,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定量分析23 个城市群银行、保险和证券等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和格局.结果表明：① 城市群内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在空间上形成东部沿海高于西部和中部的空间格局,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发展水平较高.② 城市群金融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群发育水平.其中金融发展效率和保险密度是影响金融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而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多少和城乡居民储蓄额大小影响较小;另外,区域产业结构,特别是上市产业(可交易产品) 结构与城市群金融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关性大.③ 银行、保险和证券服务业在城市群内部差异较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金融资源拥有量占到23 个城市群的50%以上,影响和主导着中国金融业发展.     

英国乡村发展政策演变及启示

诸多成功案例表明,全球化有助于加快经济发展知识与实践的国际转移,将国际知识转移至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中,为地区发展战略问题提供国际上相关解决方案。英国在其乡村发展历程中也曾经历过与目前中国相类似的发展阶段并遇到相似的发展问题,涉及乡村经济的多样化转型、对新技术和市场扩张的适应和基础设施改善等方面。因此,借鉴英国解决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解决目前中国乡村发展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本文分析了英国乡村发展政策的演变及其阶段性特征,其政策变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政策制订由自上而下转向自下而上、强调政策的综合性、注重乡村发展计划的长远性和可持续性、重视运用法律和市场手段等方面,最后从政策制订、乡村发展计划的实施以及发展项目选择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乡村发展的政策启示。并指出,考虑到国际乡村发展政策的趋同与差异,任何国际乡村发展政策和模式的采纳均需要根据我国特殊的文化、经济、政治传统和环境予以调整。     

乡村振兴下的聚落研究——来自经济地理学视角

论文首先从人地关系视角分析了乡村问题的背景及乡村振兴的内容逻辑,提出乡村衰退是人地关系调整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结果,乡村振兴最终目的就是调整人地关系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生产要素价值变化。对乡村振兴地理研究的评述发现,多数关注其战略内容的实施,而对乡村人口重要载体的乡村聚落重视不够。事实上,乡村聚落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密切,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场所,是乡村人地关系调整的核心和关键抓手,在乡村振兴中起关键作用。而已有的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多聚焦空间变化,并且重实证轻机理,尤其是与乡村振兴相关联的聚落演变机理研究尚无成果问世。最后,基于乡村聚落在乡村振兴中关键作用,提出从人地关系协调出发,加强乡村聚落演变理论、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趋势、乡村聚落专业化转型、乡村聚落整治优化及乡村聚落风貌景观等5个方面的研究。     

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以广西为例

乡村重构是实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手段,系统开展典型地区乡村发展与重构的格局特征及问题识别研究,是新阶段面向乡村振兴战略需求科学施策的基础。以广西为案例地,基于熵值法支持下的TOPSIS模型,分时段综合评价全区乡村发展水平和乡村重构强度的格局特征,识别乡村发展与重构的问题区域,探讨实现乡村振兴的调控路径。结果表明：研究期内广西乡村发展水平快速提升,乡村地域正在由相对均质走向异质发展态势;各研究时段经济、社会、空间重构强度均值逐渐增大,经济重构愈发加快,空间重构后来居上但仍相对滞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值逐渐提升,但当前协调水平仍然不高。基于上述研究,识别出乡村发展与重构存在若干问题的7类计37个县域,问题区域的形成折射着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是社会经济要素变化背景下地形地貌、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行为主体、区域政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地域的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社会—空间的协调耦合,乡村振兴的实现既需要从宏观层面统筹谋划乡村重构的区域路径,还需要针对问题区域及其关键领域研制促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空间优化的调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