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看地球化学的现状与未来

对2004年8月在意大利弗罗伦萨召开的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有关生命起源、地质灾害监测、壳幔相互作用、人类采矿与生产活动、水-岩相互作用、地表过程、古气候与古环境等方面的地球化学研究及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动力学、有机地球化学、地球化学分析技术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并对地球化学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区域地质研究进展

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汇集了全球典型地区的区域地质研究的最新成果。前寒武纪克拉通和年轻造山带的岩石圈差异表明在晚古生代欧洲是一个复杂的沿着由于罗得利亚超大陆裂解而形成的波罗的海边缘增生的地体拼接带。阿拉伯—努比亚地盾在新元古代也经历了裂解、俯冲及碰撞固结的过程。利用新资料分析了Afar地幔柱与板块构造事件对红海演化过程的影响程度。通过逆冲推覆构造确定里海和咸海地区一期强烈的挤压应力场与油气及矿床的定位密切相关。喜马拉雅结晶岩系年代的确定和第三纪以来造山带地质构造的演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大会上展示了阿尔卑斯地区和区域地质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分析了北美及加勒比地区区域地质研究的进展与现状。     

矿物包裹体研究的发展趋势——来自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信息

矿物包裹体研究的发展趋势——来自第３０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信息李兆麟（中山大学地球科学系，广州５１０２７５）关键词第３０届国际地质大会矿物包裹体发展趋势在３０届国际地质大会矿物包裹体学术报告会上，来自１５个国家的４０多篇论文是近４年来国际矿物包裹体研究的...     

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会议简介

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于2000年8月6日～17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到8月28日最后一条野外地质考察路线结束,历时23天。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的主题是:地质学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千年     

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构造地质研究进展综述

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系统地反映了构造地质学近年来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概括起来包括下列5个方面的内容。（1）构造变形与沉积作用：重点是不同构造体制,如伸展、挤压（包括斜压）体制下,各构造区域的构造+沉积关系,在利用层序地层等进行定量的构造反演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2）挤压作用下的构造样式：这一传统构造地质学的研究内容仍然为构造地质学家所关注,如薄皮构造与厚皮构造在碰撞和非碰撞造山作用方面的表现样式;（3）山链内构造反转过程和构造的继承：描述经历了变形体制转换的区域运动学演化,是构造地质学研究的前缘课题;（4）大陆边缘前陆逆冲+褶皱的形成：特别强调盆地-山脉的藕合关系;（5）高应变带的研究及技术方法：包括制图、模型、实验方法和材料等。     

从第34届国际水文地质大会看水文地质学发展趋势(代序)

第34届国际水文地质大会于2006年10月9-13日在北京召开,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567名代表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大会学术报告和九个分专题会场交流集中反映出当前国际水文地质学科发展的若干热点领域和重要发展方向,与会各国专家对地下水水质安全与污染修复、地下水补给机制和生态功能、地下水勘察评价的技术发展等领域给与了更多关注,反映这些领域是当前地下水研究的热点,说明水文地质学科的发展明显转向解决社会广泛关注的现实的应用性问题,包括维持生态系统、维护水质安全、防止地质灾害等方面,特别是这些问题与城市发展、农村脱贫、矿业基地、重大工程建设的结合.同位素、数值模拟和其他地下水勘察、评价、开发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更好地认识、利用和管理含水层系统,服务于上述应用性目标提供了保障.IAH将今后工作的重点放在亚洲地区,对跨边界含水层管理等问题十分关注.媒体的集中报道反映出水文地质工作与社会的结合已经相当紧密.     

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综述及对我国地质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讨论

第31届国际地质大会2000年8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总报告的主要内容涉及资源，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介绍了“成矿与物质转移过程中的变质作用”研究方向，从理论，机制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阐述变质作用中物质转移与成矿的关系，同时还介绍了一些国家如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等的地质研究现状，并对当前我国地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从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看矿床学及相关学科的进展

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中有关矿产方面的动态和进展主要分为以下4个部分：与黑色页岩有关的矿床;中亚地区的矿床及构造;锡、钨及其他稀有金属矿床的新发展;海洋矿床的最新发展。     

从第33届国际地质大会看《同一个地质计划》的现状及新进展

<同一个地质计划(OneGeology)>是一个由英国地质调查局于2006年2月发起的,世界各国地质调查局参加的,在互联网上可以很容易取得地质图数据的国际合作计划.     

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造山带和蛇绿岩研究进展

第32届国际地质大会反映了近年来造山带和蛇绿岩研究的最新成果。太古代与年轻造山带对比研究表明决定造山带几何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它们与同造山及造山期后的伸展构造体制的响应方式。进一步分析了中新元古代罗得利亚超大陆的形成与裂解机理。分析了晚前寒武纪-古生代造山作用过程及可能模式。造山带形成后其深部表露、抬升和剥蚀过程与气候及环境演变有紧密的关系,是当前及今后地球科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蛇绿岩的岩浆成因并不能用一种简单的模式来解释,研究表明蛇绿岩岩浆具多成因。提出了蛇绿岩套的双离散侵位模式、多米诺旋转侵位模式、俯冲快速折返就位模式。对比表明特提斯及环太平洋蛇绿岩的来源、演化及就位特征具明显的多样性。     

世纪之交的地球科学空前盛会———北京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综述

北京第３０届国际地质大会盛况空前。本文围绕大会主题进行的学术交流，综述了地质工作者们在矿产资源的可供性、地球环境的保护和减灾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及今后艰巨的任务，表明地质科学正处于一个崭新纪元的开端。面向未来，地质工作者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青藏高原主要地体地壳短缩作用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对喜马拉雅、拉萨和羌塘3个地体已有的有关地壳短缩研究成果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3个地体进行了平衡剖面恢复:北羌塘侏罗系短缩率为25.18%.南羌塘短缩率为33.57%;对拉萨地体南段(措勤盆地南部坳褶带)上白垩统恢复得出其短缩率为20.68%北段中部坳褶带到班公湖一怒江缝合带南缘短缩率为25.3%;地处特提斯喜马拉雅地体东段的郎杰学地体三叠系短缩率达75%.大于前人研究的特提斯喜马拉雅56%~6O%的短缩率.通过对比,对3个地体短缩变形的规律进行了分析,认为各地体内部短缩作用并不是一个连续均匀的过程,陆内变形主要是通过稳定地体边界和大型逆冲构造带来吸收的;拉萨地体和羌塘地体新生代内部变形较小.     

青藏高原主要地体地壳短缩作用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对喜马拉雅、拉萨和羌塘3个地体已有的有关地壳短缩研究成果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3个地体进行了平衡剖面恢复：北羌塘侏罗系短缩率为25.18%,南羌塘短缩率为33.57%;对拉萨地体南段(措勤盆地南部坳褶带)上白垩统恢复得出其短缩率为20.68%,北段中部坳褶带到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南缘短缩率为25.3%;地处特提斯喜马拉雅地体东段的郎杰学地体三叠系短缩率达75%,大于前人研究的特提斯喜马拉雅56%~60%的短缩率。通过对比,对3个地体短缩变形的规律进行了分析,认为各地体内部短缩作用并不是一个连续均匀的过程,陆内变形主要是通过稳定地体边界和大型逆冲构造带来吸收的;拉萨地体和羌塘地体新生代内部变形较小。     

青藏高原主要地体地壳短缩作用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对喜马拉雅、拉萨和羌塘3个地体已有的有关地壳短缩研究成果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3个地体进行了平衡剖面恢复：北羌塘侏罗系短缩率为25.18%,南羌塘短缩率为33.57%;对拉萨地体南段(措勤盆地南部坳褶带)上白垩统恢复得出其短缩率为20.68%,北段中部坳褶带到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南缘短缩率为25.3%;地处特提斯喜马拉雅地体东段的郎杰学地体三叠系短缩率达75%,大于前人研究的特提斯喜马拉雅56%~60%的短缩率。通过对比,对3个地体短缩变形的规律进行了分析,认为各地体内部短缩作用并不是一个连续均匀的过程,陆内变形主要是通过稳定地体边界和大型逆冲构造带来吸收的;拉萨地体和羌塘地体新生代内部变形较小。     

东营凹陷南斜坡沙四下亚段—孔店组原油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分类

东营凹陷南斜坡沙四下亚段—孔店组为一套紫红色或红色碎屑岩沉积,本身不具备生烃能力,因此对该层段原油成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系统分析17个油砂和5个原油样品的生物标志物组合特征的基础上,将该区原油划分为4种成因类型。Ⅰ类原油分布于平方王地区和博兴洼陷,Pr/Ph0.8,Ph/nC180.6,伽马蜡烷含量极低,4-甲基甾烷、重排甾烷含量相对高,Ts/Tm、藿烷/甾烷值相对高,可能来源于一套淡水湖相环境下形成的、富含粘土矿物的泥岩。Ⅱ类原油分布于纯化—乐安构造带、陈官庄构造带,Pr/Ph0.6,Ph/nC182,伽马蜡烷含量高,4-甲基甾烷、重排甾烷含量低,Ts/Tm和藿烷/甾烷值低,可能与一套盐湖相泥岩或灰质泥岩有成因关系。Ⅲ类原油分布于青城北缓坡构造带,检测出25-降藿烷系列,伽马蜡烷含量介于Ⅰ类和Ⅱ类之间,可能为早期充注的Ⅱ类原油遭受生物降解后和晚期充注的Ⅰ类原油形成的混源油,且以晚期充注为主。Ⅳ类原油分布于王家岗地区孔店组,具有C29甾烷绝对优势和高含量的伽马蜡烷,推断为Ⅱ类原油和一种来源于浅湖—沼泽相的原油形成的混源油。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mall-scale farming in rural Africa: Case studies from Ghana, Sudan, Uganda, Zambia and South Africa

I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or centr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o develop and/or adapt technologies that would help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Africa where national efforts have been supplemented with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s. Although some modest progr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improving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on the whole, the improvement record is not quite encouraging among the small-scale farmers. In many areas, either there are no improved technologies, or where they exist, are unacceptable by farmers. However, where useful technologies exist, their spread has been very limited and where they have been adapted, the benefits only accrue to a small segment of the community. The logical question posed is: why and how do we find ourselves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is paper considers the view that to understand fully why the available technologies have remained largely at the research centres, there is need to examine the whole process of research, development, dissemin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It is significant to investigate th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rospects under which those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work, their motiva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The traditional ‘top-down’ of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be supplemented with farmers'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programmes encouraging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hould include institutional support. Only by the identification of farmers'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utilisation, preferences, socio-economic circumstances and constraints can a development programme of optimum meaning to farmers be devised and implemented with success.